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姥姥與大舅在老宅上房東側台階
1975年，春分後那個周末，我從陝師大返家，前院靜悄悄的，朝上房走，剛邁上台階，門帘掀開，母親神情異樣，示意我進東臥室。她輕掩房門，小聲說：「你大舅來了。」見我發怔，又說：「內蒙大舅，從呼市來看你姥姥。去跟大舅見個面，說話注意點兒。」
「文革」之前，我們填寫政審表，都由父母把關，「主要社會關係」一欄，只填「中共黨員」親戚，不填「黑五類」親戚。但從大人失言，我隱約知道，有個舅舅在內蒙服刑。「文革」初，母親任十三中教導主任，跟她關係最好的某老師貼大字報，揭批她「1964年，《毛選》剛一發行，就郵寄一套給『反革命分子』哥哥，還寄錢物……」那天，我要見的正是大舅。
我跟着母親穿過中廳，走進西臥室套間，有位中年人坐床邊，着灰色對襟棉襖，戴副眼鏡，面龐清瘦，起身並惶惑地望着我。母親說：「這是大舅。」我叫聲「大舅！」大舅小聲問：「是小秦吧？」姥姥緊張地隔窗往後院看。老宅交公後，東廈房與前院倒座房住進兩家外人：一家主人是某工廠革委會主任；另一家戶主是落難職員，靠拉架子車為生。他們須通過上房東側過道，去後院如廁。
我與大舅都有些拘束，於是相互讓煙。我給大舅點煙，見他食指與中指熏得焦黃。我倆在煙霧繚繞中，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夜宿西臥室，靠着床頭吸煙，漫談，我才漸漸了解大舅身世，也得知自己還有個六姥爺，是國軍飛行員。
說宋家的事，先得從長輩說起。早年，曾姥爺宋韻清（人稱「宋八爺」）在秦皇島掌管吉盛興洋行（位於海濱路至東山路），以洋務起家，眼界開闊，送子女入新學堂，接受西式教育。姥爺宋恩起受教於天津新學書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位於法租界的海大道（Rue de Takou），1902年由英國人赫立德博士創建，仿牛津大學體制，英文教學，重德智體。學生畢業後，大多進入怡和洋行、開灤煤礦或耀華玻璃等外企。姥爺畢業後，入開灤煤礦任高級員司。
1930年代初，六姥爺宋恩儒就讀北平匯文中學，「九一八」事變後，毅然投筆從戎，考入中央航空學校第四期，1935年6月畢業，1937年7月14日，隨高志航參加淞滬會戰，駕機轟炸日軍司令部、公大紗廠軍械庫及匯山碼頭，冒着密集炮火，俯衝轟炸停泊吳淞口及崇明島附近的敵艦。8月21日，他又與戰友董明德配合，在揚州機場上空，擊落兩架日寇轟炸機。
1938年1月4日，日寇出動30多架戰機突襲漢口，六姥爺與戰友駕機升空迎敵。激戰中，他被三架日本戰機圍住，機身數處中彈，機翼折斷。最後，他試圖駕機撞擊日機，因再次中彈而墜落，壯烈殉國，年僅二十四歲。
六姥爺犧牲後，宋八爺命我姥姥代表宋家，去漢口處理後事。當時，姥姥已有身孕，攜懷孕的六姥姥鄒氏從天津乘船，經香港去漢口裝殮。據大姨說，她奶奶臨終，不知六兒已戰死。彌留之際，家人問她想不想老六，老人家搖頭，遂咽氣，家人將珍珠放入口中，合上雙目。不料出殯時，忽狂風大作，吹翻招魂幡，刮落房頂鐵瓦。我二舅母說：「老六的魂兒，給老母送喪來了。」
2007年4月，紀念「抗戰」七十周年之際，中華民國空軍張光明將軍撰文「筧橋英魂追憶」，緬懷陣亡的好友，並附二十位戰友小傳及遺像，其中有我六姥爺，才讓家人得知他的壯舉，一睹英姿。
宋恩儒烈士天津市人，生於一九一三年十月一日。幼讀勤學，潛悟識深，每讀忠烈史記，即掩卷嘆息，慨然興景仰之思。平居寡言笑，然每論時事，則輪瀉豪宕、慷慨激昂，不能自己。民國二十年「九一八」東北事變後，君乃棄學，考入中央航空學校第四期畢業。在剿匪諸戰役中，迭以功受獎，晉升中尉，任空軍第三大隊第二十五中隊分隊長。淞滬戰起，轉戰長江各戰役，擊落敵機三架，炸沉敵艦一艘，戰功顯赫。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四日，於漢口空戰中陣亡，追贈上尉。時年二十四歲，遺有父母及妻邵氏與一女。（註：妻鄒韌蘭，遺腹女宋錫榮，小名榮榮）
