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瀋陽市，南塔下，文化路上的一個科研大院出生的。我們這個科研大院從1953年建所開始，某種意義上說，一直是處在一種「封閉」的狀態中。說封閉，是因為整個大院都是用一人多高的磚牆與外部世界隔絕起來的，裏面一半的面積為工作區，另一半是家屬住宅區。職工們每日在所內上班，家屬們的活動範圍也基本是在大院中。院外東、西兩邊，有兩個不算小的商店，供應院裏三千多職工和家屬的日常生活所需。院內還有個醫務室，小病不用出院門就能得到治療。我們這個科研所的「周圍鄰居」，也都是自成系統的單位：有幾所大專院校，還有陸軍總醫院和空軍司令部，這些單位也都是用高牆和外部世界分割，相互間沒有多少來往。
我們這些科研所出生的孩子們，從小到大就是在這樣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中生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與成人世界相對應的孩子世界。職工們的工作是以研究室為單位來進行的，遇到需要自報家門的情況，都會說：我是一室的，三室的，八室的，等等。而我們孩子們的活動則是以住宅樓為單位來劃分的，每一棟都是一個「堡壘」，由於這些住宅樓的側面都有清晰的樓號標示，不同住宅樓的孩子便把自己所住的樓號當作自己的「單位」名稱。初次相識，相互間都會問：你是幾棟的？回答則是：1棟的，3棟的，12棟的，等等。
文革初期，我們大院一共有20棟職工宿舍樓，大部分是3層2門12單元的紅磚樓。據說當時是按蘇聯式樣來設計的。除了12棟、13棟是一單元3居室的高研樓－－高級研究員的宿舍外，其餘的樓都是2室或1室的單元。我們這個大院，是兩家研究所合用的，20棟宿舍樓也分別屬於兩家研究所。這樣一來，孩子們互相的認識除了有「棟」的分別外，還加上了「所」的分別。
我所居住的12棟是高研樓，這個12棟的名號，對其他孩子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只要一報棟號，對方就會對你的家庭狀態乃至社會地位有個初步的印象。12棟在文革前孩子不多，文革後，先後住進了好幾戶「出身好」的普通職工，他們都是些30多歲的人，每家都有幾個孩子。這些孩子們的加入，壯大了12棟孩子團體的隊伍，讓我們在其他「棟」面前，也顯得多了幾分「力量」。
我對這個孩子世界的清晰記憶，是從6歲開始的，那一年九大召開，所內因文革帶來的混亂開始平定，我也能比較自由地在樓外玩了。那時各個棟內部，「出身好」的孩子和「出身不好」的孩子也能玩在一起了。
文革初期那些年，除了和外公、外婆出門買菜外，我都是一個人在家裏呆着。外面的世界很亂，我們的出身又不好，屬牛鬼蛇神一類，大人們根本不敢讓我到外面去玩。其他樓那些「出身好」的半大小子，經常欺負「弱勢群體」。1棟有個老太太，做過大戶人家的小老婆，無兒無女，晚年和侄兒一家住在一起。這個侄兒，由於「歷史問題」，也在被專政之列。這樣一來，這個老婆婆就成了那些「紅後代」欺負的對象，只要她一出家門，就會有一群孩子圍着她叫：地主婆，小老婆……
文革最混亂的時候，我和外婆出去買菜，也曾被這些半大小子追着扔過石頭。1969年之後，所里的狀況有了很大的好轉，但我還是只能在家門口玩，不敢到12棟之外其他樓的地盤上去。
我們這20棟家屬宿舍，每棟都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樓的設計有分別外，居住成員的「名氣」讓每棟樓有了獨特的「色彩」。到訪的外人也許看不出來，但在我們這些孩子們的眼中，每棟都自成體系，各有各的風格。離我們12棟最近的是1棟和13棟。1棟是一幢18戶2門洞2居室的三層樓房，背對研究所正門的主道。文革時期所內唯一一座偉大領袖的畫像，就在這棟樓的前面。我們大院所有的住宅樓都是南北向的，有的是坐北朝南，例如8，9，12，13棟；有的則是坐南朝北，例如1，2，3，4棟。從我對1棟有記憶開始，它的名字就是和一「流氓家庭」連在一起的。
1棟住有一特別的家庭，這家的父母我從來都沒見過，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大院的工作人員。這家人出名，不是因為父母，而是因為他們有幾個「不得了」的孩子。他們家有三個男孩，一個女孩兒。大男孩兒叫「老眼（音）子」，中間的那個叫「老三子」，小的男孩兒叫「老甚（音）子」，那個女孩兒最小，比我還小几歲，順理成章地被叫做「老丫頭」。據說「老眼（音）子」還有個哥，但似乎不在這兒住，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廬山真面目。我們院裏的孩子們，沒人不知道這哥四個的，儘管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們真實的名字，甚至連姓什麼也不知道，但一提起他們的外號，絕對是盡人皆知。
這個家庭是1棟的一霸，也是大院裏數得着的「麻煩」。我不知道他們到底幹過什麼，但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懼怕他們，不敢到1棟的周圍玩。在我還是個小丫頭的時候，這家的老大大概十六、七歲左右，中間的那個男孩兒十三、四歲，小的那個十一、二歲。我曾親眼目睹過這小的哥倆欺負人的過程，很兇惡的樣子，嘴上粗言穢語，手足並用地教訓其他孩子。大院孩子們的世界裏，關於他們的傳聞很兇，有很多年，我都不敢靠近一棟，連經過他們那棟門口，都要看看是否沒人。因為他家門口總是聚集着一堆堆的小流氓樣子的半大小子，很恐怖。如果他們在，我寧肯繞遠點，也絕不從他們的面前走過。
後來，我長到十二、三歲時，出於對這哥幾個的好奇，我成了那個「老丫頭」的玩伴。有一段時間，幾乎天天放學後，都去找她玩。還從她的小哥「老甚子」那裏借過一本禁書（書名忘了）。近距離的相處，令我消除了對他們的恐懼，神秘感自然也沒了。其實他們也不是壞到哪裏去，大概就像電視劇《血色浪漫》裏的那些大院少年，把青春和精力都浪費在樓門口晃悠和打架鬥毆上罷了。多年之後，和一位好友的兄長（也是我們大院的子弟，比我大3歲）說起借書之事，他居然把眼睛瞪得牛大，說：你還敢從他那兒借書？可見這幾位少年在我們大院的孩子中間，真是「威」名遠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