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29日，聶元梓的「新北大」從31樓開始武力驅趕對立面同學，拉開了北京高校群眾組織之間武鬥的大幕。
面對局勢的混亂、武鬥重新抬頭，高層反而顯得束手無策、舉措失當。4月29日各校群眾組織頭頭的學習班搞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場。令人不解的是，市革委和衛戍區還乾脆來了個「四不」方針，「不管，不急，不壓，不怕亂」。5月7日，市革委主任謝富治在市革委會議上就說：「反掉無產階級的派性，行嗎？過去講錯了，毛主席給我們糾正啦。」這使對立各派以為放手一搏、重整旗鼓的機會到了。
於是，形勢急轉直下。此時，人民大學校內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與進校時敲鑼打鼓大不一樣，5月10日，駐校「軍訓團」面對失控局面無能為力，突然撤走。應該說，這是高層的一個重大失策。兩派之間頓時失去一個第三方的制衡因素，都急於要搶奪「制高點」，擴大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這兒講的「制高點」，不只是個地理概念。於是，就不顧一切地發生了直接碰撞。再加上江青又曾一再發出「要文攻武衛」的號召，於是最血腥的面對面殺人的武鬥開始了。
當天，對方「新人大公社」佔據了林園9樓。那是棟教工家屬樓。有11戶「三紅」教師的家被抄和趕走。
第一場大武鬥
人民大學第一場大的武鬥，就是發生在這第二天，5月11日，由「三紅」攻打紅樓。
此紅樓，非賈寶玉的「紅樓」，而是人大校門口西北側的單身職工樓。
打它幹什麼呢？
「人大三紅」在學校東南角的控制範圍主要是東風樓的三座樓，和留學生樓、教學辦公樓、新教學大樓（這些都是當時的叫法，新教學大樓現在叫公共教學二樓），基本上是一字排開，沒有縱深，無法形成防禦體系。於是，要攻佔東風樓北面隔着一塊空地的紅樓。攻擊是傍晚開始的，用的是磚塊木棒。對方在樓內退至二樓抵抗，這一方也沒有採取登梯強攻，雙方形成對峙。
晚上，燈光大亮。雙方的群眾都聚集在各自的防線後面，高聲吶喊助威。在一陣高過一陣的呼喊聲中，本方人員一次次地向紅樓衝鋒，樓上則雨點似地拋下事先準備好的磚塊雜物。每當窗玻璃被「砰」地砸碎，碎玻璃「嘩嘩」從半空墮落，嗷嗷的吶喊聲就爆發出一陣陣的高潮。一些同學則「奮不顧身」地衝上去，撿起地上的磚塊往上扔，想為攻勢添把力。
但要攻下一座樓談何容易。對方樓上的人員，因無路可退，抵抗也很頑強。攻方只得一次次退回，為此往返數次。即使有衝進樓內的，也很難堅持，又跑了出來。一個個傷員，被扶了回來。從紅樓到「三紅」總部大樓的幾百米路上，佈滿了點點血滴，接連不斷，可見現場攻防之激烈。這種情況，真要強攻，傷亡必然很大。從現場來看，雙方的指揮還算比較克制。可能是對方考慮到他們控制的區域範圍較大也較為分散，難以分兵把守，容易被分割包圍。最後，雙方停火，攻方暫時後退，讓守方撤出，再由「三紅」接管。「三紅」由一條單薄的防線，形成了有幾個樓可以互為犄角、相互依託的「防區」。
這整個過程，我都在現場，但沒有衝上去，也沒扔石頭。我的體質不行，扔塊石頭不見得比女同學遠，就算是扔，恐怕連牆也夠不着，別上去丟人現眼了。
夜襲兵工廠
武鬥不可能帶來「安全」，既然有了開端，漸漸地也就不斷發生了。
形勢越來越嚴峻。為了防備對方的攻擊，我們的每一個宿舍樓，都是一樓不住人，窗戶用磚頭、木板等堵死。二樓的窗戶只留半扇，另半扇就用板擋上釘死。樓梯道都用床板堆上，只留一個人勉強側身而過，這樣大大增加對方可能的攻樓的難度。
為了便於自衛防身，防備對方衝進來突襲抓人，我們男生幾乎每人都配備了一根長矛。平常下樓出去，哪怕是上食堂打飯，都要隨身扛着。那長矛，是把自來水管、暖氣管拆下，截成兩米長一根，一頭磨成極銳利的尖刺。據說那東西比刺刀還好使，刺中對方後，血從管內噴涌而出，可以很快拔出再刺。不像刺刀刺進人體後因有血肉的壓迫，有時很難拔出，甚至出現捲曲。
這些長矛和其它一些簡易武器，上哪兒去製作？學校的西面有個1965年初剛建成的校辦工廠，那是一個小型機械廠，裏面有一些機床、鋼條，被對方所佔據，成了對方製作刀槍的「兵工廠」。這可是涉及到雙方力量對比的重大因素，不可不「為之一戰」。
