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1棟哥幾個這樣的「小霸王」，其他住宅樓也有，特別是在那些供所內低層職工居住的樓內。儘管他們的「名氣」沒有1棟這哥幾個的響亮，但也足以讓其他樓的孩子敬而遠之。在我讀小學之後，每天上下學的路上經常會遇上這類壞小子。由於我們的學校在研究所外，和研究所隔着一條小河，我們所里的孩子，每天上下學都要在研究所的西門，以班級為單位集合，然後一起步行10分鐘過橋去學校。放學也是如此，全班回到西門後解散，各回各家。從我們家到西門這段路，便是我經常被「騷擾」的地方。上下學的路上，經常不走運遇上那些壞傢伙們，不是被惡言惡語咒罵，就是被扔石頭追打。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好些年，搞得我成天緊張兮兮。那個時候，我的父母都是被「專政」的對象，而這些壞傢伙們的家長，則都是處於領導地位的「工人階級」，所以，我根本不敢把這些事兒告訴我的父母，因為知道告了也是白搭，解決不了實際問題不說，還很可能令問題擴大化，嚴重化，變成我們這個家的「危機」。整個少兒時期，我所生存的環境一直都是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所里的那片天被重新翻過來，我才算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我從童年步入少年的日子裏，整個社會極度動盪，物質極為匱乏。那個年代的孩子們，家裏沒有玩具，放學後也沒有太多的作業（即便有，很多人也不寫），課餘時間能幹的事，就是在外面晃蕩。所以，到戶外玩耍是我們童年的基本遊戲方式。那個時候，我們有很多遊戲種類，都是集體參與形式的，要幾個人才能完成。女孩子跳橡皮筋，跳房子（在地下畫上格子，用碎磚頭小瓦片扔進格子，然後單腿在格子裏邊跳邊將小瓦片踢到下一格）。母親曾說過，民國的時候，女孩子們也玩這個，跳的方式幾乎和我們的相同。跳橡皮筋雖然三人以上就能玩，但大多數時間都是五六個人，甚至七八個人一起玩。跳的時候，還要唱歌謠，要隨着歌謠的節奏來跳。我現在還能記得其中一首：
江姐江姐好江姐，你為人民灑鮮血，
甫志高甫志高甫志高，你是人民的狗強盜、狗強盜……
這都是什麼破詞，也不知道誰編的，但當時我們都唱得津津有味兒，沒有哪個孩子有異議。
女孩子跳皮筋，跳房子，男孩子們彈玻璃球，扇煙紙，打「片奇」，也是幾個孩子湊在一起玩。小時候，我是個假小子性格，加上12棟年紀相仿的孩子中，本就是男性多過女性，所以，我沒少摻和這些小男孩子們的遊戲。
彈玻璃球，就是在土地上挖上四五個小坑，然後把小玻璃球從一米外往一個個小坑裏彈，出手準確，失誤少的那個就是勝利者。東北的冬天很冷，彈球時把手從棉手套里拿出來後，不到一分鐘就凍得僵硬。為了減少失誤，彈之前，每個人都把夾住小球的拇指和食指放到嘴邊，拼命哈氣。一隻只小黑手，一律的標準哈氣動作，作為童年遊戲記憶的一部分，這一切永遠留在了我的腦海里。
扇煙紙的遊戲沒有場地限制，玩起來很方便。就是用大人們抽剩的煙盒紙，疊成三角形模樣，放在地上用手扇。能夠把煙紙從這一面扇翻到另一面則為贏。不是一個個扇，是幾張一起扇，並不容易呦。能扇過來，有多少都歸你。這樣的遊戲，贏者很有勝利感。
打「片奇」也是大同小異，只不過是用硬紙片代替煙紙，方圓不整的各種紙片上，還要蓋上紅，藍，黑三色的，張飛，趙雲等一些歷史名人的頭像印。玩的時候，用一張圓紙片往另一張紙片上打，把它打翻身就算贏，這一張被翻過來的就歸贏家。
除了上面說的這幾種，還有一些跑着玩的團體遊戲，搶軍旗，藏貓貓，打仗，等等。這些遊戲都要求參與者繞着住宅樓四周圍亂跑。那年頭，樓的前後寬敞開闊，不是養雞棚就是玉米地，為這樣的群體遊戲保留了足夠的活動空間，只要湊夠人數，隨時都能玩。
文革後期，我們大院開展了一項「向陽大院」活動。這是全國性的「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基層」的重要工作，要讓每個居民大院都突出階級鬥爭這個綱（當時還拍了一部電影叫《向陽院的故事》）。但在我們這兒，這項活動的目的在我們孩子眼裏就變成了是要每棟宿舍樓都管好自己的那片環境，增加一些業餘體育設置。活動開始後，別的改變我沒看到，就是我們12棟宿舍樓旁邊，多了個用爛磚頭砌成的乒乓球枱，我們這些孩子有了一項新的體育遊戲。記得向陽大院成立的那個大會上，主持人還寫了一幅對聯：
向陽大院錦繡前程無限好
社會主義光芒萬丈照全球
會場就是大院毛澤東塑像的前面，各棟都要派人參加，我跟在大人們的後面，也列席了會議。
不是每棟樓都有這樣的乒乓球枱，這個設施吸引了不少其他樓的孩子們來玩。時至今日，我還是喜歡打乒乓球，家裏就有一張正規的乒乓球案，夏天天氣好，就擺在後院，全家人一起玩。這一切都和少年時的經歷有關。這個以「狠抓階級鬥爭」為目的向陽大院卻培養了我一項體育愛好。
我們大院的兩個研究所，每個都有自己的禮堂。那年頭，禮堂既是職工們開大會的地方，也是放映電影、表演節目的地方。儘管那年頭只有八個樣板戲，《地雷戰》、《地道戰》這樣的幾部電影能夠放映，但對我們這些孩子們來說，這個禮堂也稱得上是生活中的夢幻所在。
