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經常召開訴苦會，也叫「憶苦思甜」。公社、生產大隊、學校，甚至班級都要開這樣的會。只要開訴苦會，喇叭里就會播放大家早已聽熟了的歌：「天上佈滿星，月亮亮晶晶，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伸。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血淚恨……」
一次，我所在小鎮的兩個生產大隊，一起開憶苦思甜會。街北頭的一位吳姓農民，聽到激動處，忍不住了，也跑到主席台上要求訴苦。本來，事先並沒有安排他訴苦，但他已經來到主席台上，主持者只好讓他訴。
「解放前離現在時間久遠了，我就不說了，我就說記得最清楚、餓得最慘的事，就是59、60年」。
剛說到這裏，主持者趕緊走到他身邊拉他下來，我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只聽旁邊一起參加會的社員議論開了：這是在訴誰的苦呀？
吳姓農民不聽主持者的勸阻，越說越激動：「59年、60年那陣子，好苦啊，大人小娃都沒得飯吃，餓死了好多人，還有許多人得了黃腫病，臉黃得透亮，腫得像個盆子。許多女人掉茄子（子宮下垂），也不生娃子了。」
主持者還是把他拉開，對下面的聽眾說「老吳一提起過去，就太激動了，現在讓他休息一會兒，等平靜下來了再接着講」。老吳被拉到了旁邊的凳子上坐下。會議繼續進行。
這是參加許多訴苦會所聽到的最為慘痛的經歷。
事後，有的社員說，老吳家是貧農，根正苗紅，人又本分老實，如果稍有點歷史問題的話，就可能要駕他的飛機了。但也有的社員不以為然：老吳說的是真事，為啥不准訴？
當時軍隊裏好像有個叫「陳戰武」的軍人，訴苦出了名的，但我們沒有聽到過他本人訴苦。我們學校有位王老師，剛從部隊復員，帶有這位軍人訴苦的材料。王老師一到學校，就組織全校的師生，念這位軍人的訴苦材料。當念到這位軍人的父親沒錢治傷，住不起醫院，胳膊上的傷口長了蛆，疼得在地上打滾時，王老師捶胸頓足，嚎啕大哭起來，全校師生都跟着一起哭。然後，王老師又到每個班，念這份訴苦材料，每次，只要王老師一哭，學生老師都跟着一起哭。
王老師訴罷苦後，班主任就要求我們每個學生回家準備，下次就輪到我們每個學生訴苦了。
我就問奶奶，奶奶沉思了半天，向我憶起了過去的苦：有一年，農曆三月二十八，是趕廟會的日子，十里八鄉的人們都來到我們小鎮東邊河裏的沙灘上。廟會上有「玩把戲」的，（也就是今天的雜技），有做買賣的，還有許多小吃。奶奶帶着我的兩個姑姑，也來看廟會。正看到興頭上，突然聽到轟隆隆的響聲，原來是飛機來了。看廟會的人都到處躲。奶奶牽着我的兩個姑姑，也趕忙躲到了河邊上的一個磚瓦窯里，剛鑽進窯洞，就聽見外面傳來「轟」、「轟」兩聲巨響，我小姑當時很小，被響聲嚇得直哭。
以後才知道，這大概是第二次隨棗會戰時發生的事。
有了這些「素材」，就不用擔心了。班上訴苦的時候，同學們依次都訴。輪到我時，我就把奶奶講的事說了出來。當說到我的小姑被嚇哭時，也不知咋的，鼻子一酸，哭了起來，其他同學都跟着哭。事後，老師還特地表揚了我。
聽了好多憶苦思甜報告，多是講跑土匪和跑日本的事，很少聽到地主欺壓百姓的，更沒有聽到過像四川的劉文彩那樣的惡霸地主，私設公堂和監獄，隨意捉拿鄉民拷問、下水牢的。這跟教科書和當時報紙宣傳的似乎不太一樣。
那時候還小，不明白是咋回事，就問生產隊裏的社員。有的社員就拿我們隊上的一個地主作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被吊在大樑上，然後兩個人突然鬆手，被摔得鼻青臉腫的那位。他平時生活十分節儉，最好的食品是小米乾飯。苦扒苦做了一、二十年，攢了一點錢，在臨近解放時買下了二、三十畝薄地。也該他倒霉，土改時給他劃了地主成分。
這位農民繼續說道：地主是善人，是紳士，他們對佃戶和長工其實是不薄的，多是自己吃差食物，把好食物給長工吃。遇到荒年，地主就會在門口支上大鍋，熬粥給窮人吃；有需要接濟的人求助，地主此時會不講條件地應允，幫助他們渡過災荒。就像現在一樣，有權有勢的人，並不都是壞人，也有許多好人。
那時候，我們已經開始學「哲學」了。雖然對什麼是哲學都沒弄懂，（就是現在仍然不太懂），對那些艱深的理論就更不用提了，但，對毛主席的一句話，卻是記得很清楚的：一分為二。
社員的這一席話，不正是在運用「一分為二」看待事物嗎？一分為二不正是教我們看問題客觀、公正、全面麼？那為什麼要刻意地把原本是有知識、有財產、有修養、善良、睿智，對鄉民起表率作用的紳士階層，說成是十惡不赦的一群人呢？地主與貧下中農之間，本無什麼深仇大恨，為什麼要人為地說二者存在嚴重的階級對立？
我懵懵懂懂地，猜想：對地主是不是太過分了？再說了，分了地主的田地，本應對地主存感激之情才合常理。現在可好，不僅不感激，還把有恩於社會的人當成敵人對待，經常批鬥他們，毆打他們，這太不厚道了吧？到底是地主的錯呢，還是我們這個社會突然間墮入到野蠻時代，缺少了正常社會應有的良知、良善和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