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7日，以色列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Beirut）南部郊區，現場濃煙滾滾。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Charles Davis撰文／信宇編譯）
在社區遭受重創之時——無論是洪水、槍擊還是突發停電——人們都會急於尋找任何看似能解釋事態的線索：一段畫面抖動的視頻、一張截圖、一個「鄰居」用新賬號發佈的帖子，或是聲稱當局有所隱瞞的聳人聽聞的說法，如此等等。在最初的幾個小時裏，外國影響力操縱者無需說服數百萬人。他們只需要搶先發聲、大聲喧嚷、無處不在，讓陰謀和懷疑的傳播速度遠超事實本身。
這種動態並非僅限於局部災難。它同樣能有效地套用到波及美國政治的國際衝擊中，尤其當這些衝擊與美國國內尖銳的矛盾交織在一起時：戰爭權限、平民傷亡、「曠日持久的戰爭」、能源價格、抗議政治，以及對機構的不信任等。
2026年2月底至3月初開始的美伊武裝衝突就說明了這一點。
伊朗：關於「官方信息」如何發揮分化作用的一個個案研究
北京方面針對美國在伊朗的軍事行動所採取的公開立場始終不變：以合法性和穩定為由進行譴責。
中共外交部多次重申了中共政權的立場，即美以軍事打擊「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且「違反國際法」，並警告稱此舉可能造成區域溢出效應，同時敦促停止軍事行動。
中共外交部另將伊朗最高領袖遭斬首事件描述為對主權的「嚴重侵犯」（grave violation），是對《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原則的「踐踏」（trample）。
乍看之下，這似乎是標準的外交手段。但它也為秘密影響力運作者提供了更有用的東西：一個現成的敘事框架，可以重新包裝成美國國內的論點，通過「在地」（local）聲音進行洗白，並在第一波（也可以說是最混亂一波）的信息浪潮中大規模放大。
這套操作策略並非圍繞單一的病毒式傳播的謊言而構建，而是圍繞規模、持久性、身份冒充以及在危機時期迅速行動的能力展開。
工廠模式：為什麼數量比單獨一篇「完美」帖文更重要
我們通常認為虛假信息會以一條突破防線的大型謊言的形式出現。但實際上，它表現為在眾多平台上大量傳播，藉此測試哪些內容能奏效，然後強化已取得成效的信息，並放棄那些未能獲得關注的信息。
谷歌（Google）的威脅分析小組（Threat Analysis Group）描述了與中共有關的、在YouTube上進行的大規模協調性影響力活動，該小組僅一個季度就關閉了數千個頻道，這些頻道發佈的內容涉及中美外交事務，涵蓋中文和英文。當此類活動處於快速疊代階段時，這一點至關重要：建立數千個頻道，推送內容，因平台執法而被關閉，然後迅速重建。頻道被下架成為運營的成本，而非決定性的挫敗。
危機時期正是這種模式的理想環境。當新聞發展速度快於事實核查速度時，鋪天蓋地的「看似合理的解釋」（plausible explanations）會充斥信息流，讓受眾產生一種「事情不太對勁」（something doesn’t add up）的印象。其目的在於製造敘事污染：讓資訊洪流充斥各處、混淆視聽、分化民眾，並使人們覺得確信某件事是天真的。更試圖將這種認知導向政府，看看能否減緩其行動步伐。
2026年3月25日，一名伊朗婦女在首都德黑蘭用手機觀看伊朗國家電視台的新聞節目。(AFP via Getty Images)
伊朗案例研究：北京煽動的信息如何與美國內部的分裂遙相呼應
中共官方的論證框架清晰明確：非法性（未經聯合國安理會/ U.N. Security Council授權）、違反國際法、以及引發動盪的風險。中共常駐聯合國代表在安理會重申了這些論點，強調《聯合國憲章》原則，反對「使用或以武力相威脅」，並強調主權和領土完整。
這種「國際法/聯合國憲章/主權」（international law/U.N. Charter/sovereignty）的框架具有戰略上的靈活性。它能在美國多個亞文化群體中找到映射，這些群體雖不必然共享同一世界觀，但卻懷有共同的不滿。有人可以將其包裝成反戰憲政主義，有人可以將其包裝成人權和平民保護議題，還有人可以將其包裝成反干涉主義的現實主義。包裝形式雖然換了，但其製造分裂的楔入效應卻始終存在。
中共官方媒體隨後加入中共的國內宣傳以火上澆油：不僅強調「空襲是錯誤的」，更宣稱「空襲正在撕裂美國」。中共官方媒體中國國際電視台（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簡稱CGTN）將此次行動定性為「未經授權的戰爭」，着重報導了國會山的反彈聲浪，並強調了「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原則是否因此正被犧牲的爭論。CGTN還聚焦美國國內的抗議活動和政治批評，在強調精英階層分裂的同時，也凸顯街頭民眾層面的裂痕。
這是中共慣用的分裂伎倆。它無需製造新的爭議，而是依附於現有的爭議——戰爭權限和正當性——然後通過各種渠道大肆宣傳，以最大限度地吸引眼球。
中共的信息戰之所以能奏效，是因為其背後的衝突是真實存在的：美國3月初的報導描述了空襲後新一輪的戰爭權限之爭和抗議活動。一場危機無需外部勢力介入便會引發對立，只需要給它一個助燃劑。
