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解放軍前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落馬後,海外社交媒體平台X上迅速掀起高度討論,有關解放軍高層清洗、權力鬥爭原因與後續走向的中文貼文層出不窮。然而,X產品負責人Nikita Bier於1月30日回應用戶時證實,每當中國出現重大政治動盪,X的中文搜索結果便會被大量色情與垃圾信息刻意淹沒。這類作並非偶發,而是一個長期存在、極難處理的問題。中國政府全面封鎖 X、Facebook等海外社交媒體,但中國境內用戶仍普遍透過VPN連線瀏覽未經審查的境外信息,這種行為被戲稱為「翻牆(諧音:范強)」或「搭梯子」,提供服務的公司則被稱為「機場」。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在境內築起數字高牆,嚴防民眾接觸未經審查的信息;在境外,卻動用龐大的網軍部隊奉旨翻牆,利用其明令禁止的海外平台進行大外宣。矛盾在於,當網軍大舉出征干擾張又俠事件輿論的同時,中共公安部於2月1日發佈《網絡犯罪防治法》草案,誓言嚴打「幫助獲取被阻斷境外信息」的技術支持,意即要懲治VPN等「翻牆」工具。近期也發現,中國互聯網的互聯網服務商也面臨來自官方的巨大壓力,《快快網絡》、《物語云》已發佈公告,將長時間向海外地址發送或接收大量數據的業務服務視為違規。這種「只許網軍出征,不許百姓翻牆」的雙重標準,不僅凸顯中共數字治理的矛盾,也說明X、YouTube等海外自媒體平台正成為中共主動干預的輿論戰場。
中國利用垃圾信息干擾海外平台搜索結果
根據Nikita Bier的描述,中國政府據信已註冊500萬至1,000萬個社群賬戶,透過大量投放色情內容,試圖阻礙民眾獲取即時信息。長期觀察網絡安全與混合戰的專家 Michael Ron Bowling也指出,這些機械人賬號不僅用於干擾信息流,更經常騷擾在X上批評中共的用戶,甚至對其發出死亡威脅。
事實上,這種「以海量垃圾信息淹沒關鍵字搜索結果」的策略,成本低廉卻極具破壞力。中共在此戰術中無須費力重塑敘事或引導輿論,而是直接讓搜尋失去功能。當中國用戶「翻牆」試圖了解特定抗爭或政治事件時,理論上應能透過搜尋引擎快速掌握動態,但實際看到的「熱門」或「最新」結果,卻往往被鋪天蓋地的色情廣告與無關內容佔據。以2022年「白紙運動」為例,當時「北京」、「上海」與「烏魯木齊」等關鍵字一度成為熱搜,但隨即遭大量標註相同地名的色情推文洗版。據觀察,其中95%的垃圾賬號以全天候、高頻率的方式發文,且超過七成的賬號是在事件發生前後才註冊,顯示出極強的針對性與作痕跡。
對於試圖「翻牆」了解事件真相的中國網民而言,這種作對其影響甚巨。許多人本就缺乏穩定的消息來源,多半使用關鍵字來搜尋相關資料,而當搜索結果被刻意污染,不僅大幅墊高信息獲取的門檻,也會降低他們持續使用海外平台的意願。從中共治理的角度來看,這種信息污染為鞭長莫及的海外社交媒體管理提供解套方案,也難被平台方快速清除,卻能有效削弱這些社交媒體作為替代公共討論或獲取信息的功能。
中共收買海外自媒體影響輿論
除了透過大量垃圾信息加固「數字長城」之外,中共亦針對海外平台上具影響力的自媒體,系統性地運用「胡蘿蔔與棍棒」並行的策略進行作。一方面,利用殭屍賬戶在特定自媒體貼文底下留言攻擊,亦威脅恐嚇自媒體本人或其家人。另一方面,透過金錢或利益誘使自媒體成為「中共同路人」。2025年底,海外中國軍事網紅「說真話的徐某人」即在 X上公開一段錄音檔,揭露中國網紅「落日海盜」曾試圖招募他為中共從事對外宣傳,並要求其刻意貶抑台灣軍事能力,以動搖台灣社會對自身防禦能力的信心。
此外,加拿大華僑自媒體「多倫多方臉」在接受《央廣》專訪時也證實,中共收買海外自媒體或 KOL已屬常態,其手法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提供金錢資助,明確要求受資助者可討論甚至批評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但在台灣、新疆等核心敏感議題上,必須嚴守中共立場;其二則是透過恐嚇、騷擾其國內親屬,甚至凍結資產與帳戶,迫使相關人士進行「自我審查」。
這種作之所以有效,在於這些海外自媒體本身已累積一定知名度與信任基礎。當中國網民翻牆後,接觸到其對中國政治或經濟的客觀分析與批判時,容易產生共鳴,進而提高信任感;再加上其他疑似由官方控的賬號推波助瀾,不僅為受眾提供情緒出口,也進一步強化其論述的可信度。然而,一旦觸及北京的核心利益,這些賬號不是選擇噤聲,便是與中共立場高度一致,使受眾在不自覺中接受其敘事框架。從系統性收買、長期經營,到必要時施以威脅手段,可以清楚看出,中共已將海外輿論場視為必須主動掌控的關鍵戰場,而非僅僅被動應對的輿論風險來源。

中共對海外社交媒體的作,已逐步發展為一套結合信息污染、技術干擾與人際滲透的系統性認知作戰模式。(合成照片/取自Freepik)
從平台治理到認知安全
綜觀上述案例可以發現,中共對海外社交媒體的作,早已超越單純的輿論反擊或政策宣傳,而是逐步發展為一套結合信息污染、技術干擾與人際滲透的系統性認知作戰模式。在中國境內,中共透過法律與技術手段持續收緊信息流動;在境外,則動用國家資源,主動滲透原本不受其治理的公共討論空間,試圖重新界定哪些信息能被看見、哪些聲音能被放大。
對台灣與其他民主國家而言,這已不只是平台治理或假信息查核的技術問題,而是涉及信息主權與認知安全的長期結構性挑戰。然而,由於這類作往往隱蔽且難以直接指認,若處理不當,公共討論容易倒向對個別自媒體或創作者的「獵巫」,反而壓縮民主社會原有的言論空間,加劇台灣社會的內部對立。基於此,政府更應正視海外社交媒體已成為新型輿論戰場,從制度設計、技術因應與社會韌性三個層面同步着手,才能在不侵蝕自由的前提下,防止公共討論空間在無聲中持續被滲透與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