據母親說，日寇侵佔華北前，她六叔每年暑假探親，都給女眷帶杭州絲綢，為她裁製一襲藍色碎花旗袍。六叔戰死後，葬漢口，「抗戰」勝利，衣冠冢入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位於東區山坡，由西向東第二十四穴。1990年代初，母親去南京探親，專程去航空烈士公墓，為六叔掃墓，詢問守墓人，獲悉從未有人來此祭奠。六叔戰死後，六嬸改嫁國民黨中央醫院某醫生，從此音訊全無。母親給守墓人留下地址和電話，希望有朝一日，能與表妹榮榮取得聯繫，此為後話。
姥爺任開灤煤礦高級員司，薪資優渥，崇尚西化，將子女送天津或北平教會學校讀書。我母親考入天津聖功女校，初中畢業轉學，與大姨同在北平慕貞女校學習，大舅宋錫桐進北平育英中學就讀。
1942年，大舅17歲，拋棄優越生活，與兩個好友逃離北平，去大後方抗日。他們所帶盤纏不多，搭乘一段火車，就徒步西行，過了潼關，身無分文，陸續把多餘衣物和行李賣掉。等他們抵西安，衣衫襤褸，形同乞丐。當時，中央警官學校正招生，三人都是高中生，一考即中。大舅從中央警校（重慶南岸彈子石）畢業時，「抗戰」勝利，1947年4月，派往歸綏警察局。1949年9月，董其武率眾十萬在綏遠起義，國民黨軍政人員悉數留用，大舅奉調歸綏公安局二分局任股長。
我姥爺思慮洞達，知世事難料，連發數函，催促大舅退役，報考理工大學，或進開灤煤礦從業，並叮囑：「將精力放在無用之處，豈不可惜！」大舅不從，而積極參加減租反霸、整風審干運動，不料1952年12月，大舅突遭逮捕，罪名為「窩藏槍支、貪污公款和放走地主」。
大舅「窩藏槍支」的消息傳到秦市，舅姥爺張萬益率家人挖地三尺，尋槍未果。驚悉大舅因貪污入獄，姥姥、大姨連忙變賣金銀首飾，湊錢退賠。不久，公安局查無實據，又通知退錢，大舅拒收，怒斥：「你們不是想要錢嗎？送你們好了！」至於「放走地主」罪名，更屬荒唐。那人是天津某中學校長，家庭成分地主，大舅公事公辦，給人家開路條，返鄉探親。
1953年元月，公安局又給大舅強加罪名「軍統潛伏特務」，判刑十年，發配勞改。1955年秋，表舅張春華在京上中專一年級，某日，忽然接到五哥（大舅在宋家行五，人稱「五少爺」）的信，說勞改艱辛，見天吃窩頭蘸醬油，希望寄些錢。表舅害怕，回信大講革命道理。幸好二舅母仁慈，給大舅郵寄十元解困。
後來，監獄當局得知大舅數理化好，精於設計，便調他去監獄新生鋼鐵企業任技術員，刑滿留用。「文革」中，造反派砸爛公檢法，1970年初，監獄撤銷，當局決定，將犯人轉押山西臨汾，刑滿留廠職工送回原籍。幹警送大舅回秦皇島，抵達北京站，把檔案給他說：「你先回家，半個月後，我過去給你落戶，辦手續安排工作。」並給大姨發封電報接站。等大舅在秦皇島站下車，大姨見他自帶檔案返鄉，懷疑他潛逃，驚問：「你怎麼一個人回來了？」
第二天，大舅去原籍派出所報臨時戶口，當場遭羈押，理由是：「秦市尚有十大案件未破，為你自身安全，先關押再說。」大舅再度入獄，每天發倆苞米窩頭，睡水泥地。其時，監獄因牢房狹仄，正在擴建，大舅便自告奮勇，承擔製備、測量、施工，結果，苞米窩頭換成大白饅頭，才得果腹。關了二十天，內蒙幹警到秦市，見大舅又入獄，跟秦市幹警吵了一架。原籍派出所認定，根據檔案記錄，大舅仍屬反革命分子，原籍不予接收，於是，重返內蒙監獄。
