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上革命主力很失落
「文革」那年，我15歲，正在北京師大一附中讀初中二年級。
「文革」的風暴，過早地把我們這一代卷進了政治旋渦。
1966年6月1日，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公開發表。學校開始停課。當時還是貪玩的年紀，不上課覺得很興奮。又過了幾天，廣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為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我當時還不可能理解這些變化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對於突如其來的風暴既感到新鮮，也感到意外。學校里一些高年級的學生先是在禮堂貼出批判彭真的大字報，接着火燒到校領導的頭上。校領導班子先是拋出一位名叫鄭炎的副校長，但這根本滿足不了學生的革命胃口，很快整個校領導班子都成了革命對象。當時，北京的中學由團中央派工作組。第一個工作組的組長是從農村「四清」工作隊趕回來的，還不太適應學校的氣氛。所以一進校亮相就被喝了倒彩。接着又組成以團中央某部長為組長的第二個工作組。這個工作組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吸收了當時還在學校讀高一的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等五個學生為組員，並任命劉平平為「文革」主任。我雖然只是一個旁觀者，但已經感受到高幹子女的特殊地位。如果說，「文革」前學生中誰學習成績好誰受尊敬，或者誰體育運動拔尖誰引人注目，那麼，「文革」開始後，衡量三六九等的尺度就剩家庭出身這一條了。當時，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這五種家庭出身叫「紅五類」，實際上工人、貧下中農子女也不過是陪襯而已，最牛的還是高幹子女。我們那所中學，建於20世紀初，歷史悠久，名氣較大，離中南海又不遠，所以光中央領導人的子女就有好幾個在這裏念書，爹媽是部級、司級的更是不計其數。「文革」開始後，高幹子女先得上層消息，顯得格外活躍，一派要接班的架勢。我自己從小學到初中，考學一直順利，經濟上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所以精神上沒受過什麼委屈。「文革」開始後，強調家庭出身，我一下子就感到矮了一等。我父親是民主建國會的普通幹部，母親是31中學的實驗室管理員，按當時的成分劃分算職員，即非趾高氣揚的紅五類，也非任人訓斥辱罵的黑五類。雖然沒有挨整，但內心的深處猛然感到一陣壓抑。
我們學校的第一批紅衛兵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八一八」登上觀禮台接受老人家檢閱的非他們莫屬。接着，他們大開武戒，把學校的領導和一些所謂有歷史問題的教師打入勞改隊，剃了陰陽頭，說罵就罵，說打就打，校長書記們都被整得狼狽不堪。記得有一次看見學校的一位女書記被剃了光頭，成了小尼姑的模樣。而從街道上抓來的黑五類，更是被打得頭破血流。自己當時看到這種場面，內心並沒有升起一種人道主義的同情與悲憫，而是一種輪不上自己充當革命主力的失落感。現在反思，這也沒有什麼奇怪，自己當時一共所受的八年教育里，沒有多少人文主義的內容，越來越多的只是鬥爭，鬥爭，鬥爭，是對敵人要像嚴冬般冷酷無情。喝着狼奶長大，很容易失去人性。所以，我和那些在「紅八月」里當過兇手的學生的區別，不是人性覺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資格的有和無。
那是一個爭相革命的年代，在學校里，輪不上我「革命」，我就在宿舍院裏參加「革命」，狂熱地跟着一個比我年紀大的學生，油印《通告》，要求全樓居民主動交出「四舊」。我們那個院裏，不過100來戶人家，交上來的「四舊」就堆了少年之家的一整屋子。光是書籍，就不下萬冊。有外文書，也有古書，包括成套的二十四史。院裏住的都是民主黨派成員，他們經歷了反右之後，已經是驚弓之鳥；這次運動來頭更大，全樓瀰漫着一種朝不保夕的氣氛。大家巴不得主動交出一點兒東西「四舊」過關，也顧不上心疼書籍的價值了。
但革命的風暴很快就越過了文鬥這個層次。宿舍里一些人開始被趕出京城，遣送原籍。院裏有一個從小在一起玩的朋友叫粟天延，天賦很高，知識面也很廣。我不知道他父母是幹什麼的，只見他在爺爺家生活。他爺爺家掛着一張照片，是八一南昌起義的合影，裏面有周恩來、朱德，也有他的爺爺粟豐。我不了解他爺爺的歷史，只知道起義失敗後幾經波折，成了民主人士。但在1966年的夏天，已經過了花甲之年的粟老先生被當作地主，遣送廣西老家，很快就被折騰死了。從此我再也沒有和粟天延見過面。
