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和順精障女碩士被收留事件」，近日迎來令人心痛的結局：和順縣檢察院對此前涉嫌強姦罪被逮捕的張某軍作出不起訴決定書，並對另兩位多次性侵花花的張姓村民以強姦罪提起公訴。
對於因精神分裂症被鑑定為「無性自我防衛能力」的花花而言，無論誰與她發生性關係，在法律意義上都是違背其意願，但張某軍卻因「組建家庭」的主觀意願和「穩定同居生活」的事實，被檢方認為「與強姦有本質區別」。
這似乎意味着，中國司法默許農村光棍「收留」流浪精障女性強迫婚育，維護婚姻家庭的傳統父權秩序，遠遠大於尊重和保護精障女性的性自主權。一如三年前「鐵鏈女案」的判決，法院以虐待罪而非強姦罪對董某民判刑，變相承認他們的「拐賣婚姻」依然有效、雙方屬於「家庭成員」。
顏森林律師在「豐縣鐵鏈女事件」和「山西和順事件」中都曾發起信息公開申請，並經受了不同程度的壓力，Belonging Space也曾積極關注和轉發助力。在此特別推薦顏律師撰寫的「和順案」法律評論文章（見下文），他從構成要件和法益評價層面解讀，強姦罪必須以性同意為核心，而不能考慮「照顧」、「共同生活」等因素就降低定罪標準，他認為這種處理方式轉嫁了政府的社會保障職能，卻以弱勢女性權益為代價。
今天下午，本號還轉發了「自由娜拉」對此事的倡議文章，幾個小時後即被刪除。（後台回復關鍵詞「牛郎織女」提取文章。）這兩天一想到和順就很喪，也許是因為法律理想和現實人情的衝突，行動阻滯和改變的遙遙無期，也因為冷不丁就要碰到類似的男性留言，「以後碰到這樣的女的就讓她在外面凍死就行了」。
直到看到一位小夥伴說了這樣一段話：
「這件事和幾千年來大家對牛郎織女的解讀好像是一種映照關係，有一種需要和千年來的文化傳統對抗的感覺。個體的力量和微弱，但千萬女性的憤怒是很大的力量。」
是呀，就讓我們保持憤怒，繼續大聲說下去吧。
……以下為轉載評論文章……
對於「山西和順女碩士被『收留』事件」，自己跟進、關注了很久，此前圍繞此事件還提出過相關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並發佈過相關的幾篇推文【詳見《法律|女碩士案背後：信息公開無果，我起訴了和順縣政府》《法律|追蹤和順女碩士案：關於反拐行動的政府信息公開》】。很長一段時間裏，已經沒再聽說此案的進展，原以為可能就不了了之，直到昨天深夜，突然看見紅星新聞對於案件最新進展的報道《「女碩士患精神疾病走失十餘年被找回」案最新進展：兩人涉嫌強姦罪被起訴》。
如果單看標題，很容易讓人以為這是一起「正義終於到來」的後續報道。
但報道內容卻讓自己出乎意料。只要讀完全文就不難發現，這個案子的焦點：並不在於「有人被起訴」，而在於「誰沒有被起訴」。
我擔心的是，和順檢方作出不起訴決定的理由，可能會傳遞出一種不安的信號：與精神殘障人士發生性關係，甚至結婚生子，只要不存在明顯的虐待、拘禁等情形，就可以不被作為犯罪處理。
這也就意味着，刑法對精神殘障女性的保護，正在從「是否具備性同意能力」，悄然轉向「是否被妥善對待、是否形成家庭關係」。從制度效果上看，這幾乎等同於為與精神殘障女性的婚育行為，打開了一道合規化的口子。對於處於絕對弱勢地位的精神殘障女性而言，這種判斷一旦固化，所可能帶來的制度風險與長期後果，幾乎難以估量。
01
根據紅星新聞《「女碩士患精神疾病走失十餘年被找回」案最新進展：兩人涉嫌強姦罪被起訴》披露的信息來看：和順縣檢察院對卜某某（女碩士）的「孩子父親」張某軍，作出了不起訴決定；同時，對張某軍的兩名同村村民，則以強姦罪提起公訴，目前案件已經開庭審理，尚未宣判。
也就是說，在同一被害人、同一精神狀況、同一法律評價的前提下，檢察機關對三名行為人，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處理：對於兩名村民，構成強姦，情節惡劣；對於「孩子父親」，則作出了不起訴決定，在法律效果上基本等同於無罪。
如果說前者符合大眾對刑法的直覺，那麼後者，至少在法律意義上，是一個高度值得討論、也高度值得警惕的處理結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檢方看來：張某軍與卜某某發生性關係並育有子女，與強姦犯罪行為存在本質區別。
重點就在於這個「本質區別」。
02
可以簡單回顧一下這個案件的基本事實：
卜某某，1979年生，工學碩士。
2008年研究生畢業後至2011年期間，因精神異常曾在多家醫院接受治療。2011年5月從山西榆次家中走失，同年7月，被發現流浪於和順縣一帶，後被村民「帶回家中」。此後十餘年間，她與張某軍共同生活，並生育了一子一女。
直到2024年11月，在志願者的幫助下，卜某某才重新與家人取得聯繫。案件引發輿論關注後，當地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檢察機關介入。