5月15日，「三紅」這邊向校辦工廠發起突然襲擊。那次行動是在晚上，所以叫「夜襲兵工廠」。原本是想以極短時間迅速搶奪一些鋼條、簡單工具過來，儘量不發生對抗。之所以放在晚上，也是以為對方的守衛人員會少一些，可能造成的後果會小一些。結果，真的衝進去時，還是與廠里對方的留守人員發生衝突，引來了對方人員的增援。雙方在廠門口和圍牆處，用鐵棍木棒大打了一番。前後約四十分鐘，而且還是發生了慘痛的傷亡事件。對方中文系的王錫中同學不幸身亡。他是死在房頂上，很可能是受傷後，躲避到屋頂，而永遠地倒在那裏。
我們是天亮後知道這事的。事後還聽說對方有位工人師傅，面對長矛的尖刺還慌不擇言、跪地哀求：「我家還有三個老婆、一個孩子哪，放過我吧。」那一陣還把這當作笑料來傳，其實那也是幾多辛酸淚啊。
搗毀野豬林
武鬥的車輪越轉越快。
防備在全方位地進行。連我們的宿舍，也有了張不知從哪兒來的弓箭，說是可以在對方攻樓時派上用場。我試了下，要拉開弓還真得費點勁。朝着門上，拉了還不到一半就放手，「砰」的一聲，真厲害，那箭頭把門板都打穿了。不過，我知道，真要到那時候，還沒等把箭射出去，人家就先把我撂倒了。
宿舍里有了長矛，還出了個小意外。沒等對方來，就差點傷了自己人。一天，在我們宿舍里，有個同學閒極無聊，想試試那東西管不管用，拿起來就往牆上捅了上去。誰知，那牆不是磚牆，而是兩層帶縫的木條，中間是空的，有一塊磚樣子的間隔，外面用泥巴和石灰糊上。長矛捅上去，那牆哪裏經得起，「嘩」的一聲，掉下一大面泥巴、石灰，就穿了過去。引得旁邊宿舍的那位同學生氣了，過來就把我們門上面氣窗的玻璃給砸了。我們知道有點理虧，悄悄的，都沒出聲。
「三紅」除了在東南面有一個控制區域，在西面還有南五樓、五處的一片，兩個區域之間有一條大路相連。可大路的北側有片不大的松樹林，林中有個體育用品房，常被對方當作埋伏武裝人員之處，用來偷襲傷害這一邊過路的人。於是這一邊就要剷除這一隱患。
5月17日，那天下午，先是手持棍棒長矛的「武鬥隊」沖入樹林，把那小板房徹底砸爛了。對方也沒有人在那兒。裏面的體育用品，就往回搬到教學大樓里堆起來。搬東西的事，沒有人提前通知，也沒有人組織指揮，大家見狀都紛紛主動跑來搬。武鬥隊排成一排，在外面警戒保護。大道上，上百人在來回奔跑，抱的、扛的、提的，忙得不亦樂乎。整個過程，動作很迅速。我正好碰上，也去一手抱一個球，一次拿兩個，急急忙忙地跑了兩趟。心裏還在想，這也是在保護國家財產？
因為有這片松樹林，所以這次動作，稱之為「搗毀野豬林」。由於雙方沒有發生直接衝突，這一天在現場的同學們都是興沖沖的。這場沒有對手的行動，就像是一堂課外活動。
但事情又很快就到了最血淋淋的一幕。
專職武鬥隊
面對日益惡化的形勢，為了應對日益激烈的武鬥，各群眾組織都成立了專門的武鬥隊，裝備也在不斷升級。兩派鬥爭到了真正意義上你死我活的地步。
「三紅」也組織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專門「武鬥隊」。這時的「武鬥隊員」，裝備已經非同一般。每人全副武裝，頭戴柳條帽，帽沿下面連着鐵絲編的面罩，全身和四肢都罩着鐵皮剪成的鎧甲，鐵皮下都墊着書本。那時的鐵皮有的是，到處都是毛的語錄牌，正好用上，剪成一片片的鎧甲。看上去，整個人就像個古代的武士，渾身上下冷冷的，連從鐵絲罩後面透出的目光也是冷冷的，完全沒有了人的感覺。
他們這支隊伍的成員，主要是法律系低年級的同學，以轉業軍人居多，「戰鬥力」比較強。有次，他們就在我窗外的樓下操練，雙雙對刺，「哈，哈」地喊着刺殺聲。儘管是全身鎧甲，臉前有鐵絲罩保護。不料，還是有人當場受傷，被對面的尖刺穿過面罩上的鐵絲網，打掉了門牙，嘴巴鮮血直流，多危險哪！要是再捅進去一點點呢？到真的拼殺時，那會是什麼結果啊？不過，他們的軍事素質看來很好。出了這樣的事，其他人就像沒發生一樣，依舊在原地雙雙對刺。只是領隊的過來看一下，也沒多說什麼，叫他下去休息。那位受傷的同學，也很堅強，連頭盔也沒摘。那時的青年學生，都被「革命」薰陶到了什麼樣子。
