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蠶鹽法
宋代有一種「福利」，叫做蠶鹽法。
養蠶需要用到鹽，而蠶絲未成之前百姓往往無錢買鹽。民意遂寄希望於官府，希望能先從官府貸鹽——鹽是被官府高度壟斷專賣的物資——等蠶事完畢再償還鹽錢和利息。這是蠶鹽法出台的初衷。
蠶鹽法始於南唐盛於北宋。可是，蠶鹽法在北宋沒有變成百姓的福利，相反，它逐漸蛻變成了官府定額定期向鄉村民戶攤派食鹽的工具。每年二月育蠶季開始，官府就會派人去強迫民眾買鹽。每年六月蠶繭收穫季到來，官府就會派人去向百姓徵收絲絹（不直接收錢，而要將鹽價和利息折納成絲絹，是因為折算過程中有很大的操作空間，比如按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的價格來折算完全由官府說了算，可以讓政府多賺一筆）。不管養不養蠶，都要在二月貸官府的蠶鹽，都要在六月向官府償還絲絹。
蠶鹽法在底層民間引起許多怨言，但朝廷始終不為所動。到了宋徽宗統治中期，政府幹脆出台了一項更無恥的規定：
「人戶合納蠶鹽錢，自祖宗以來，認納皆有定數。如不願請鹽，即具合納鹽數上納六分價錢，具存成法。」
至此，蠶鹽錢完全拋棄了初衷，成了壓在百姓身上的官定負擔，嚴禁農戶以不養蠶為由拒繳。即便不養蠶也不想要鹽，仍得向官府繳納相當於攤派額度六成的蠶鹽錢。福利赤裸裸地變成了稅負。
2、隋社倉
公元585年，隋朝度支尚書長孫平給隋文帝出了個主意。
長孫平說，天下州縣常遭受水旱災害，百姓常陷入饑荒。如果在每年秋收的時候，讓每戶人家按貧富等級拿出一些糧食來，最高額度為每戶一石，然後將這些糧食儲存在倉庫之中，遇上災年再拿出來賑濟災民，豈不是很好？當下設於州郡用來存放稅糧的倉庫叫常平倉，這個新設於鄉村用來儲放饑荒保障糧的倉庫可以叫做義倉。
隋文帝很喜歡這個建議——他實在沒理由不喜歡。首先，設置義倉是讓民眾自己給自己交災保糧，並不需要官府出一粒糧食。其次，民眾已給朝廷繳納了各種稅賦，朝廷本就有義務在災荒年份打開官倉（也就是常平倉）賑濟民眾，官倉之外再設義倉，實際上相當於將賑災責任轉嫁給了民眾。
隋文帝應允了長孫平的建議，但沒採納義倉這個名稱，而是將之改稱社倉。在新制度中，糧倉建在里社之中，出糧者是里社中的普通民眾，管理者是里社的社司。然而僅僅過去十年，公元595年，隋文帝便以上年的關中大旱為由頭下旨，解除了社司管理社倉的權力，將北境所有社倉轉交給地方州縣掌管，民眾向社倉交糧的方式也由自願性質的「勸募」，變更為按官定標準統一強制繳納。
在詔書中，隋文帝公然將給社倉交糧稱作給國家交稅：
「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百姓自己給自己交的災保糧，至此變成給朝廷的稅賦。
隋文帝開了頭，隋煬帝也有樣學樣，「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貸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途無以支給」，楊廣大興土木，錢不夠花，就把手伸到存放救災糧的社倉里，肆意揮霍百姓的災爆糧，所有社倉都被折騰空了。
3、宋義倉
義倉名為福利實為稅賦，讓許多皇帝垂涎。
唐太宗雖然經常批判前朝隋煬帝，可在徵收義倉稅這件事情上卻完全照搬隋煬帝的做法：按戶納糧，上上戶納糧五石，余者依次遞減，不管名下有田沒田，不管是農民還是商人，都得把這筆義倉稅交上來。整個唐代，義倉里的糧食幾乎從來沒有花在交災保糧的百姓身上。武則天時代，酷吏來俊臣收受賄賂，「斷出義倉米數千石」給行賄的富商倪氏，官權力隨手便能將數千石義倉米撥給私人。到了唐中宗神龍年間，因朝廷和官府的無節制揮霍，「天下義倉費用向盡」，義倉里已顆粒無剩。
宋朝的情況也沒好到哪裏去。
宋太祖與宋仁宗都對義倉感興趣，屢屢在朝堂上提議重新開徵義倉稅。北宋初年的朝臣中，還頗有一些以民為本的士大夫。他們在朝堂上公然說徵收義倉稅是「賦稅之外，兩重供輸」，百姓已經繳納過賦稅，朝廷有義務設置常平倉去賑濟百姓，在常平倉外再設置義倉，等於強迫百姓再繳一次稅，而重複徵稅是不對的。
宋太祖和宋仁宗沒梗着脖子硬收義倉稅。這倒不是他們從諫如流，而是朝廷財政還沒困窘到可以不要臉面的程度。1077年，宋神宗終因國庫空虛而乾綱獨斷，撕掉臉面開始重收義倉稅，且規定只有特別窮、年納稅總額不超過一斗的民戶才可以免交。這些義倉全部建在縣城之中，往往與縣倉合而為一，後又強制併入郡倉，結果「悉為官吏移用，……故遇凶年無以救民之死」。1123年，權臣蔡京甚至下令江南、兩浙等路義倉僅留下三成糧食，余者全部運往京師，皇權對災保糧的挪用可謂肆無忌憚。
