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l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78年後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等職。他不僅精通多國語言和文字，更在學術界被尊稱為「國寶」。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不久，他就因被視為「四舊」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抄家。他的藏書和一些珍貴文獻被付之一炬.很快，革命小將們在他家中發現了所謂的「罪證」：一本書里夾着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合影。在當時，這被視為極其嚴重的罪行，甚至可能招致死刑。隨後，季羨林被揪到大街上，接受公開的革命批鬥。1967年11月30日，這一天成為他日復一日的噩夢，從此，他每天都要面對類似的折磨。
除了每日批鬥，季羨林還經常挨打。只要站姿稍有不正，或哈腰姿勢不標準，他便會遭到拳腳相加的懲罰。每次批鬥，小將們都禁止他抬頭看周圍的人，為了儘量少受懲罰，季羨林不得不迎合他們的要求，盡力減少自己的痛苦。
他最害怕的是遊街示眾。在這種批鬥中，犯人被押上卡車，沿街展示，群眾圍觀並辱罵。每次季羨林被遊街，都會遭到夾道怒罵，甚至有人用各種雜物向車上投擲，致使他滿臉是血。批鬥結束後，仍有懷恨在心的群眾對他拳打腳踢。經過一輪又一輪的折磨，年過六十的他幾乎喪命。面對這種絕境，季羨林一度想過自殺。
兩年的磨難過後，季羨林被下放到勞教單位，他原以為可以逃避批鬥，但在勞教地，他被歸類為「特殊人員」，受到嚴格監控。官方專門派了一個工人監督他勞改，多髒多累的活，只要這個工人的嘴一動，季羨林就必須去干。
他在《牛棚雜憶》中回憶說，「我並不怕勞動。但是這樣的勞動，除了讓我失掉鍛煉雙腿的機會而感到遺憾外，仍然要隨時準備着，被揪去批鬥，東語系或北大的某一個部門的頭領們，一旦心血來潮，就會派人到我勞動的地方，不管這個地方多麼遠，多麼偏僻，總能把我手到擒來。有時候，在批鬥完了以後，仍然要回原地勞動。坐過一陣噴氣式以後，勞動反而給我帶來了樂趣，看來我真已成了不可雕的朽木了。」
無論是走去勞動，還是勞動後回家，季羨林決不敢，也不願意走陽關大道。為什麼不敢？因為在大道上最不安全。戴紅袖章手持長矛的紅衛兵，三五成群，或者幾十成群，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在路上，大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概。像季羨林這樣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幫」分子。他們滿臉晦氣，目光呆滯，身上鶉衣百結，滿是塵土，同叫花子差不多。況且此時他們早已成了空中飛鳥，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他們一拳或一個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動」，這能表現「革命」的義憤，會受到尊敬。
「連十幾歲的小孩都知道我們是『壞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丟一塊石頭，吐幾口吐沫，可以列入『優勝紀略』中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我們眼裏撒。如果任其撒入，眼睛是能夠瞎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不敢還口，更不敢還手。只有『夾着尾巴逃跑』一途。有一次，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手裏拿着一塊磚頭，命令我：『過來！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幾步，逃跑。我還不敢跑得太快，否則嚇壞了我們『祖國的花朵』，我們的罪孽就更大了。我有時候想，如果我真成了瞎子，身上再被『踏上一千隻腳』，那可真是如墮入十九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敢走陽關大道，季羨林只好專揀偏僻的小路走。他說，十年浩劫期間，北大這樣的小路很多。這樣的小路大都在老舊房屋的背後，陰溝旁邊。這裏垃圾成堆，糞便遍地，雜草叢生，臭氣薰天。平常是絕對沒有人來的。現在卻成了他的天堂。這裏氣味雖然有點難聞，但是非常安靜。野貓野狗是經常能夠碰到的。貓狗的「政治覺悟」很低，完全不懂「階級鬥爭」，它們不知道他是「黑幫」，只知道他是人，對人它們還是怕的。「到了這個環境裏，平常不敢抬的頭敢抬起來了。平常不敢出的氣現在敢出了，也還敢抬頭看蔚藍色的天空，心中異常地快樂。對這裏的臭氣，我不但不想掩鼻而過，還想儘量多留一會兒。這裏真是我這類人的天堂。」季羨林說。
但是，人生總是禍不單行的，天堂也決非能久留之地。有一天，季羨林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還有殘留的釘子。他一不小心，腳踏到上面，一寸長的釘子直刺腳心，鞋底太薄，阻擋不住釘子。他只覺腳底下一陣劇痛，一拔腳，立即血流如注。此時，他們那個牢頭禁子，不但對此毫不關心，而且勃然大怒，說：「你們這些人簡直是沒用的廢物！」所謂「無用的廢物」，指的就是教授。季羨林正準備着挨上幾個耳光，他卻出其意料大發慈悲，說了聲：「滾蛋吧！」季羨林乘機就滾了蛋。
腳痛得無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怎麼辦？季羨林只能用一隻腳正式走路，另一隻是被拖着走的。就這樣一瘸一拐地走回家來。他不敢進校醫院，那裏管事的都是公社派，見了他都會怒目而視，他哪裏還敢自投羅網呢？看到他這一副狼狽相，家裏的兩位老太太大吃一驚，也是一籌莫展，只能採用祖傳的老辦法，用開水把傷口燙上一燙，抹點紅藥水，用紗布包了起來。「下午還要去勞動。否則上邊怪罪下來，不但我吃不消，連那位工人也會受到牽連。我現在不期望有什麼人對我講革命的人道主義，對國民黨俘虜是可以講的，對我則不行，我已經被開除了『人籍』，人道主義與我無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