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黃雀行動中，法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了幾乎是「救世主」的角色。如果說三合會提供了快艇，支聯會提供了資金，那麼法國人提供的就是最稀缺的資源，合法的生存權。
當時的法國密特朗政府正值法國大革命200周年，對人權保護有着近乎狂熱的執着，這使得法國領事館成為了這場營救行動的外交總後方。
1、「午夜簽發」的旅行證件
大多數被救者抵達香港時，除了滿身泥濘，沒有任何身份證件。
臨時旅行證（Laissez-passer）：法國領事館簽發一種特殊的「通行證」。這種證件在法律上並不等同於護照，但它代表了法國政府的承諾，「此人受法國保護，請允許其入境。」
效率驚人：有參與者回憶，法國領事館的官員經常在深夜或凌晨接到電話，然後趕回位於金鐘的辦公室，為剛下船的學生加蓋簽證。這種「特事特辦」在官僚體系中極度罕見。
2、第一副領事：夢遊者（Jean-Pierre Montagne）
提到法國領事館，必須講到當時的副領事夢遊者（Jean-Pierre Montagne）。他是黃雀行動中最重要的外交官。
（在金鐘領事館的深夜，有一個總是不睡覺的法國人，人們叫他：夢遊者。他用一支鋼筆和一枚印章，在深夜的黑暗中，為那些無路可走的人點亮了通往巴黎的航燈。）
人道主義「瘋子」：他的公開身份是領事，暗地裏卻是營救行動的樞紐。他親自去安全屋接見學生，核實身份。
頂住北京壓力：當時內地政府曾通過外交途徑向法國施壓，但夢遊者和當時的總領事一直以「基於人道的政治庇護」為由予以回絕。
3、「啟德機場」的特殊安檢
法國領事館與香港警隊政治部有高度的默契。
直接登機：當離境安排妥當後，法國領事館的車輛會直接開進啟德機場的禁區。在很多情況下，受助者根本不需要經過香港入境處的常規櫃枱。
法航的「秘密艙位」：當時的法國航空（Air France）是主要的承運者。領事館會提前預訂座位，有時甚至會在最後一刻要求飛機延遲起飛，以等待剛從水路抵達的受救者。
4、為什麼是法國？（避風港的選擇）
相比於美國和英國，法國在當時最敢於「出頭」：
英國的顧慮：英國政府當時面臨1997年主權移交壓力，處境尷尬，不願過度激怒北京。
美國的複雜：美國的審批流程相對繁瑣。
法國的浪漫與激進：密特朗政府視自己為「自由、平等、博愛」的捍衛者。對於那些流亡的知識分子來說，巴黎不僅是避難所，更是精神故鄉。嚴家其、蘇曉康、吾爾開希等人的第一站，幾乎清一色都是巴黎。
5、後續：外交代價
法國為此付出了沉重的外交代價。在黃雀行動後的幾年裏，中法關係一度降至冰點。北京隨後通過停止大型採購合同（如空客飛機）等手段表達憤怒，迫使法國在90年代中期逐漸收緊了此類庇護政策。
據說當時法國領事館的官員為了緩解學生的緊張，會給他們遞上法國紅酒和牛角麵包。這種極其「法式」的慰藉，在那個生死關頭顯得既荒誕又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