而關鍵節點在於2024年12月24日的司法鑑定結論：卜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且無性自我防衛能力。與此同時，根據報道可知，卜某某因患精神分裂症曾於2009年3月17日至6月30日在晉中市某醫院住院治療，也就是說，早在2009年，卜某某就確診了精神分裂症。
這一定性，在刑法上原本應當具有決定性意義。
同時根據報道也可知曉，無論是張某軍還是其同村的兩位村民，都是在明知卜某某患有精神疾病的情況下仍與其發生關係（且張某軍甚至還與卜某某生育了子女）。
03
此處有必要先說明一個刑法上的基本共識。
在我國刑法語境中：與無性自我防衛能力的精神病人發生性關係，無論是否存在暴力、脅迫、是否「看起來是自願的」，原則上均構成強姦罪。這一點，在司法實踐和理論層面，基本不存在實質性爭議。
原因也不複雜。性同意能力是強姦罪的核心要素之一，強姦罪所保護的，並不是「形式上的反抗」，而是「實質上的性自主」。無性自我防衛能力，意味着無法形成有效同意，即便當事人表面配合、沒有反抗，也不能視為真實意思表示。
行為人的主觀動機，也並不影響強姦罪的成立，刑法評價的是行為本身是否侵害了法益，而不是行為人是否「自認為是好心」。
換句話說，「你照顧她」、「你和她生活多年」、「你們有孩子」、「你不是為了發泄性慾」，這些說辭，都不是強姦罪是否成立的判斷標準。在既往類似的司法判例中、只要被害人被鑑定為無性自我防衛能力，行為人幾乎無一例外均被認定構成強姦。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和順檢方對張某軍作出的不起訴決定，才顯得格外刺眼。
04
在紅星新聞的報道《「女碩士患精神疾病走失十餘年被找回」案最新進展：兩人涉嫌強姦罪被起訴》當中，披露了檢察院不起訴的理由：該院認為，被不起訴人張某軍與卜某某發生性關係並育有子女，與強姦犯罪行為存在本質區別，主觀上是為了和卜某某組建家庭共同生活，第一次發生性關係是在見面兩三個月，雙方逐漸熟悉之後，此後張某軍一直照顧卜某某日常起居、熟悉了解卜某某的生活習慣及喜惡，雙方處於穩定的同居生活狀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決定對張某軍不起訴。
如果仔細閱讀上述不起訴理由，就會發現一個極其關鍵、卻容易被忽略的細節。
檢察機關並不是在說：張某軍的行為構成強姦，但犯罪情節輕微，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這種說理至少算是相對更符合刑法教義）
相反，檢察機關給出的判斷是：被不起訴人張某軍與卜某某發生性關係並育有子女，與強姦犯罪行為存在本質區別。這句話的法律含義非常清楚，檢察機關認為，張某軍的行為在性質上就不屬於強姦犯罪。
這就不是一個「量刑層面」的問題，而是一個構成要件層面、法益評價層面的判斷。
從不起訴決定書的論證結構來看，檢察機關試圖強調以下幾點：第一，張某軍的主觀目的並非性侵，而是「組建家庭、共同生活」；第二，雙方並非一見即發生性關係，而是在共同生活兩三個月、逐漸熟悉之後；第三，此後長期同居並生育子女，形成了穩定的家庭生活狀態；第四，張某軍在客觀上承擔了對卜某某的照料義務，未發現虐待、拘禁、限制人身自由等情形。
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檢察機關作出了一個實質性的價值判斷：這種行為模式，與刑法意義上的強姦，存在「本質區別」。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這裏的「本質區別」，並不是對社會危害性大小的評價，而是對行為性質的重新界定。
換言之，和順檢方事實上是在提出這樣一種解釋邏輯：即便行為對象被司法鑑定為無性自我防衛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只要行為人是以「成家立業」為目的，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共同生活關係，並承擔了相應的照護責任，那麼該性關係就不必然被評價為強姦。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份不起訴決定的真正問題，並不在於「是否過於寬鬆」，而在於，它事實上重塑了強姦罪的適用邊界。
05
因此，在和順女碩士案中，真正令人不安的，並不是檢察機關作出了不起訴決定，而是不起訴決定背後所蘊含的價值判斷。
在這份決定書中，檢察機關事實上完成了一次關鍵性的轉換：從「被害人是否具有性同意能力」，轉向了「雙方是否形成了類似家庭的穩定關係」。而正是在這一轉換中，刑法對弱勢者的保護邏輯發生了結構性的偏移。
