我的母親龔蘭，有一張攝於1958年的老照片：她抱着剛割下的一大捆穀子，表現出豐收的喜悅。據母親說，這張照片曾在當年四川省林業廳辦的《下放幹部成果展覽》中展出過。從照片上看，我母親滿面笑容，喜氣洋洋，正表現出那個「大躍進」年代人們的精神面貌。不過，在這表情背後，我母親卻另有一些難以忘卻的記憶。在她晚年，我多次與她聊起那些往事，她陸續作了些講述。
那張照片，是母親在當「下放幹部」時的留影，當時他們好幾位「下放幹部」都以這個姿勢各自照了相同的照片留作紀念。
現在提起「下放幹部」，年輕一些的人許多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了。有的人會以為是文革中按照偉大領袖「廣大幹部下放勞動……」的最高指示去那個所謂「五七幹校」的幹部，很少有人還記得甚至完全不知道「下放幹部」是1958年出現的專有名詞。
當年曾流行過這樣一首「兒歌」（當然是由大人代筆寫的），我們小學音樂課曾唱過：
小斑鳩，咕咕咕，
我家來了個好姑姑，
同我吃的一鍋飯，
同我住的一間屋。
白天下地搞生產，
回來掃地又餵豬。
媽媽問她苦不苦？
她說不苦不苦很幸福。
要問她是哪一個？
她是下放的好幹部。
現在網上居然有文章說這是歌頌「四清」工作隊的女幹部的，完全錯了。
下放幹部，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之後開展的又一項大規模政治運動。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下放幹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示》，認為目前占我們為數一千多萬宏大幹部隊伍的大多數年輕幹部，一般都沒有經過或基本上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群眾鬥爭和勞動生產的鍛煉，為了建立起一支有階級覺悟和業務才能的，經得起風險和密切聯繫群眾的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應該有計劃地組織動員大批知識分子幹部到工廠、農村去參加體力勞動，到基層去做實際工作。
《指示》指出，幹部到基層主要是農村參加勞動，全國總數已超過100萬人，已經下放和準備下放的幹部大約有300萬人左右。（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142頁）
《重慶市志》記載了兩則在這個文件下發之前「已經下放」的情況：
（1958年）2月7日中共重慶市委在重慶大學召開大會，歡送各高校、科研機關首批下放到市郊農業社參加勞動的教授、講師、助教、科研人員、行政幹部共489人。
2月14日市級機關、企事業單位幹部265人下放到九龍坡區的馬王鄉和建勝鄉的13個農業合作社勞動鍛煉。（重慶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344—345頁）
另據《重慶市市中區志》記載：
（1958年）3月25日從1月份開始，全區分4批下放幹部396名，其中380人下放到南桐礦區和江北區農業生產合作社參加生產勞動，有16人下放基層。（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政府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重慶市市中區志》，重慶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頁）
我母親本來是重慶市稅務局托兒所的幼教老師，兩年前響應號召調去「支援林業」——到隊部設於重慶的中央林業部森林調查第三大隊辦托兒所。按照中央那個文件中所說的需要下放的是知識分子年輕幹部中「沒有經過革命戰爭」（即沒有當過兵打過仗）、「沒有經過群眾鬥爭」（即沒有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鬥爭）、「沒有經過勞動生產的鍛煉」（即出身於非工農勞動者家庭），這三個條件她都占齊了，再加上當時我父親已被打成「右派」，因此她雖然家裏有四個年幼的子女（最大的我正上小學二年級下期），也只能規規矩矩聽從安排去當「下放幹部」。
她是1958年「三八」節後被作為她所在單位的首批「下放幹部」到重慶遠郊南桐礦區（後改稱萬盛區）農村去的。因森調三大隊機關人少，他們幾個「下放幹部」是跟重慶市市中區的一批教師一起下放的。
南桐礦區是重慶南邊鄰接貴州的高寒山區，除了煤礦以外，農村十分貧窮。他們下去後，按要求必須跟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過，因當地農家簡陋狹窄的居住條件限制，同住根本不可能，他們只好集體住宿，但吃飯則是分派到每戶農家去吃。我母親被分派到一家「工屬」（農婦的丈夫是礦工）家去吃飯。