偽裝冒充：借用信任感，讓分裂的楔子顯得「天然」
規模（scale）是引擎，偽裝冒充（impersonation）是渦輪增壓器。
總部位於紐約的社交媒體研究機構「格拉菲卡」（Graphika）報導稱，與「垃圾郵件偽裝」（Spamouflage，由spam/垃圾郵件和camouflage/偽裝兩個單詞組合而成）生態系統有關聯的操作者，冒充總部位於西班牙的非營利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趁着致命洪災引發的憤怒浪潮，散佈煽動推翻西班牙政府的言論。關鍵在於其傳播的可移植性：在災後混亂的迷霧中，冒充行為可以讓捏造的信息在最不恰當的時間點，顯得像是來自正確的來源。
伊朗的情況也類似。無論是「當地退伍軍人」、「憲法律師」、「人道主義護士」、「軍人配偶」、「猶太反戰組織者」、「海灣阿拉伯異見人士」，還是「波斯裔學生」等，這些身份都可以沿着既定的路線——戰爭的非法性、道德義憤、對體制的不信任——切入，而聽眾卻會將其視為自然而然的流露、植根於社區的言論。只要虛構的身份能夠營造出可信度，內容本身就無需多麼複雜深奧。
2026年3月27日，伊朗首都德黑蘭發生空襲，救援人員在居民樓廢墟中搜尋遇難者遺體，平民們在一旁圍觀。(Majid Saeedi/Getty Images)
深偽技術成為「後勤戰術」手段：群發回複式攻擊，而非大片式造勢
人們對深度偽造技術（deepfake）的恐懼往往源於電影般的場景：一段完美的偽造視頻就能在一夜之間顛覆社會。然而，現實情況卻更加平凡，也更符合工廠化模式，因為它具有可複製性。
加拿大的快速反應機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指出，「垃圾郵件偽裝」機械人正在將深度偽造視頻置入，與政府部門、媒體機構和政治人物相關的公開可見賬戶的回覆中——每天發佈的深度偽造視頻數量大約達100到200個。
這將深度偽造的目的，從「譁眾取寵」轉向「後勤戰術」：它被視為一種可大規模擴張的輸入手段，將內容植入評論區，騷擾目標對象，迷惑旁觀者，並將公眾注意力引向憤怒的輿論漩渦。沒有人試圖去驗證視頻中的那位退伍軍人、律師或護士是否真實存在。但這些身份不明、未經證實的人物，讓傳遞出的訊息顯得更具正當性。
在伊朗危機中，「群發回復攻擊」（reply-swarm）策略之所以特別有效，是因為它針對的是高曝光度節點：官方聲明、突發新聞報導和有影響力人士的評論。其目的就是污染公眾首先前往了解事件真相的公共場域。當早期的敘事空間被大量信息淹沒後，後續的更正信息便只會出現在已徹底對立的陣營中。
人工智能為何重要：更快的疊代，更快的兩極化
人工智能（AI）並非影響力運作的發明者，但它確實能大幅節省人力，進行諸如翻譯、改寫、人物形象維護以及各種變體創作等繁瑣的勞動。其速度優勢使得宣傳活動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更快地進行疊代。在危機情境下，這種效率優勢比「天才宣傳」（genius propaganda）更為重要。它縮短了從事件發生，到敘事草稿撰寫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流程。隨後，影響力傳播速度更快，並且可以透過數據進行監測與調整，以確保敘事流始終保持最高效和最佳效果，並更精準地導向目標群體。
中共官方的信息提供了外交框架：非法性、聯合國憲章、主權、穩定等。國營媒體則提供了在美國國內製造分裂的切入點：未經授權的戰爭、抗議活動、憲政衝突、背棄既定的政治承諾等。而秘密行動者則擁有一套成熟的工具包，可以將這些框架轉化為大規模、高頻率的分裂性影響力行動：可支配的基礎架構、身份的冒用，以及可重複傳播的合成媒體，這些媒體內容被植入到美國民眾公開辯論的場所。
表達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核實信息必須放在首位
各平台可以也應該執行其規則。但執行屬於下游機制，上游機制則在於文化層面：核實應成為一種公民本能，尤其是在危機爆發的最初幾個小時內。
下次當突發新聞鋪天蓋地而來時，最重要的問題或許依然是最簡單的那幾個：誰在說話？這個賬號註冊多久了？這個視頻來自哪裏？為什麼這則信息被如此精準地設計，旨在激起某種特定的情緒？在伊朗危機——以及之後的下一次危機中——時間線上出現的第一個「本地」聲音，很可能只是流水線生成的產品而已。
作者簡介：
查爾斯‧戴維斯（Charles Davis）是美軍退伍軍人和具有情報背景的講師。他獲得的軍事獎項包括：兩枚銅星獎章（BSM）、國防部軍功獎章（Defense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兩枚榮譽獎章（MSM）、北約服役獎章（NATO Service Medal）、伊拉克參戰獎章（Iraq Campaign Medal, ICM）、阿富汗參戰獎章（Afghanistan Campaign Medal, ACM）、沙特阿拉伯解放勳章（Saudi Arabia Liberation Medal）和科威特解放勳章（Kuwait Liberation Medal）等。
原文：China’s Covert Influence Operations Through Crisis Exploitat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