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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北京釣魚台。會議室里，空氣凝固如冰。
江青臉色鐵青，當着戚本禹和姚文元的面，把一封萬字長信往桌上一摔，怒吼：「為什麼要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麼？」
31歲的秘書閻長貴腿軟了，結巴着：「我怕她和您有關係……」
江青冷笑：「無知！無知就要犯罪！」
幾天後，閻長貴被持槍戰士押到秦城監獄。
從江青的秘書到單人牢房，只因為一句話。
一切要從一年前說起……
成為江青的秘書
閻長貴1937年出生，山東聊城人，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工作。
1966年6月，文革爆發，他被調到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中央文革簡報組工作。
文革之前，江青在中共內部或者政府里沒有實際職務，和毛澤東共用一個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
文革開始後，江青被毛澤東指派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她收到的信件越來越多，一天幾百封甚至一二千封。於是成立了幫助江青處理信件的辦信組，由閻長貴負責，歸戚本禹領導。
1966年的冬天，戚本禹告訴閻長貴，江青需要一名秘書，他向江青推薦了閻長貴。
就這樣，1967年1月9日，閻長貴成了江青的第一任專職秘書。
江青的考驗
給江青當秘書，可不是一件輕鬆事！
起初，閻長貴每天收發文件、分類挑選，卻不能直接遞給江青，只能通過警衛員中轉。更奇怪的是，以前江青還會跟他聊天握手，現在卻像沒看見他一樣，冷若冰霜。
閻長貴摸不着頭腦，偷偷問警衛員，才知道：這是江青在「試用」他、在考驗他的忠誠！原來，當時有句順口溜：「大學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江青擔心他「化掉」了勞動人民的本色。
閻長貴咬牙堅持，一個月後，終於過關。江青點頭：「你還有點勞動人民的味道，還沒完全『化掉』。」但他的老師、中央文革成員關鋒卻私下警告：「你政治上不敏銳，不適合給江青當秘書。」
誰知，這句話竟一語成讖（chèn）。
江青的死命令
通過考驗後，江青對閻長貴下了死命令：「做我秘書，就要絕對保密！該知道的，我告訴你；不該知道的，連問都別問！」
每天，閻長貴處理的——幾十份、上百份，摞起來半尺高，字數十幾萬！他得分三類：必須看、參考看、瀏覽看。早上江青起床前，他就備好卷宗，夾上小紙條，寫明日期和日程。
江青的辦公室、臥室、餐廳，到處裝着電鈴：響一下叫秘書，響兩下叫護士，三下叫警衛。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覺了，閻長貴一刻不能離開，沒休息日——鈴響了，你不在，就得挨批！
儘管閻長貴盡心盡力地工作，還是惹來了大禍。
惹禍的一封信
1967年底或1968年初，閻長貴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轉來的長信——足有上萬字！
寫信人是北京某電影製片廠的女演員。她自述從藝經歷，說自己也曾叫「江青」，1949後改名，有些存款想上交黨費，還說她在文革中受了衝擊。她把江青讚揚了一番，最後求江青幫忙說句話，減輕壓力。
閻長貴忙中偷閒，斷斷續續看完，以為這個演員和江青有什麼淵源，就附了張小紙條，把信送上去了。
第二天，江青在會議室當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臉色鐵青，把信往桌上一摔，怒吼：「為什麼把這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麼？」
閻長貴嚇傻了，結結巴巴：「我怕她和您有關係……」江青氣急敗壞：「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
離任審查
雖然受到嚴厲斥責，但閻長貴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仍然照常工作。可是從那天起，江青態度大變，一周不叫他、不讓他送文件。
正巧這時他的搭檔楊銀祿從老家奔喪回來。1月9日，正好是閻長貴當秘書一周年，江青沒好氣地說：「他回來了，你還上來幹什麼？馬上把文件移交給楊銀祿！」閻長貴灰溜溜走了，當天就把所有文件清點完畢。
晚上八九點，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和中央辦主任汪東興找他談話。陳伯達說：「你是搞文字的，還是回辦信組吧。」汪東興說：「不忙，先走例行程序。」
閻長貴以為沒事，收拾東西跟着去了中央警衛連，準備「走例行程序」。汪東興還安慰：「你檔案我看過，沒問題，是我挑的你。」
誰知，這「例行程序」就是被警衛連看管，開始離任審查！
被押解到秦城監獄
1967年1月23日晚，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閻長貴談話。
