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展演新生共同體
粵語的「手足」一詞和華語相同，都是指兄弟姊妹，但這個說法相當正式，口語中不常使用。然而，如水革命期間，民主派陣營開始流行以「手足」來代表「抗爭者」，仿佛彼此就是真正的兄弟姊妹。走上街頭的抗爭者自然是手足，而入獄的抗爭者是獄中手足、流亡的抗爭者是流亡手足、殉難的抗爭者是天國手足。「黃店」的一項重要特徵，就是優先聘用需要工作的手足。兩場大學圍城戰期間，外界抗爭者發起「圍理大、救手足」行動，試圖幫助受困者順利逃出。2019年11月18日當天，警方拘捕了將近一千一百人，是整場抗爭期間的單日最高紀錄。「手足」這個冷門詞彙突然被賦予新的意義，並且迅速普及，顯示出抗爭者正經歷情感層面的轉化，感受到一股親如家人的連結。
這樣的稱呼超越了族群與階級的界線，讓眾人分享同一個身份認同，彼此凝聚起來。12月7日，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辦了一場集會，抗議香港入境事務處強行遣返印尼籍家務工Yuli。她以自由記者的身份報導反送中運動，到場聲援者指Yuli同樣是手足。此外，曾有大學生試圖說服校長加入運動行列，當時學生所說的話，令一位觀察者印象深刻：「如果校長出來，你就系手足！如果有人敢打你，我實幫你擋！」
「手足」一詞忽然成為日常用語，顯現出港人有一種全新的歸屬感正在萌芽。持續不斷的抗爭運動就像熔爐，鑄造出一個政治社群，而參與者深刻體認到彼此的情誼已經產生質變。激烈的街頭行動將同路人凝聚起來，孕育出一種新的集體認同，承擔相同的政治命運。一些學者指出，如水革命之前，香港的民族意識已經逐漸增強。為了維持一個不同於中國的身份，出現各種敘事，既有競逐、也有重疊，包括本土論、城邦論、自決、獨立、重歸英治等主張。這些敘事的共同點在於明確拒斥「中國人」身份，並且決意奪回主導權，要自己掌握香港的未來。然而，一直要到如水革命，形勢發展成長期對抗，香港的民族意識才受到強烈催動，透過示威行動、歌曲、口號、宣言、平面設計，喚醒眾人的想像。本章將探討全新共同體意識的各種表現形式，包括行為、語言、視覺等方面。
受苦的共同體
反送中爭議出乎意料地愈演愈烈，進而引發大規模動員，期間，參與者常常有機會再一次思考、再一次確認「香港人」的共同身份。特別是在情緒激昂的時刻，許多人都覺得有必要重新審視自己與其他人的連結，進而採取平常不太可能做出的行動。舉例而言，六月那一波自殺抗議，使多位受訪者經歷到深刻的內在掙扎。
其中，玲玲是一位年輕的上班族，她在2019年7月初加入一支臨時組成的搜救隊，團隊約有一萬名志願者，但行動並未經過協調。起因是社群媒體上有人宣佈，他要追隨梁凌傑而去，從同一地點跳樓。玲玲的公司剛好在附近，她上班之前投入搜救行動：
那時我就是覺得很絕望，天氣很不好，我找的地方就是我們遊行常走的地方，我一直在想除了找人以外，還可以再做什麼。……我們一直忽略小人物，所以我就在想，我們是否可以從我的生活周遭有一些貢獻。
那時候，玲玲原本打算離開外商公司，因她已錄取公務員，但她最後決定放棄這個機會，轉而投身反送中運動，成為社區中的行動者。在十一月的選舉，她擊敗建制派的現任議員，當選為新一屆區議員。
另一位受訪者小詠對於層出不窮的自殺事件感到很難過，因此決定自行編印小志，希望以此支持香港人。七一遊行現場有人發放明信片，寫着「我喺度」（我在這），意思是鼓勵大家積極生活，避免自殺。這張簡單的明信片觸動了小詠：
遊行現場都是彼此不認識人，但是為什麼我們會關心彼此的安全，我受到很大的感動，因此我就記得這句話。我真想要告訴香港人，我們都在，就算是我們是離開了。事情一邊發生，但是大家的情感連帶都是在的。