不久風暴就刮到我家。我祖父是城市貧民，成分沒什麼問題；但外公家比較富裕。外公去世很早，外婆一直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她是家庭婦女，所以多年無所謂成分可言，「文革」開始後，到處劃成分。一個堂舅來信說，在我外祖母名下有二畝墳田。我父親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一接到信，慌忙到同住一院的機關領導家裏匯報，問是否要把外祖母趕回原籍。還好那位領導的妻子是一個善良婦女，她從旁攔住：二畝田算什麼地主？老太太都80多歲了，趕回去不被紅衛兵打死，路上也難保性命。外婆沒走，也就沒事。虛驚一場，後來還活到90歲，得以善終。我母親現在說起那位領導的妻子，直誇她真是好人。
接着，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家，正趕上一個中專學校的紅衛兵來我們這片宿舍抄家，院裏不知誰看我家不順眼，唆使紅衛兵闖進我家翻起來。家裏人都慌了神。還好父親的機關聞訊，趕來證明我家既不是當權派，也沒有歷史問題。紅衛兵又把已經裝了車要抄走的東西送回來。我父親為了表示支持紅衛兵革命，只好主動把一些有「封資修」嫌疑的東西讓紅衛兵拿走，其中有我姨的兩件首飾，是前些時她害怕抄家，存在我家裏的。
說到我這個姨，是我家在北京唯一的親戚，她和我母親是姨表姐妹。50年代初從上海調到中國外文書店工作。由我母親做媒，和一個電氣工程師結了婚。姨夫姓張，我小時候見過，沒有別的印象，只記得他在家裏裝的吊燈很特別。後來，他就被抓走了，也不知道是勞改還是勞教。我姨原先一直守着，直到「文革」前，壓力越來越大，只好和他離婚，一個人搬進了書店的單身宿舍。後來才知道，姨夫其實什麼問題也沒有，就是因為他母親是日本人，便受到無端懷疑，先抓起來，後找罪名，反革命夠不上，就打成壞分子，一關就是多少年。放出來之後，家也沒了，最後死在福利院。我姨聽說後，大哭了一場，說這一輩子對不起他。
我母親又總是說，對不住她這位表姐。過去是後悔不該給她做媒，現在是後悔不該把她的首飾交出去。可這些悲劇，當時我根本不理解。心裏最盼望的就是，怎麼得到去革別人的命的資格。後來破四舊的風暴過去了，就開始了大串聯。我和兩個同學從北京到武漢、桂林、湛江、廣州、井岡山轉了一圈。
到了1967年，學生們大多串聯歸來，學校通知要複課鬧革命。先是進駐了一批通信兵司令部的幹部，主持軍訓，後來又進駐了工宣隊。同學當中，也出了不同的思潮和組織。同班的劉洪生、周紹元、陳小文、張光明四個同學已經開始對當時的主流路線發生懷疑，由中央「文革」小組而林彪，最後乾脆懷疑到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當時他們成立了一個小組織，寫了文章，直到把教室里的毛澤東像貼上房頂，終於東窗事發，被抄家逮捕。我當時思想很正統，支配頭腦的是摻着宗派情緒的愚忠。因為自己參加的組織和這幾個同學的組織有摩擦，所以寫了長達萬言的批判文章，批判這幾個同學的「反動思想」。當時文章是怎麼寫的已經想不起來了，反正是刻意模仿戚本禹、姚文元那種大帽子唬人，以勢壓人的筆法和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霸道邏輯，感覺是這下子總算是走上革命前線。現在想起來，既十分內疚，又可悲可笑。那幾個同學其實是最早的反抗者，被關押了半年多，吃了不少皮肉之苦，才放出來上山下鄉。
追溯紅衛兵的歷史
「文革」年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登峰造極的年代。對於老三屆這一代人來說，絕大多數當時在個人崇拜的社會心理氛圍當中都隨了大流，其中不少人充當了階級鬥爭的工具，批過人，整過人，甚至打過人。這當然值得反思。在現實生活中，有的人迴避這段歷史。這是有原因的。比如有些人當過群眾組織的頭頭，後來又受到一種非歷史態度的對待，在個人發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障礙，他們當然希望儘量地迴避，哪有心情去公開地反思？再比如，有些老紅衛兵，過去總愛吹噓自己當年如何過五關、斬六將，現在又強調自己受迫害、走麥城。他們按照不同時期的要求不斷改變自己「文革」年代的形象，這是為着在今天獲得更加有利的社會地位。這些情況的出現都不足為奇。還有一些老三屆感到委曲，覺得輿論對他們不公正。的確，這一代人，在「文革」發生的年代還是不到20歲的青年，他們既不是「文革」的發動者，也不是「文革」的決策者。「文革」的真正發動者和決策者是老人家而不是青年。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筆下，「文革」往往被簡化為紅衛兵的暴行。從現象上看，也許這不無根據，但從實質看，這就放過了「文革」真正的始作俑者。某些青年人即使在「文革」中風雲一時，說到底，他們不過是充當高層執政者的工具而已。「青春無悔」的聲音，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能正是對某種不公正的輿論的情緒宣洩。
當然，問題還不是這麼簡單。即使弄清了「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的責任，我們老三屆這一代對自己的歷史也是需要進一步反思的。幾十年前這一代人曾經嘲笑老一代死抱僵化的傳統不放。如果這一代人今天也死抱着「青春無悔」的心態不放，自己也將很快成為新一代人眼中的唐吉訶德。可悔的應該是造就這一代人的政治文化，無悔的是這一代人正好是這種文化的掘墓人。