出於好奇，我也曾穿上這身裝束試試。感覺太異樣了。重，還是其次。就是太彆扭，太拘束，手腳無法施展，渾身上下都動彈不了。做什麼動作都完全變形，力度和方向沒法把握。儘管曾有過多次的軍訓和體育課，作為那時的大學生，對刺殺動作已很熟練，但這時好像我已經不是我，完全是被機器支配着，就像一根拽在別人手裏、任由他人揮動的棍棒。
透過面前的鐵絲罩向外看去，別的人，也就都像是一個個要消滅、要殺戮的對象，是一個個要啖其肉、噬其血的獵物。頭腦在發熱，熱血在翻騰，渾身在膨脹，手腳幾乎都不聽指揮了，腦子裏不斷閃現出「殺人，殺人」的字樣，就想要刺殺出去。我從心裏感到可怕，不只是怕真要上了武鬥場，這身裝束將成為別人刺殺的對象。更怕的是，在這身裝束下，人已經被徹底地扭曲了，已經不再是有正常人性的人，而是一隻殺人與被殺的野獸。「革命」的意義，「造反」的意義，此時都露出了本意。
血腥之劍一旦拔出，就像狂暴的野獸橫衝直撞，想擋也擋不住、想停也停不下了，局面很快就失去控制。離「搗毀野豬林」僅僅過了幾天，1968年5月22日，一場空前的血腥武鬥，在人大校園爆發。
暴力之火是不能隨便玩的，一點小小的無意的火花，說不準就能釀成無法撲滅的烈焰。這場武鬥，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為了防備對方的進攻，雙方都在自己控制區的邊緣挖壕溝、拉鐵絲網、修築工事。一到晚上，聚光燈四處照射，就像是朝鮮戰場一樣。那天挖溝時，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對方那面，對方又再掀過來。掀着掀着，雙方就動手打了起來。從泥土對扔，到棍棒交加，到出動「武鬥隊」拼殺。
那天，下午，當時，好像一切都很平常，我在樓下，不記得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跟往常一樣。突然，有同學從大路邊走過來，神色緊張地對我們在外面的幾個叫着：「西面打起來了！西面打起來了！你們這兒還像沒事一樣，不知道啊？」「怎麼啦？」我們問。「打起來了！都打起來了！」他使勁地嚷着，我們卻聽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此時，「嘩啦」一聲，「武鬥隊」從總部大樓出發了。我們這才知道，事情鬧大了。
所以，當看到他們全副裝備、手持長矛，一排排地小跑着出發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腳步聲，就像踩在心上，渾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顫動。那步伐之整齊、神情之堅決、訓練之有素，堪與正規部隊相比。可是，那是上什麼戰場？只聽說西面打起來了，這一去，誰都不知道將會是怎樣。我們想跟着去，被隊伍後面的人制止了。我想也是，我們跟着去，只能給他們添麻煩、增加負擔，所以沒有堅持。
喋血大操場
血戰是在新圖書館西南面的操場上進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儉學時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場（當時的新圖書館，是「新人大」的總部所在地，現在叫圖書館東館）。往日的同窗，就這樣手持長矛，面對面，作生死拼殺，前後就短短几分鐘的時間。短短的幾分鐘，對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場空地。短短的幾分鐘，對方就倒下了好幾個同學。短短的幾分鐘，就失去了三條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學陳榮祖。聽說，他身上被捅了七個窟窿（也有說是中了十一槍的），其中一槍刺穿心臟，當場身亡。聽說，他是倒下後還想掙紮起來，又被更多的長矛扎進。
當時，還並不知道雙方的傷亡情況。我們身處後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傷員們被攙扶着下來。每個傷員都有好幾個人扶着，身上血跡斑斑，臉色冷峻，好像都很堅強。他們上了一輛小客車。車上還有全副武裝的「武鬥隊員」護送，以防對方途中劫持。隨車的，還有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同學，聽說是個教授的女兒，一身黑衣，手持一把長劍，真稱得上是英姿颯爽。