對於強姦罪的構成要件而言，原則上的判斷標準是：首先，被害人是否具備形成有效性同意的能力；其次，看行為是否違背其真實意願；然後，再考慮行為方式、次數、情節與危害後果等等量刑情節。
其中，性同意能力是前置性、門檻性的判斷。一旦被害人被確認無性自我防衛能力，後續關於「關係」、「照顧」、「長期生活」的討論，在刑法評價中原則上都不應改變定性結論。
但在本案中，檢察機關採取的，卻是一條完全不同的論證路徑：先承認卜某某系精神分裂症患者、無性自我防衛能力；隨後卻通過「同居生活」、「穩定關係」、「照顧義務」等因素，對行為性質進行重新界定，最終得出「與強姦犯罪行為存在本質區別」的結論。
這意味着，性同意能力不再具有決定性地位，而是被某種關係屬性所覆蓋。照這種邏輯，對精神殘障女性而言，是否構成強姦，不再取決於她是否有能力同意，而取決於對方是否成功將性關係包裝進了一種看起來正常、穩定、被社會接受的生活關係之中。
這是對強姦罪法益保護邏輯的根本動搖，也在法治精神上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難道一個男性的「收留」與「照顧」，就足以將其與一名喪失意志能力的女性發生性關係的行為正當化嗎？
06
同一案件中，對兩名村民以強姦罪提起公訴，而對「孩子父親」作出不起訴處理，這種差別對待，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極具象徵意義的司法表達。
它傳遞出的，並不是簡單的罪責不同，而是一套隱含的價值觀念：陌生人與精神病女性發生性關係，是赤裸裸的「強姦」；熟人、長期共居者、家庭角色承擔者，則可能被視為「例外」。
或許有必要再討論一下這種差別對待背後更深層次的社會治理邏輯，很大程度上，它反映了基層治理中的無奈與殘酷。
一方面，它或許體現了一種以「穩定」為導向的法不責眾與現實妥協。
在當下的社會中，類似於和順案的情形，應該並非個例。精神障礙女性被「收留」、被「成家」、被「生子」，長期存在於制度邊緣地帶。如果嚴格按照刑法規定，將所有此類行為一律定性為強姦，可能意味着將觸發大規模的刑事追責，對既有家庭結構造成破壞，也給基層治理帶來巨大壓力。
在這種背景下，通過「本質區別」的解釋路徑，將一部分行為排除出犯罪構成之外，實際上是一種對刑法適用範圍的收縮。但這種為了穩定犧牲正義的妥協，看似穩妥實則後患無窮。它會縱容侵害弱勢群體的行為，強化「陋習大於法律」的錯誤認知，最終反而動搖社會穩定的根基。
另一方面，這種處理方式也意味着將社會保障責任轉嫁給私人家庭。
在不起訴決定書中，「照顧」、「共同生活」等因素被反覆強調，實際上是在隱含這樣一種前提：只要私人家庭承擔了照護功能，國家就可以降低介入強度，甚至放棄刑法評價。這是一種典型的社會保障責任的外包與轉嫁。
與此同時，一個可能存在的現實考量是，若對張某軍以強姦罪提起公訴並定罪，他與卜某某所生的兩個未成年子女便有可能面臨無人撫養、無人兜底的困境。而這種困境本身，也恰恰暴露了社會保障與救助體系的無力與缺位。
在殘障保障、精神衛生支持嚴重不足的現實下，刑法被動地成為一種激勵工具。通過降低定罪風險，鼓勵私人個體接管本應由公共體系承擔的照護責任。但問題在於，這種激勵的代價，是弱勢女性的性自主權被系統性侵害。
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保障的缺位，就通過削減法律的正義標準來補償個人。真正的法治，不應是在兩個錯誤中選擇較輕的一個，而應是努力健全殘障人士的兜底保障。
07
不過四年以前，豐縣事件曾在社會層面形成過一個來之不易，如今看來卻似乎並不牢固的共識：絕對不能與精神殘障女性發生性關係，否則就是強姦。
正是在那之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有沒有暴力、有沒有鎖鏈、有沒有照顧，並不是判斷強姦與否的標準。
而標準只有一個：她是否具備真實、有效的性同意能力。
也正因為如此，和順女碩士案的最新進展，才顯得尤為刺眼。按照和順檢方不起訴決定所呈現出的解釋邏輯，它事實上正在釋放出一種與「豐縣共識」背道而馳的信號：可以與精神殘障女性發生性關係，只要不存在明顯的虐待行為；可以與其生育子女，只要形成了穩定的共同生活；甚至可以因此被認定為「與強姦犯罪行為存在本質區別」。
這不是簡單的個案差異，而是一種規範意義上的倒退。
它意味着，在豐縣事件之後，社會好不容易形成的那條底線，並沒有被真正制度化，反而在具體案件中，被重新拉回到模糊地帶。它也會讓原本已經被明確的問題，再次變得曖昧；讓原本已經被確認的權利，再次變得有條件；讓最弱勢群體的身體與尊嚴，再次取決於他人的善意程度。
最終承擔後果的，便是那些無法表達真實意願的精神殘障女性。
——顏森林
2026.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