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郭力先生的《北大反右運動中的揭發與誣陷》，深感人性的善惡，有些是與生俱來的，並不因環境的險惡而改變，只會是善者愈善，惡者愈惡。
李宏燾是華東師大附中的保送生，品學兼優，進入北大後，擔任班長。1957年鳴放時，他們班沒有同學積極參與，受到上級批評。為此，李宏燾找到團支書劉文昭商量，決定搞一個模擬辯論會，劉文昭作為正方，發表左派觀點；李宏燾作為反方，發表右派觀點。
雙方做了簡單的準備後，召開了一場模擬辯論會。因為是模擬，結束後就再也沒人關注此事。
誰知到了1958年2月的一天，李宏燾被叫到宿舍，有人已經在宿舍里擺了一張長條桌，三個同學坐在長條桌後，宣佈他因為散佈了大量反黨言論，被劃為右派。李宏燾頓覺五雷轟頂，自己怎麼就成了右派？接下來才知道，他在模擬辯論會上作為反方代表發表的觀點，統統被安到了他的頭上。這讓李宏燾悲憤莫名，完全想不到世界上竟然會有如此荒誕離奇的誣陷。
後來得知，陷害他的人就是劉文昭，三個同學只是受命行事而已。團支書劉文昭利用反右補課的機會，通過幕後策劃，將李宏燾打成了右派。
幸好這世上並非都是壞人，李宏燾畢業後分配去的外文出版社，領導看重能力，並未把他視為另類。
李宏燾也不負領導期望，埋頭鑽研，掌握了過硬的外語能力，多次在國際會議上擔任翻譯。更幸運的是，他與上海外國語學院畢業的同事丁滌和相戀結婚，琴瑟和諧，攜手一生。
文革後，全國右派摘帽，李宏燾進一步煥發活力，才華和能力得到充分發揮，不但第一批就被聘為譯審（翻譯系列職稱中的正高級），而且還擔任了出版社的業務領導。
當年參與他冤案的幾位同學以不同方式向他表示了歉意。唯獨冤案的製造者劉文昭，非但拒不認錯，還堅持說李宏燾的右派來自他的錯誤言論，凸現出壞人就是壞人的醜惡本質。
劉時衡是數學系助教，家庭出身不好，肅反時，因所謂歷史問題受到過衝擊。
1957年，鼓勵鳴放，心有餘悸的劉時衡不敢參與，僅止旁觀而已。這天，劉時衡下課回家，路遇數學系一位學生，問他：聽說老師在肅反中吃過不少苦頭，是否可以寫一下這方面的情況，以免今後的政治運動出現執行者偏離政策的情況。劉時衡覺得這是好事，但表示沒有筆墨紙張，婉言推辭。學生說，老師只需寫個底稿，我們可以代抄。劉時衡便將住址告訴了學生，約好第二天來家取稿。回家後，劉時衡寫了一篇四百來字的底稿，談到肅反運動未能防止過左的偏差，今後應有對策避免類似情況發生。第二天午飯時，劉時衡碰巧與同為畢業留校的經濟系助教老黎在食堂同桌吃飯，飯後，劉時衡邀老黎到房間小坐。老黎拿起劉時衡寫的大字報底稿看了看，說：你應該加上一句，在我國所進行的運動中，黨中央的政策都是正確的，然後再給出自己的意見，這樣立論更穩。劉時衡覺得老黎的說法很好，立即按照他的意見作了修改。不久學生來宿舍拿走了底稿。
反右開始後，不少人紛紛中招，劉時衡暗自慶幸自己沒有跟風。不料在6月底的一次全系教職工大會上，劉時衡突遭一位黨員點名，說他不老實，想矇混過關。會後他被通知去找同年留校的黨員助教楊慈孝。
見面後，楊讓他坦白交代，劉時衡表示運動中自己不多言不多語，沒有什麼需要交代的。楊慈孝當即從文件夾中掏出一張紙來拍在桌上，便推開門走了出去。劉時衡一看那張寫滿了字的信紙，竟然是經濟系老黎寫的一封檢舉信。信中揭發了劉時衡將大字報底稿交給學生的經過；但隱瞞了自己給劉時衡提建議的細節。劉時衡頓時就明白了，老黎是擔心他會告發自己，所以採取了先下手為強的做法。劉時衡當時就決定，事情到此為止，他決不反噬老黎，以避免發生滾雪球效應。
楊慈孝回來後，劉時衡平靜地談起給學生提供底稿的事實，卻隻字未提老黎。
而老黎的揭發，卻成為劉時衡被打成右派的重要證據。劉時衡也因此被撤職、停薪和勞動考察。
老黎和劉時衡都曾在肅反中挨整，深知政治運動的殘酷。老黎為求自保，搶先揭發檢舉。表現出人性卑劣殘忍一面。而劉時衡堅守道義底線，沒有反過來揭發老黎，以牙還牙，快意恩仇，以示報復，而是將這種互害模式終止於自己手中。二人品行操守的高下，由此可見，有如天淵之別。
右派摘帽後，老黎得知劉時衡當年並未反噬自己，深感羞愧，兩次登門向劉時衡表示道歉。性情倔強的劉時衡雖然沒有接受道歉，但也沒有憤怒譴責，而是以沉默的方式，再次表現了人性中高尚輝煌的一面。好人老了還是好人。
2026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