當時小詠剛從英國研究所畢業，她很清楚離散港人其實有許多話想說。她自費製作小志《我喺度》，邀請二十多位海外港人親筆寫下心聲，將心意傳遞給香港的同路人。有一些讀者從這本作品得到安慰，小詠很高興。
定居台灣的大雄則是忘不了那些自殺抗爭者的遺言，這些話語在精神上不斷督促着他投入運動：
對我來說，我跟其他香港人不同的是，我已經取得了台灣的身份證，我每天醒來都會問自己為什麼要關心香港，這是我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很明確的，我不會猶豫，這是我很想做的事，到現在動力還是很強。
阿輝則是因為社區中有抗爭者自殺，眾人舉辦一場悼念活動，他才開始參與如水革命。他幫忙佈置簡單的靈堂，上面擺滿蠟燭與卡片。儘管阿輝的父母親支持政府，認為死者「活該」，他仍決定站在抗爭一方。後來，他走上勇武之路，在街頭投擲汽油彈。他的小隊幾乎全員落網，唯獨他在遭到起訴之前成功出逃海外。
在如水革命中，無論是抗爭者以死明志，或是疑似遭警方刑求和捲入鎮壓致死的個案，都推動了抗爭浪潮，除此之外，還強化了共同的歸屬感。不只是死亡事件本身的衝擊，人們更聚集在一起哀悼，共同的悲傷經驗凝聚了抗爭者的情感。玲玲、小詠、大雄、阿輝四位受訪者的經歷顯示出，集體情緒發揮了轉化作用，使人能夠做出不同的行動，若沒有這些情緒的催化，他們在一般狀況下不會如此。
除了死亡事件，迫在眉睫的危險同樣能激發強烈的利他行動。2019年7月1日深夜佔領立法會的行動中，抗爭者得知警方將於午夜清場，許多人開始撤退。然而，仍有數人堅持留下，打算自行承擔法律後果。最後關頭，一群原本已經脫險的抗爭者步入會議廳，強行帶走這幾位「死士」。於是，在那個翻轉歷史之夜，他們並沒有遭到拘捕。從抗爭者在會議廳激烈討論該撤或該留，到立法會內外眾人大喊「一齊走」，網絡媒體直播了整段驚心動魄的過程。後來，「齊上齊落」的說法開始廣為流傳，多場抗爭行動都喊出此一口號。
為了同胞甘願以身涉險的行動，成為一股強烈的刺激，鞏固了共同體意識。九月，有一位十九歲的大學生為了協助三名抗爭者逃脫，持棍襲擊警員。三人成功脫身，但他本人則遭到拘捕，被判處監禁十個月。該位大學生身穿「岳」字上衣，因此網民將他稱為「岳義士」。冒險搭救手足的行為，使他立刻成了一位民間英雄。
對於共同的受苦經驗如何能強化彼此的歸屬感，最鮮明的應該是梁繼平的表述，也就是他在8月16日透過網絡，對香港集會現場的抗爭者發表的演說。梁繼平在學生時代是本土派意見領袖，後赴美國攻讀研究所。他曾親身參與佔領立法會，並選擇拉低口罩、公開身份，以鼓勵更多人留守。事後，他迅速離開香港前往美國。在這場遠距演說中，他如此描繪「共同體」的概念：
唯有當我們能夠將他人的痛苦，視之為自己的痛苦；將他人所作的犧牲，視之為是為自己而作的犧牲，並且將每一場抗爭都看作是對前人付出的肯定和追認，真正的共同體才能夠成立。
梁繼平對政治共同體的觀念，關鍵在於分擔痛苦，精準掌握了香港人過去兩個月所目睹的一切，層出不窮的傷害、拘捕、死亡事件，將他們熔鑄成一個民族，讓眾人的目標一致。
接受訪談時，梁繼平談到他想法的來源：
現在香港人講手足，在七一之後，有個機會與海外香港手足見面，那時我才開始了解到什麼是叫做手足，那時團結的情感，真的是像兄弟姐妺，所以我是真的想要回去香港，與他們共同經歷他們所承受到的事情，我那時真的是這樣想的。……所以我就想要回去陪他們，一同受苦，就是一個很單純天真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