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其實好人和壞人的區分並不難。當大家都處於一個相同的環境中，面對某件事，在沒有外來壓力強迫你必須做的時候，你可以選擇做，也可以不做，那麼好壞的標準就出來了。
1966年，曾任西南聯大教務長的潘光旦，被紅衛兵小將勒令和其他人一起在操場跑步。可是他只有一條腿，大家都為他求情。最終，潘光旦被勒令去菜園除草。獨腿的潘光旦因不能像正常人那樣蹲着工作，懇求小將讓他攜帶一個小凳，以便能坐着除草，竟遭到昔日的學生拒絕。他被迫坐在潮濕的地上，像畜生一樣爬行着除草。此時，他已身患腎病，很快就發展為尿毒症，不久就病逝了。
毫無疑問，在這件事上，潘光旦昔日的這個學生就是壞人，而且是典型的壞人。因為他（她）可以讓潘光旦坐在小凳上除草。這對他（她）毫無風險，完全可以做到，但他（她）卻毫無人性地拒絕了。這種人就是壞人。
也是1966年，中山大學紅衛兵到學校東南區一號樓抄家，打傷了陳寅恪的夫人。當時，想抄誰家，可隨時前往，並非都出於政治原因，有的只是為了勒索財物，弄些珠寶首飾之類。
運動升級後，紅衛兵想要強行將病中的陳寅恪抬到大禮堂批鬥，陳夫人出面阻攔，被推倒在地。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陳寅恪的清華弟子劉節找到紅衛兵，表示願意代替老師接受批鬥。
會上有人問劉節有何感想，劉節回答說：「我能代表老師接受批鬥，感到很光榮。」
在批鬥老師這件事上，誰是壞人，誰是好人，豈非一目了然。當然，我們不能說參與批鬥老師的學生都是壞人，但我們至少可以說，那個推倒陳夫人的學生，那個問劉節教授有何感想的學生，就是壞人。因為這兩人可以不推不問，但他們卻推了問了——彰顯出他們是與眾不同的壞人。
02
1951年的深秋，年僅19歲的北大中文系女生樂黛雲，與絕大多數北大師生一同前往江西，奔赴土改第一線。北大文科師生組成的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12團，負責江西吉安地區的土改工作。
樂黛雲被分派到一個擁有4000多口人的大村，並安排她擔任了土改工作組組長。對此重任，她「感到十分茫然，十分缺乏自信，有時甚至渾身發冷！」當時正值大反「和平土改」，她負責的村子已經按《土改手冊》劃出了8個地主，但上級還是認為不夠徹底。直接領導她們的是一位副縣長，多次批評樂黛雲這個工作組的知識分子思想太「右」，手太軟，特別是她這個女組長更是不行，要她重新發動群眾。由於總感覺樂黛雲這個女組長貫徹不力，副縣長決定親自上陣，這天他突然帶了幾個民兵來到村里，宣佈第二天召開大會，8個地主統統就地槍決。樂黛雲爭辯說，政策規定只有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才判死刑，這樣做不合政策。但這位副縣長卻說，不這樣殺人立威群眾就發動不起來，並告誡樂黛雲要站穩階級立場。
樂黛雲後來回憶說：「第二天大會上，我親眼看見好幾個婦女在悄悄流淚，連『苦大仇深』的婦女主任也湊在我的耳邊說：『那個人不該死！』她說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輩子裁縫的一個老頭，他孤寡一人，省吃儉用，攢一點錢就在家鄉置地，攢到1949年這一生死界限（土改以這一年佔有的土地為標準劃分階級），剛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擁有的土地多了十餘畝！這個裁縫並無劣跡，還常為家鄉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為他說情，但我們只能『按照規章辦事』！我第一次面對面地看見槍殺，看見『陳屍三日』。我不斷用『階級鬥爭是殘酷的』這類教導來鼓舞自己，但總難抑制心裏說不清道不明的悲哀。」晚上回到住處，樂黛雲禁不住大哭了一場。