南宋義倉繼續控制在官府手中，糧食繼續被挪用。宋高宗時，州縣對義倉糧食隨意支用，水旱災害發生時常無糧賑濟災民。宋寧宗時，衙門將義倉糧食拿到市場上倒賣生財，已成為常見現象。南宋基層官員董煟在其《救荒活民書》中批評道：
「義倉，民間儲蓄以備水旱者也。一遇凶歉，直當給以還民，豈可吝而不發，發而遽有德色哉！」
那義倉里的糧食本就屬於百姓而非官府，遇到災年本該立即發放不可吝嗇；官府開放義倉賑災，不過是把百姓自己存的保災糧還給百姓，豈可自認為對百姓有所恩德！義倉本是民眾將自己的糧食寄存起來以備荒年，結果落在官府手中卻變成了一種稅。
董煟是小人物，他的批評沒有任何效果。
4、朱熹社倉
1181年，對義倉深感失望的朱熹重新撿起了「社倉」這個名稱。
朱熹希望在民間設立新的「社倉」，倉庫設在本地而非遙遠的州郡，由本鄉人士主持，收糧放糧由地方耆老掌控，不許州縣官員干預。朱熹希望社倉的糧食回歸災保糧的本意。
遺憾的是，宋朝百姓在朝廷稅賦政策的壓迫和誘導下，普遍選擇儘可能分裂為三到五口人的小戶人家（如北宋的衙前差役、南宋的丁鹽紬絹，都起到了迫使百姓分家的效果）。生於南宋、後來成為元朝百姓的洪焱祖曾感慨金、元政權統治下的北方百姓多是大家庭，「束矢莫能折」；而南宋政權統治下的南方百姓「小戶亦縷析」，即便是親兄弟也要分割成小戶人家單過。民間社會的這種支離破碎，導致朱熹所期望的社倉在民間缺乏支持，無法自我發育。當然官府也沒有動力去幫助百姓推行，畢竟朱熹式社倉要將糧食的收支管理交給民間社會，這種模式等於切斷了官權力謀取利益的通道。所以陸九淵曾感慨：「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方無知者。」（元代江南因民間社會發達，民間自發運作的社倉，倒是起到了一些比較好的社會保障效果）
民間沒力量實施，衙門沒動力推廣，朱熹的社倉夢自然只能是夢。更悲劇的是，朝廷雖然對朱熹式社倉無感，可社倉這個名目卻很快引起了朝廷的興趣。於是，南宋百姓在常平倉稅、義倉稅之外，又多了一種社倉稅。這種社倉稅走的仍是官府控制、倉儲挪用、強制催收的老路。
當然了，南宋政府開徵社倉稅的名義，仍是為了百姓福利。
5、和買絹
宋朝還有一項福利政策，叫做和買絹。
該政策始於北宋太宗、真宗時期。其本意似乎很好，政策內容簡單說來就是：春天的時候由官府貸款給窮困百姓，讓他們有資金種桑養蠶、種麻織布，到了該繳納夏秋兩稅時，再讓百姓給官府繳納相應絹帛來抵消貸款。因相當於政府預先支付採購絹帛的資金，故該政策也叫做預買絹。
宋仁宗時，因朝廷需要大量的絹帛來滿足軍隊所需，地方政府在徵收絹帛方面壓力很大，和買絹政策在河北、兩浙、四川等地皆有實施。宋神宗年間，和買絹又借王安石變法之機在全國鋪開，成了宋朝政府的一項固定政策。但也正是從此時開始，和買絹這項福利成了宋朝百姓人人痛恨的暴政。
首先，朝廷因屢興戰事，絹布需求激增，絹布市場價格暴漲數倍。但官府推行和買絹政策時，預支的本錢不願隨市價上漲，導致參與和買絹對百姓而言成了虧本生意。其次，有些地方官府還玩起了折算的把戲，如宋哲宗元祐年間，江都縣不給百姓預支現錢，而是把錢折算成鹽，官府預支六兩鹽給百姓，作為一尺絹的價格，可六兩鹽的市價僅相當於一尺絹市價的三分之一。這樣搞的結果，自然是參與和買絹項目的百姓虧慘了，紛紛想要退出，不敢繼續享受這項「福利」。
朝廷亟需絹布，百姓卻不肯再參與和買絹。官府怎麼辦？自然是傳承上千年的老手段，動用行政力量，按百姓的資產等級，實施強制攤派。被攤派到的百姓，不管願不願意，都必須參與和買絹這項「福利」，必須接受官府給定的預購價，必須按期繳足官府規定的絹布數量。
北宋官員范鎮親歷了和買絹政策如何從福利變成暴政。據他講，北宋百姓早期參與和買絹項目，因官府收購價比較合理，還能掙到一些錢。但進入宋神宗時代之後，一切就都變了。不但官府的採購價遠低於市場價，負責採購事務的轉運使為完成政績，還搞起了攤派。富人必須參與和買絹，動輒被攤派數百匹之多；窮人也必須參與和買絹，動輒被攤派二三十匹之多。攤派匹數越多，虧損就越大。富人和窮人都被搞得焦頭爛額，都極其痛恨這項「福利」。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在權力不受約束之地，任何充滿善意初衷的福利政策，最後都會退化為汲取工具。和買絹政策也不例外。宋神宗時期，百姓多少還能從官府手中拿到一點點絹布預購款。到了宋徽宗崇寧年間，官府已直接將和買絹視為了一種新稅賦，不願再向百姓支付象徵性的預購款——沒有預購款，和買絹對百姓來說就成了純粹的負擔。
進入南宋後，這項新稅賦乾脆以「折帛錢」的名目，堂而皇之固定了下來，成了所有百姓都要承受的新稅種。不管你家裏有沒有種桑養蠶、種麻織布，只要是南宋百姓，便都逃不掉這筆稅。至於這筆稅的初衷本是「福利」，朝堂之上早就無人在意。
2025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