我們這個研究所的禮堂，位於工作區外，宿舍區的前面，是一個有40排座椅，每排30個位子的大禮堂。天花板距離地面有3層樓高，左右兩邊各一排大窗戶安在離天花板很近的地方，人坐在裏面，感覺很寬敞，空氣流通得很好。每次放映前，管理人員會把玻璃窗外面一層木窗關上，以保證禮堂內的黑暗度。禮堂前九排中間10個座位是皮椅子，其他的椅子則全是木頭的。我們家住在三樓，從臥室的窗子望出去，能看見禮堂圍牆最上面的部分，下面的那部分，被研究所的食堂擋住了。
那個年代，所內建築物的牆上不刷上標語口號的幾乎沒有，禮堂這樣的規模，更不會例外。文革初期，我看到的禮堂高牆的口號是「打倒李×」（我們的所長），後來又變成了「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四人幫」倒了以後，上面有新精神，建築物上所有的標語口號都要去掉，結果，我眼前的「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被刷上了一層白灰，可惜，白灰不夠濃，下面的字還是看得很清楚。直到1981年過年我們搬家，那「解放台灣」幾個字還是若隱若現地擺在那兒。
我們的禮堂文革前就是個小電影院，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被家人抱着在裏面看電影。王心剛主演的《海鷹》為我留下了中國電影的第一個印象，文革後這些舊片重放，許多情節我都能回憶得起來。文革初期，禮堂里不再放電影，取而代之的都是些鬥人的場面，記憶中有一次全所的揭發批判會，我們這些小孩們還列席了會議。過程內容完全不記得了，腦海里只剩下那些站在台上掛着牌子的人。八個樣板戲拍成電影後，我們的禮堂又開始放映電影。《智取威虎山》是我看的第一部樣板戲電影。這大概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事情。我很不喜歡看樣板戲，京劇聽不懂，舞劇又是啞巴不說話，沒意思。當然總比沒有好，至少還有畫面。從那時開始，電影走進了我的生活，大禮堂成了我經常光顧的地方。
70年代中期，大院和全國各地一樣，也開展了學習小靳莊的活動。這個小村莊因唱樣板戲，批林批孔搞賽詩會而聞名。它是江青樹起的一個在農村進行「意識形態領域革命」的所謂典型，在全國廣為宣傳。我們這個科研大院，每個研究室都要「載歌載舞」地開展運動。各研究室的職工們輪流在禮堂排演節目，人人都要參與。這樣的運動形式，和今天的「唱紅」是一個路子，都是以意識形態為目的運動群眾。當時，我們這些小學生們，放學後都會結伴去禮堂觀看「表演」。大人們那些完全談不上專業的舞姿，很難看，很可笑。如果我們發現某個同學的父母也在台上「獻醜」，更會笑得前仰後合。記得那時的合唱曲目有「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還有什麼「紅太陽，照心頭，團結一致去戰鬥……」。當時在台下聽，最反感的就是聽到「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時。歌中那三句「就是好」給我的感覺就是很蠻橫，很暴力，很遭人煩，讓人打心眼兒里厭惡。那時的我已經十幾歲，有了思考一些簡單問題的能力。對文革中我家的遭遇，他們對我父親的迫害，心中最樸素的情感就是恨。說文革好，我是絕不同意的。這種不抓生產，不搞專業研究，人人把精力和時間都用在「無厘頭」表演上的運動，是對社會資源多大的浪費！
鄰所的禮堂和我們的禮堂距離很近，200米左右。整個文革時期，只有我們的禮堂能夠放映電影。「四人幫」倒了以後，鄰所才把自己的禮堂改建成一個合格的電影院。我對鄰所禮堂的第一次相關記憶，是來自一位閨蜜的兄長的講述：文革初期，鄰所一位老地下工作者在被隔離審查期間跳樓自殺，地點就在禮堂邊上，這位兄長親眼目睹了死者腦漿迸流的慘狀。多年之後說起來，這位兄長還是記憶猶新，還是覺得很「噁心」。受他敘述的影響，我也很少去鄰所禮堂附近玩，每當走到邊上，就會想起死人的事兒。儘管不是親眼所見，那繪聲繪色的描述，也讓我銘記在心，足足記了半輩子。
那個時代，大院職工們的生活並不輕鬆，「牛鬼蛇神」們甚至很痛苦。大院孩子們的世界，雖不像大人們的那般灰暗，卻也不可避免地帶着深深的時代烙印。有委屈，有悲傷，也有「少年不識愁滋味」的遊戲快樂。40年後回眸一望，別有一番滋味兒在心頭。和21世紀的孩子們相比，我們的成長經歷不在客廳里，也沒有長輩們的溺愛。政治高壓下殘存的天真和童趣，伴隨着那揮之不去的苦澀陰霾。我們這一代文革兒童，特別是「牛鬼蛇神」類「賤民」的子弟，成人之後，心裏或多或少都埋着一種難以言說的仇恨。帶着這樣的心理傷痕，面對現實生活，我們付出的努力，遠比正常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人要多得多。這是經歷文革後，不得不付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