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屬理解範圍內的台灣元首出訪，因為非洲三國（塞席爾、毛里裘斯及馬達加斯加）拒絕總統專機飛越領空，導致行程取消，一個在國際上本是輕量級的新聞，因此突然得到不少外媒關注，畢竟中國唆使盟友打壓台灣國際空間（中共外交部和國台辦相繼對這非洲三國表示高度讚賞）已稀鬆平常，今天竟能在沒有飛航、國安顧慮下，令其對台灣總統關閉領空，確實罕見。
只是沒想到還有後續。數日後，賴清德採取搭乘邦交國專機方式，飛抵之前去不了的斯威士蘭，新聞熱度瞬間暴增，「斯威士蘭」四字，24小時內立刻登上中文google熱搜的前十大關鍵詞，在國際媒體上，也從最初必然的「郵票大小文章」，瞬間膨脹成不容忽視的進展，最後連美國國務院都要表示意見。台灣總統訪問邦交國斯威士蘭「新聞稿這麼大」，台灣內部有讚許、有批評，但最懊惱的應該是中共，從事後反應，他們恐怕真沒料到台灣這回「放下前局失一分、專注投出下一球」的調整會這麼快。
而從這次經驗，其實也應證了一個事實，在中國全面壓制下，台灣國際空間屢遭壓縮，外交手段的靈活性倒也因之受到刺激而多有變化。
從一個角度看，台灣為什麼需要外交（關係），因為外交承認向來是確認其（國家）生存權，以及在國際關係中享有平等法律地位的最直接方式。台灣當然符合所有被承認國家的標準，只是無可否認，除非中國容許雙重承認或不再堅持「一中原則」，否則台灣的外交處境（尤其正式外交關係）仍將受到極端壓抑。
另一方面，台灣需要外交，中國則需要透過孤立台灣，迫使台灣和全世界各國斷絕外交關係，以為融並台灣鋪路。10年前，台灣邦交國的數字為22，現在是13，關鍵理由從來不是台灣對那些邦交國做了什麼，而是中國對他們做了什麼。那麼，要同時抵禦、突破中國在外交上的壓迫，又不直接形成武力相向，台灣就不得不在「游擊外交」上不斷尋找新解。
「游擊外交」（Guerilla diplomacy）可回溯自2009年，加拿大資深外交官科普蘭（Daryl Copeland）在著作中的用詞。他對「游擊外交」的定義是：運用非常規方式、戰術和策略來實現傳統外交目標的外交活動。實踐上，指的是傳統外交官透過創新和非傳統手段與外國政府、組織及個人接觸，有時還會直接繞過傳統外交管道和禮儀，去建立體制外聯繫並發展關係，目的皆是為了透過更彈性的外交手段和國際法框架，去克服傳統外交壁壘。在傳統外交管道失效或受限的情況下，非常規的游擊外交就會派上用場。
說到這裏，所有過去到現在的台灣外交官，對上述「游擊外交」必當心有戚戚。全世界也許很少有國家像（或必須像）台灣，能把所謂的「游擊外交」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
近期，不只總統出訪受阻，原定5月5日在非洲尚比亞舉行的「2026全球數位人權大會」（RightsCon2026），開幕前幾天，主辦單位「即刻連線」（Access Now）亦突然於官網發佈取消聲明，且證實是因中國政府施壓主辦國不准邀請台灣參與，才導致實體與線上活動均無法如期舉行；遠者，中非聯手抵制台灣，另有2017年5月在澳洲舉辦金伯利進程（一項旨在打擊鑽石貿易衝突的多邊倡議），中非代表團直接在會場內用麥克風喧譁，阻撓台灣代表團進場，主辦方不堪其擾，最後只得請台灣代表團離席。
台灣在國際上因中國之故遇到的類似情事，豈止族繁不及備載，中國意欲將台灣全球邊緣化，也早就不只局限在國家層級，甚至連外國小學校園倘若掛有萬國旗，它也會因為對並列其中的中華民國國旗感到刺眼，要求校方撤下。但也正因為如此，過去以來才不斷刺激出台灣在游擊外交上屢有創舉。
就科普蘭所言，「游擊外交除了要用上公共外交的所有工具，同時還要融合游擊戰的經典特質——敏捷、適應力和即興發揮」。這已是21世紀外交職業面對當今國際變遷，所需的一系列全新技能。就這點看，關於「游擊外交」的領略活用，台灣應該可為全球指標案例，或許也包括這次台灣總統採取搭乘友邦專機方式突圍出訪。至於台版「游擊外交」背後的動力和創意激盪，中國堪稱「居功厥偉」，完全不必謙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