當然，我也不贊成把「紅衛兵思維」、「紅衛兵心態」泛化，當作嘲笑每一代青年人的口實。即便是這一代里當過紅衛兵或造反派的「文革」積極參加者，他們身上也還是有一些可貴的東西，是需要挖掘出來，加以發揚的。我們這一代，經歷了從馴服工具到盲目造反，再到大膽懷疑、獨立思考的轉變過程。正因為這個過程是從這一代人身上發生和完成的，所以我們在從傳統社會走上現代社會的進程中成為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一代。為了說明這個進程，我想先追溯紅衛兵誕生之初的歷史。現在，紅衛兵已經被泛化為一代人的符號，其實紅衛兵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在最狹窄的意義上，紅衛兵是指北京清華附中等校的一批中學生。他們在1966年夏成立了名為紅衛兵的小團體，得到了毛澤東本人的直接支持。他們的代表作便是《三論革命造反精神》。這三篇文章當時上了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這些紅衛兵又稱老紅衛兵。1966年夏天的破四舊主要是他們幹的，當然這種摧毀文明的蠢事得到了林彪代表毛澤東的支持。老紅衛兵多數是高級幹部子女。當時有一個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成為老紅衛兵的組織綱領。這種思潮的發生，也不是這些年輕學生的創造。在升學等方面搞唯成分論的「階級路線」，在五十年代已經開始了，到紅衛兵運動落潮後尚未結束。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招工、招生、入伍、入學、提乾等方面無不是重家庭出身、社會關係，輕本人才能。只不過老紅衛兵的對聯把血統論表達得更加露骨罷了。但老紅衛兵的好景並不長，原因一是他們的盲動很容易過火，為社會所不容忍，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父母很快成為走資派，他們自己也從紅五類變成了黑五類，地位的突然變化，使他們很自然地轉向「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於是，以「西糾」、「聯動」炮打中央「文革」小組被抓為標誌，老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台。
繼老紅衛兵之後，出現了造反派。他們在「文革」初期曾受工作組壓制，有的被打成反動學生、反革命。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這些青年學生被解放。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清華井岡山紅衛兵等組織。他們的造反行為不是破四舊，而是指向一批犯了「路線錯誤」的領導幹部，當時所謂「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但由於造反中觀點不一，權力再分配中瓜分不勻，造反派內部很快發生分裂，以致相互間搞起武鬥。劉少奇被打倒以後，這些造反派紅衛兵也成為不安定因素。以工宣隊、軍宣隊進駐清華、北大為標誌，這一批紅衛兵也被趕出了政治舞台。
人們把紅衛兵當成愚昧、血腥的符號，主要是指老紅衛兵的破四舊、打老師和造反派批鬥老幹部。其實，這種愚昧和血腥在「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有，並非紅衛兵首創。如果說中國也產生過納粹式的「衝鋒隊」，並非自「文革」始，自紅衛兵始。紅衛兵、造反派和以前歷次運動的不同點僅僅在於，以前搞運動整人，破壞生產力的行為自上而下發生，而紅衛兵和造反派雖然一度活躍，但他們的組織卻具有自發性，游離於體制之外。所以，「文革」前歷次運動中整錯人的幹部照樣得以重用，而「文革」中的造反派下場卻很不妙。正因為這一代青年最先吞食了盲從的苦果，命運本身就促使他們選擇了懷疑。這便是盲目造反和走向懷疑之間的邏輯聯繫。
造反作為一種破壞性思維和行為，現在已經為人們所唾棄。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發生過的無數農民造反，曾被推崇為歷史發展的動力，現在也已為歷史學家所懷疑。「文革」中的造反本不同於歷史上的農民造反。因為歷史上農民造反是要打倒皇帝做皇帝；「文革」中的造反是一種奉命造反，這種造反本身就是一種被利用，雖然造反過程也有自身的利益衝動。現代的懷疑精神與造反這種定於一尊、你下我上、你死我活的思維方式不同，它是要從一元走向多元，從輿論一律走向百家爭鳴，從你死我活走向兼容並包。但從馴服與盲從到達懷疑與覺醒，造反恰恰成為這一代人中的覺醒者的精神過渡。
《文匯讀書周報》2011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