姚文元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是黨內第四號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謝富治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楊成武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
這陣勢表明：閻長貴的問題大了。
謝富治說：「江青對你不錯嘛，你應該有什麼問題就交代什麼問題。」閻長貴連連點頭。接下來的一幕，讓他心裏一涼。
陳伯達要求閻長貴按照他的口授，給閻的妻子寫一封信，說他要去出差，把文件忘在家裏，會派人來去，還讓妻子按照安排搬到某個地方。
當時，閻長貴的妻子從山東農村到北京來治病，住在一個臨時的住所。
陳伯達讓閻長貴寫那封信的目的是要對他們的臨時住所進行抄家。
被囚禁七年半
第二天深夜，閻長貴被兩名荷槍實彈的戰士押上吉普，直奔秦城監獄。他被關進一間只有六七平米的單身牢房，從此，他的名字變成了一個代號：6820。在這裏，他一待，竟是七年半。
很多年後，閻長貴回憶在秦城的經歷說，皮肉之苦沒怎麼受過，他只被罰站一個上午，但是精神折磨足以讓人崩潰。
他說：「在獄中，我有兩點體會最深：一是『人是社會動物』，離群索居是不行的，而單身牢房是對人最致命最殘酷的折磨；二是『腦子是思維器官』，它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不會停止思想，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想，如此惡性循環，難受死了。」
他說：「列寧在沙皇的監獄裏能寫書；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監獄裏也能寫書……而我被關起來，開始書、報都不給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着。為了打發時間，我就翻來覆去數床頭暖氣罩上的孔兒。」
後來，他開始反覆背誦熟悉的毛澤東詩詞以及唐詩宋詞，同時自己也學着寫順口溜。他前前後後做了1萬2000多字的順口溜。
他說，他在秦城最渴望的事是，希望有人提審。為什麼？因為這樣他就有機會跟人說話。但是，這樣的機會少之又少，整個七年半，他總共被提審過兩三次，也沒有問什麼特別的問題。
流放湖南五年
閻長貴被抓進秦城監獄，出乎他的意料。從秦城監獄獲釋，也出乎他的意料。
1975年5月，專案組來到秦城，突然對他宣佈：「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釋放你，送你到湖南某農場勞動，等待結論。」
閻長貴喜出望外。他當時的想法是，只要能離開秦城，「哪怕讓我做再苦再累的活，也比在牢房裏好」。
閻長貴到農場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家裏寫信。因為這七年半，他對家裏情況一無所知，家裏人也不知他是死是活。
信發出後的第十天，他接到兒子的來信。接着，他的父母、妻子和兒子陸續來到農場，老少三代，淚眼相對。家裏人看到他還活着，都挺高興。短暫團聚後，他的父母回山東老家，妻兒則留下來，跟他一起在農場安家落戶。
1975年11月，北京終於來了人。對他的問題做的結論主要有兩條：一說他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領導；二是包庇「五一六分子」吳傳啟、林聿時。對他的處分是留黨察看一年。
專案組的人要他在處分決定上簽字。他認為這兩條都不是事實，拒絕簽字。這時，專案組的人搬出江青來，說：「這是首長定的性。」
閻長貴知道辯解無用，當時江青還在台上，為了能安排工作，只好違心地簽了字。
閻長貴的問題有了結論，農場就把他安排到農科所學校教書去了。後來，他還當了這所學校的校長。
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幫」被抓捕，文革結束。1978年，閻長貴被調到農場的宣傳部，還在農場領導支持下獲得平反，回到北京。
到底為什麼蒙冤？
江青為什麼因為閻長貴送錯的一封信發那麼大的火呢？
因為當時文革的政治風向發生了重大變化。1967年夏，毛髮動的文革在軍隊系統引發一系列強烈反彈。毛不能失去軍隊的支持，於是，決定拋出三個替罪羊——王力、關鋒、戚本禹。
這三個人都是毛髮動文革時倚重的筆桿子，是「政治打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毛突然決定犧牲這三個人。江青為了脫開與他們的關係，也在身邊找替罪羊，而閻長貴是戚本禹推薦給她做秘書的，所以閻長貴就成了戚本禹「安排」到她身邊的「坐探」。
而被無辜冤枉坐牢七年多的閻長貴在1980年回到北京，回到了他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的第一站，此時的《紅旗》雜誌已經改名《求是》了。他在那裏一直工作到退休。
觀眾朋友，您怎樣看待閻長貴的一生？他31歲到43歲最好的年華，全部都因為中共領導人的一句話而浪費在監獄和農場裏。您認為這是個別中共領導人的錯誤，還是中共的制度造成的？歡迎給我們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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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製作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