這一夜，開始是異常的寂靜，雙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到半夜時分，突然，對方的大喇叭放起了「國際歌」，那悲壯的樂曲響徹了校園漆黑的夜空。我們一聽，知道是對方有人陣亡了，個個都面面相覷。後半夜，傳來話說，「有你們班的一個」，我們大驚。因為陳榮祖同學在我們兩派分開以後改了名字，叫陳江，傳過來的名字對不上。我們還都抱着希望，不敢相信，也不願意相信，總覺得不會是他，但願不是他。大家都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剛亮，得到了確鑿的消息，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呀！
雖然被分成兩派，但我們班的同學之間並沒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見。陳榮祖同學是江蘇鹽城人，很樸實、很正派，為人做事認真負責，從不張揚，體格也並不健壯。尤其是，他的家庭成分比較高，是我們班唯一一個成分高的同學。這在人大的學生中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表現好，是不會有這個機會的。他平常很謹慎、也很到位，有什麼事情，既不能沖在前面，也不能落在後面。雖然我們班相互之間一直比較好，對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員，但顯然他對自己事事處處要求都很嚴。對這場「文革」，他更是格外的謹慎、格外的認真。這厄運怎麼會落到他頭上呢？他並沒有參加「武鬥隊」，他的身上都沒有防護，怎麼會這樣呢？我想，很可能是因為上面講的這個原因，在面臨風險的時候，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現，竟然也出現在武鬥場上，儘管手無縛雞之力，儘管滿心的不願。
痛哉！陳榮祖
幾十年後，我能慢慢地復原當時的現場情況。那天的情況是，「新人大」一方對武鬥的準備不充分，裝備、訓練、指揮和應急方案均不到位。第一線的「主力部隊」交鋒幾下，很快就頂不住，又匆忙動員二線隊員上去。而二線隊員不但沒有防護服，也沒有像樣點的武器，就是拿着木棒鐵棍之類，有的甚至拿着食堂的掃帚、拖把就跑過來。我們班的李原好和陳榮祖同學拿的就是根木棍。而「三紅」這邊提前有所準備，在裝備、訓練、氣勢各方面均優於對方。雙方在實力上，明顯不在一個檔次。
由於「新人大」這邊一線人員頂不住回撤過快，把本來在後面的非主力二線隊員反而閃在了前面。當「三紅」的武鬥隊衝到這邊二線隊員面前時，現場發生混亂，指揮失靈。有的見勢不妙就往後跑，有的竟然站那兒不知所措，有的心裏還想着「堅強勇敢」的人還在往前沖。陳榮祖同學沒有很快後撤，而是拿着木棍還想抵擋一下，就被無情地刺上了。
只幾分鐘的時間，地上就橫七豎八地躺着好幾個傷員。等「三紅」稍有後退，這邊的人大喊：「刺死人啦！快救人啊！」人們不顧一切地趕緊上去搶救。我們的班長李原好衝過來一看，發現自己班的陳榮祖也躺在了那兒，滿臉滿身都是血，胸口的血水像泉水一樣往外涌。同學們七手八腳把受傷倒地的人往後抬到路上。校醫趕過來看的時候，說已經不行了，不用送醫院了。等到了積水潭醫院，醫生確診已經去世。這時，李原好同學抱着陳榮祖的遺體失聲痛哭、滿臉是淚。所有在場的人，都哭成一片。誰都沒想到，這文化大革命怎麼會搞成了這個樣。
在醫院的太平間裏，陳榮祖躺在那兒，滿臉的血污，緊閉的雙眼，那毫無血色、蒼白得嚇人的臉，那浸透了血漬、被刺破了的衣服，使見過他遺容的同學至今都閉目難忘。也說不上整容，只是擦去臉上的血塊。在我們的班長給他收殮的時候，連件替換的衣服都沒有。他的衣物還在被「三紅」佔據的東風三樓，不敢過去拿。還是歷史系的一個老師給了件稍微好一點的，給他穿上。臨離開這個世界，都沒能穿上自己的衣服。他的血衣，聽說被我們班的一位同學保存了很長的時間，直到那位同學自己去世。