工屬應是當地農民中經濟條件較好的了，但仍吃得十分簡單，有時是煮的帶糠殼的飯，咀嚼時滿嘴「嚓嚓」響，難以下咽，吃下去後解大便很困難，有時就是一點菜葉子加幾粒米煮的清稀飯，農民可以吃幾大碗，而我母親卻只吃得下一兩碗，當然就得餓肚子了。
他們去農村後，要參加各種勞動，挖地是挖那種板結得很硬的土，還要栽秧、撻谷、挑水……我母親最緊張的是背當地那種高高的尖底背篼走山路運送東西，她個子矮，那背篼幾乎有她人一樣高，路上累了要休息時不能放下背篼，只能靠攏一處岩壁或大樹，把背篼的尖底擱到地面，讓身體減少負重，手上撐一根棍子保持平衡，喘幾口氣再走。更叫人提心弔膽的是有時一段路兩邊都是懸崖……
每天從事這些繁重的勞動，卻吃不飽，可以想見生活的艱難。那時還沒到大饑荒時期，但是「下放幹部」們就先已體會到了挨餓的滋味。帶隊領導事先就一再警告他們：不得上街去吃飯，農民會認出誰是下放幹部的，影響不好。當時的這些「下放幹部」都很老實，加上又是在「反右」之後，誰敢不「聽黨的話」？一般也就不敢上街去吃飯了。有時餓得實在不行了，我母親才和一兩個同事相約，悄悄在天黑以後去鄉場上買點東西吃。直到他們那批「下放幹部」餓得許多人都病倒了之後，領導怕出事，才把他們集中到南天門農場自己開伙。
我近年讀到《吳宓日記續編》第三冊（1957—1958），才看到日記里記載，1958年這個「全民大躍進」的年份確實已經開始出現了饑荒，而且是在重慶郊區北碚的高校與附近農村。在吳宓2月13日的日記里記載，他所在的西南師範學院校內食堂「近日全體留校學生，三餐皆粥，省糧以助在鄉勞動師生之日食。員工公共食堂此四日中，亦無米飯、面、饅之供應……」3月6日記載一教師從鄉下回來告知的見聞：「農民五日中，僅食乾飯一餐，余皆粥，菜以辣椒、泡蘿蔔為主……教師之往農村鍛煉者……皆患食不能飽，勞苦不勝。」所說的「教師之往農村鍛煉者」，指的顯然就是「下放幹部」了。在6月15日日記中又記載了一友人來訪時所述：「述鄉間農民窮餓勞苦之情形為自昔所無，近日以糠、麩及玉黍杆磨細為食，小兒兄弟姊妹間，為一顆干胡豆而爭打；至於展覽會中之所見，報紙之所登，皆偽造之宣傳。」（（均見《吳宓日記續編》第三冊，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吳宓日記中記載的農村飢餓情況，正是我母親他們那些「下放幹部」親歷飢餓的同一時期。
在我母親他們下放期間，一些被定下了「右派」罪名的幹部也陸續被押送下來了，「右派」不同於「下放幹部」的是，「右派」是來「勞動改造」，而「下放幹部」是來「勞動鍛煉」。
給我母親留下很深印象的有這樣一件事——
一個「右派分子」，是重慶城裏一所中學的教師，下來後，在這裏的「下放幹部」中找到了他妻子（也是一個教師），夫妻倆在妻子住處小聚，妻子煮了一頓飯給丈夫吃。此事被領導知道了，馬上召開了批判會，要那位當妻子的作檢查，因為她沒有同「右派」丈夫「劃清界限」。那位可憐的妻子只好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檢查」。
事後不久，因一些幹部又累又餓病倒了，而當地又缺醫少藥，於是，經領導批准，包括「右派」在內都可以請假回重慶城裏去看病。回城當然就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於是一些人就想辦法裝病。
那位「右派」教師也想趁機回城去改善一下生活，但他身體好，怎麼裝病呢？他就用紅藥水塗在草紙上，謊稱「痔瘡」發了。於是他也獲准回城看病。臨走之前，他又怕妻子擔心他的病，對妻子悄悄說了他是裝病的事。不幸的是，這位妻子因前一次的教訓，再也不敢不跟他「劃清界限」，馬上把丈夫裝病的真相報告了領導。於是這位「右派」丈夫被禁止回城，並遭到批判。丈夫遭此打擊，氣得揚言要去把妻子殺了。在這種情況下，就由組織出面，押着那位丈夫跟妻子辦了離婚手續。
許多年後，我母親聽熟悉的人說，那位丈夫的「右派」罪名得到了「改正」，子女也大了，看到父母雙方都一直沒有再婚，就都希望父母復婚。但是他們父親心上的傷口太深，堅決不同意。這個家庭終究未能破鏡重圓。
誰能想到，那照片上滿面喜悅的「下放幹部」心中，還藏着這些苦澀的故事……
母親保存下來的老照片中，有一張是他們「首批下放幹部歡送首批回隊的小余、紹清」（她在照片背面寫下了這些說明文字）的留影，照片上她在前排中間，左右二位女士是區委幹部小葉和小學教員小王，後排男士都是森林調查第三大隊的青年幹部。
1959年初，母親在當了「光榮的下放幹部」十個月後，終於得到通知結束下放，但是，這時森林調查第三大隊已從林業部下放到四川省林業廳，重慶的隊部機關撤銷了，母親和最後幾個下放回來的同事被要求直接去已遷成都的隊部報到另行分配工作。母親只好匆匆「路過」而不是「回到」她久別的重慶城內家中，將家事全部託付給外婆，帶我們四個孩子去照相館照了張合影，然後繼續背上行李，首次乘坐成渝鐵路火車，老老實實去了成都……
2020年8月21日
改定於重慶風江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