熬到1971年，監獄當局派輛十輪卡車，將有技術特長的八個刑滿釋放人員送台閣牧公社，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誰知到1973年，監獄恢復，因缺技術人才，內蒙公安廳下發文件到各旗鎮，責令有一技之長的刑滿釋放人員，限期回監獄報到。某天，公社書記將八人叫去訓話，然後，派人押送上路，如廁，就餐，都派人盯着。等把他們押到旗公安局，才知根本沒那回事。結果，八人重返台閣牧，繼續接受再教育。
1974年初，大舅成了家，時年48歲。舅母名劉秀，祖籍山西洪洞縣，叔姑均為老革命，丈夫系解放軍師級幹部，駐防新疆，因家庭成分地主，「文革」中，慘遭批鬥後憤而自殺。七十年代初，劉秀隨部隊移防內蒙，經好友介紹，與農村戶口的大舅結合，收養個棄嬰，取名芳芳。
1970年代末，鄉鎮企業興起，大舅看到生機，為養家活口，申請外出打工，公社不放。為離開台閣牧，大舅設計製造了農業機具，在呼市參展並獲獎，又設計建造了公社大禮堂（容納600人），這樣，公社書記才放他自謀出路。
那年，馬氏四兄弟承包四合興鋼材改制廠，生產盤條，聘大舅負責設備購置、原料、生產及銷售，工廠效益極好，全家也住進新房。孰知1977年初，公安局以莫須有罪名，將廠長馬老大收監，大舅去山西出差，返呼市當日，就被押上吉普車，投入大牢，一關90多天，既不提審，也不理睬。一天，牢門突然打開，獄卒告大舅：「回去吧，你沒事了！」大舅質問：「憑什麼關我？」獄卒說：「到地方你就知道了！」大舅又問：「老馬放了嗎？」此時，大舅熟悉的公安局同事過來，好言相勸：「老宋，你是你，他是他，你別管那麼多。三個月，也該回家了！」
大舅精明能幹，在呼市已有名聲，人剛出獄，各鄉鎮企業就爭相聘請。他應聘去團結大隊鄉鎮企業，大隊書記為留住大舅，給他蓋一院新房，可全家還未入住，呼市工業局就調大舅，並承諾轉正。大舅真能幹，一去就設計製造了呼市第一輛清潔車。工業局又送大舅去北京鋼鐵學院，帶薪學習三個月，回來負責粉末冶金廠轉產。1978年，馬老大無罪釋放，又高薪請大舅回四合興鋼材改制廠。
蒙冤三十三載，1985年，大舅終獲平反，由呼市公安局接收，「享受起義人員待遇」，定副科級，才59歲就被迫退休。公安局如此下作，就是為了不給大舅分房與調級。好在大舅渾身本事，為人豪爽，友朋遍呼市，受聘多家鄉鎮企業，先後設計並製造了飼料粉碎打漿機、游泳池污水處理設施、焦化冷卻塔等設備，收入頗豐，仗義疏財，資助貧困親友，而不求回報；出資幾十萬送侄子去日本北海道學畜牧；每來西安探親，必送外甥外甥女皮夾克、皮包、蒙古刀具等。1994年，大舅不慎摔斷腿，才停歇下來，回家享受退休生活。
猶憶1975年早春那晚，我與大舅靠着床頭，在黑暗中吸煙，漫談，我問：「聽說您有個好友，當了漢奸，現在還挺風光？」大舅長嘆一聲：「唉，沒法說！當年在育英，三個好友，參加抗戰的倆，我去了重慶，落得如此下場。另一個投奔延安，解放後任武漢市副市長。當漢奸的那位，戰後逃到日本，還當了什麼縣議員。唉，沒法說！坐二十多年牢，出來時，發點兒安家費，算下來，一個月才值幾塊錢。」1970年代初，中日邦交，那位好友從日本返國，專程去秦市，打聽宋錫桐的下落，親友都迴避，謊稱不知所蹤，其時，大舅正服苦役。
2012年10月23日，重陽逢霜降，凌晨五時，大舅在熟睡中辭世，四天之前，剛過87歲生日。大舅一生坎坷，冤系大獄，所幸晚年過得幸福，舅母去世後，由養女芳芳全家悉心照顧，可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大舅生前選購瓷瓶，遺囑逝後焚身，將骨灰封入瓷瓶，擇期沉黃河。
大舅晚年，常夜不能寐，「想過去，六十多年的苦呀！」（大舅復函語）索性起床，邊吸煙，邊寫申述材料，或給三妹（我母親）寫長信，傾述心事，翻來覆去說蒙冤入獄事。看來，大舅人雖出獄，魂系牢房，終生未解脫。嗚呼哀哉！
2018年4月5日（清明節）晨草
2020年2月1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