更痛心的是，他家在蘇北農村，景況十分貧寒。而且很早就結婚了，已經有了個一歲多的孩子。如晴天霹靂般的噩耗，他妻子拖着孩子趕來北京，已是和自己至親的親人陰陽相隔。這位不幸的妻子來到城內分部的那夜，在住宿的樓里，一個門、一個門地拍打着，滿樓道呼喊着她丈夫的名字，呼天嗆地，悲痛欲絕，尋找着她的丈夫，尋找她生命的全部依靠。她，一個農村婦女，聽不懂別人勸她的普通話，別人也聽不懂她滿心要說的蘇北土話。整整一夜，那整個樓就一直迴響着這悽厲悲嗆的聲音。
第二天，到了積水潭醫院，見到已經僵硬了的丈夫，她不顧一切地撲了上去，撕心裂肺地哭叫着，翻開丈夫的衣服，顫抖地撫摸着他丈夫身上累累的傷痕，幾次昏死過去。見者也無不落淚。
事後，因為是群眾組織，沒有經濟能力，只給了很少一點撫恤。在陳榮祖妻兒快要離開時，李原好冒險回東風樓拿回了陳榮祖的遺物。最後，我們班的李原好、王松岷、朱婉珍、米受光等同學去北京站為陳榮祖妻兒送行。當他們把陳榮祖的骨灰盒和遺物交給陳榮祖妻兒時，他的妻子和孩子跪地接過，磕頭嚎啕大哭。幾個同學把她扶起，也都哭成一團。車開了，望着漸漸遠去的列車，他們都在牽掛着這對孤兒寡母將要踏上怎樣艱難的人生之路。當我現在寫這段文字，每次修改看到這段文字，依然忍不住鼻子酸楚、淚水盈眶。
（這一節文字在出版的書稿中沒有，他妻子來校時住在城內分部，我們在西郊的另一方當時不知道。在本書出版後，我的班長聯繫上我，告訴了這些事。陳榮祖同學的血衣，當時被田永禎同學保存着。他說要等陳榮祖的兒子長大後，親手交給他兒子。不幸的是，田永禎同學也已去世。前不久，我還在試圖尋找陳榮祖血衣的下落，但未有結果。）
在這一邊的我，雖然不能為他送行，幾十年來，他卻始終在我心上。直到退休前，我給每個班講課，都要講我的學生時代，都要講這件事，都要講兩個時代的對比，都要講珍惜當前歷史機遇，好好學習、努力工作。九十年代的一天，我講完後，下課時，有位學生走到講台前，對我說：「老師，你講的，就是我的叔叔。」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孩子已長大成人，還是當地糧食部門的一名基層幹部。如果沒有改名的話，他孩子叫陳東林，現在應該有五十幾了。
哭泣吧，蒼天
「5.22」事件，是北京高校唯一一次面對面拼殺、造成重大傷亡的武鬥事件。在這次武鬥中，尤其最不應該、最令人痛惜的是，這三位死者中，竟然有一位是女同學，農業經濟系的廖金妹（還有一位也是農經系的楊大志同學）。她是作為衛生員，真的是奮不顧身地上去搶救受傷倒地的同學，卻也被刺殺了，被活生生地刺殺了，永遠地倒在自己母校的操場上。她是我們班一位同學的老鄉，還來過我們宿舍幾次，能記起她的模樣。我不是現場目擊者。我至今無法想像，這些帶血的長矛是怎麼刺進一個倒在地上的女孩子，在她單薄而柔弱的身軀上，拔出又刺進，拔出又刺進！
還都是同窗手足啊！
哭泣吧，蒼天！蒼天！！蒼天！！！
當然，在這腥風血雨中，也難得有一些人性的閃光。當年參與這場武鬥的我方的李同學前不久告訴我，當他手持武器踏上這操場時，看到這場面，既要保護己方的同學，又看到對方倒在地上的人，心裏是異常的複雜。在他往前沖的時候，對方一位同學往後跑，因慌不擇路而跌倒在地，他還上去跟他說，快起來，趕緊跑吧。
或許有人會說，要是大家都這樣就好了。但是在一個泯滅人性的大環境裏，不能指望這樣。暴虐的滔天洪水，早已吞沒了一切。被踐踏得七零八落的理性是擋不住這些的，最多不過是狂濤中一些稍縱即逝的泡沫而已。
慘劇過後，「新人大公社」隆重地召開了一個追悼大會。會上群情激憤，高唱着國際歌和毛主席語錄歌。王錫中同學的父親作為死難者家屬代表在大會發言：兒子是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是光榮的；烈士的鮮血不會白流。
現在想來，他們的血還真不應該白流。他們的鮮血和生命，帶給我們今天的人們有哪些思考呢？今天的我們還認真地想過這些沒有呢？
（本文系作者回憶錄《風霜雨雪憶年華》的一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