在殺人這件事上，理當慎之又慎！既然有《土改手冊》作為標準，而樂黛雲領導的土改工作組又是按政策規定辦的，副縣長理當認可。但他卻不按政策辦事，隨意發揮，草菅人命，這種人就是壞人，典型的壞人。
03
羅原是羅瑞卿大將的小兒子。1966年，羅原上初中一年級，這一年發生文革，學校到中途就不上課了。
此前，羅瑞卿已被打倒。這天，來了一大幫高幹子弟抄羅瑞卿家，他們用皮帶抽打羅原的母親，剪她的頭髮。羅原的姥姥和姥爺也遭到了這群高幹子弟的毆打和侮辱。後來，姥姥、姥爺被押回老家，姥爺含恨自殺，姥姥不久也去世了。羅原清楚地記得，這些來抄家的高幹子弟，都是他和姐姐的同學，他們的父親和羅瑞卿級別相近。這件事情對羅原刺激很大，教育極深，使他看透了人性。經過這件事情之後，羅原和這些同學就再不往來了。
抄家之後，家裏的條件就完全不一樣了。原先照顧羅家生活的工作人員都沒有了，羅家姊妹只能自己買煤、買菜，暖氣和熱水也都停了，開關就在一個鎖着門的操作間裏。有一次羅原的哥哥砸開玻璃，把開關打開，一下子家裏就暖和了，但只要監管人員發現，就會立刻關掉暖氣。他們的做法很明顯，就是要讓你活得難受。那時候，只要羅家的子女出門，胡同里的孩子都會拿石頭攻擊他們，向他們吐口水。羅原倍感孤立無助，沒有人出面保護他們，只能默默承受，忍氣吞聲。
到了1967年，羅原家搬到了白塔寺附近華嘉胡同的一個小院子裏。那時，組織上一個月發給20元生活費，這筆錢是從羅瑞卿夫婦的工資里扣除的。秘書們住在正房，羅家幾個孩子和母親擠在西廂房的3間小屋裏。很難得的是，也有一些人暗中幫助他們。羅家姊妹不會生爐子，大師傅就主動把點燃的蜂窩煤爐子端來。做飯的時候，羅家姊妹發麵發不好，不是鹼多了，就是發酸了，大師傅就幫忙把面弄好。這些底層工作人員都是暗中相幫，不能讓秘書看見。就是從這時候起，羅原一下子長大了，那些從前唯唯諾諾的秘書，完全換了一副嘴臉。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人在落難的時候看得最清楚了。
04
有一天上課，西師教授吳宓講授古文句式時，曾舉例說：「吳宓者，西師之教授也。三兩猶不夠，況二兩乎？」講台下同學應聲大笑。當時正是困難時期，食物匱乏，教師每月的口糧定量只有23斤，吳宓藉此講解古文句式，不乏風趣。但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得知此事後，卻責令吳宓檢討，還上綱上線說他這是對黨的糧食政策不滿。
這後來成為吳宓的一條罪狀。文革中，吳宓被紅衛兵無休止地批鬥，飽受摧殘。在梁平分校批鬥時，吳宓被拉上高台示眾，一紅衛兵嫌年過七旬的吳宓行動遲緩，將他從高台上推了下來，導致老人左腿骨折。回到西師後，吳宓拖着一條斷腿，孤苦伶仃，艱難度日。
吳宓的不幸遭遇中，固然有大環境造成的因素。但也不可否認，與壞人的作惡密不可分。他一個中文系的教授，以自己所處的實際情況，講解古文句式，生動形象，學生愛聽，易學易懂，何錯之有？結果卻被指為對政策不滿，如此說話者不是壞人又是什麼！
又可悲者，師範學院本是培養愛己及人的教師，結果卻異化而為暴徒，將老人從高台推下，如此狠毒之心，不是壞人又是什麼？
此二人，本可以選擇不作惡，讓自己保持一份良善之心，而自己也不會受到任何損害。結果卻放棄良善選擇了作惡，把自己變成了貨真價實的壞人。
這些人，如果後來通過反思，意識到自己曾做過壞人，深切懺悔當年的所作所為，他們的靈魂仍然可以得到救贖。但也不可否認，他們中的有些人，會將惡性固化下來，怙惡不悛，變得既蠢且壞，這就是大家看到的一種現象：壞人變老了。
2025年02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