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我突然發現，我朋友李清晨大夫的公眾號好像很久沒見更新了。搜了一下，號能搜到，說明八成沒被封。點進去看，最後一篇文章確實停留在去年12月26日。於是我發消息問了一下，李大夫的回答是：「忽然覺得想寫的都寫過了。」
我對此非常理解。我自己公眾號的更新速度，比封筆之前的李清晨慢得多，有時候一個月都不寫一篇，但連我都覺得，經常就會寫到重複的話題。關注我多年的讀者，如果每篇都看的話，不難發現我有時候會原樣粘貼舊文中的段落，而且不加說明，相當於自我抄襲或洗稿，其實就是因為我覺得，真的不需要新寫什麼了。《舊約·傳道書》有言：「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我在我公眾號上搜了一下，連這句格言，我以前都用過兩次。
我在本月初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過嗶哩嗶哩（B站）上的一位叫「斯奎奇大王」（又名「牢A」）的視頻博主，去年底因為他發明的某個概念一夜爆紅，成為網絡愛國主義的新晉扛旗手。（當然，那個概念我不會再寫出來，否則又得去用七步洗手法洗手了。）他從2021年赴美之後，一直待在西雅圖，過着宅男生活，直到暴得大名之後，才於今年初突然回國。
在我看來，這不過就是一個不成材的地方富二代被迫結束渾渾噩噩的異鄉漂泊，然後回國討生計罷了，算不上什麼光彩的事情。但在當事人及其狐朋狗友那裏，這次「毅然歸國」，卻被編排成了一個驚險刺激的故事，值得大吹大擂。
在這個故事中，主人公就像打入敵人內部的地下工作者，不幸暴露之後，為了脫逃，不得不與美國的ICE和FBI鬥智鬥勇。在臨回國之前，主人公已經緊張到了沒辦法睡個好覺的程度，衣服也不敢脫，澡也不敢洗，甚至床都不敢躺，生怕有什麼意外狀況來不及跑。靠着之前精心營造的多個假身份的巧妙周旋，靠着許多可靠朋友的協助，主人公總算偷偷買到了回國機票，雖然被狠狠宰了一刀，也無所謂了。回國那天晚上，主人公連坐的計程車都要臨時改訂，車輛型號、車牌號和出發時間全部改變，才在最後一刻趕到機場，順利坐上飛機，回到了美麗而安全的祖國。
有點閱歷的人，看到這種信口開河的故事，都會笑而不語。像這種大吹牛皮的混混無賴，可以想像，在人類歷史上肯定海了去了。光是中外文學名著中的類似角色，都有不止一個家喻戶曉。法國小說家莫泊桑寫過短篇小說《我的叔叔于勒》，裏面的于勒就是一個窮人家出身的混混，像「斯奎奇大王」一樣被家人打發去了美洲。然而于勒毫無工作意願和技能，最終在美洲淪為流浪漢，最後是一位船長好心收留了他，讓他在自己的遊輪上幹着給遊客撬牡蠣的卑微生計。即使落魄到這種程度，于勒卻仍然要給他弟弟一家寫信，吹噓自己在美洲做了很大的生意。
中國作家魯迅也寫過短篇小說《阿Q正傳》，裏面的阿Q出身更潦倒，後來進城當了小偷，因為膽小，沒幹幾票就逃回鄉下了。但這不影響他在村民面前擺出一幅見過世面的樣子，胡說自己是在城裏的白舉人家幹活，而他之所以回城，是因為看不慣城裏人的作風，比如非要把長凳稱為「條凳」，煎魚竟然不用半寸長的蔥葉，而是用切細的蔥絲。他還興致勃勃地給別的混混比劃城裏砍頭的場景，把對方嚇得半死。但話說回來，阿Q終究還是想像力不夠，只是對自己在城裏的經歷撒了謊而已。他可沒有像「斯奎奇大王」那樣，說什麼城裏砍完頭之後，會剝了皮掛起來，變成「糖霜蘋果」。
不過，我對這些造謠傳謠的混混無賴，雖然沒什麼好話，但也覺得不必過度理睬。這一類的草根網紅，一般只能火很短的時間，然後就被會喜新厭舊的網絡輿論厭棄，從而歸於沉寂。相比之下，我覺得更可惡的是一些文人，有頭有臉，卻同樣喜歡造謠傳謠。因為這些人有文化、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所以造成的影響力也要比沒文化的匹夫大得多。
我們先來看晚清的例子。清朝末年，教案頻發，民眾不斷與傳教士和教民發生衝突，雙方常有死傷。按照主流史觀，這些事件在根本上都是愛國主義精神的體現，雖然有時候方式不對，但應該抱以同情之理解。
諶旭彬《大變局：晚清改革五十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
歷史作家諶旭彬在《大變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一書中，就詳細介紹了湖南一個叫周漢的小知識分子的反洋教事跡。周漢（1842–1911）是湖南寧鄉人，出身軍人家庭，但本人中過舉人。他在年輕時也熱心功名，仍從行伍起步，官至陝西候補道員。但在1884年，42歲的周漢主動棄官，回到故鄉湖南閒居。很快，滿腦正統思想的周漢就變成了一個仇視洋教、洋人以至西方文化的極端分子。從1890年開始，周漢編印了大量仇洋仇教的小冊子，有的還圖文並茂，其中充斥着大量謠言，最有名的就是「挖眼配藥」：
鬼叫［教］都有妖術，切得婦女們崽腸子、奶尖子、孕婦胞胎、小孩子腎子，他拿去買鬼商人配製照相的藥水，熬煉銅鉛，每百斤銅鉛熬得出八斤銀子。凡從叫的死了，鬼叫頭不准親人近前，要由他殯殮。他把眼睛剜了去，也是賣去配藥，還哄人說叫做「封目歸西」，你們說可怕不可怕，可恨不可恨哩！
——《鬼叫該死》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王宏超，在學術論文《巫術、技術與污名：晚清教案中「挖眼用於照相」謠言的形成與傳播》中梳理了挖眼配藥這個謠言的演化和傳播過程。他指出，挖眼剖心之類，本來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採生折割」巫術，深受廣大民眾畏懼，視之為人世間最恐怖的事件之一。王宏超沒有解釋中國人為什麼這麼害怕身體的殘損，但原因也不難想到：自古以來，受儒家思想影響，中國人一直認為身體並不只屬於自己，也屬於整個家族，是傳宗接代的重要工具，必須好好呵護，所以《孝經》特別強調：「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因此，哪怕只是斷髮、文身這樣輕微的損傷，古人都無法容忍，視之為嚴重的羞辱。
洋教傳入中國之後，對洋人非常畏懼的國人，很自然地把挖眼剖心之類他們最害怕的事情聯繫到洋人身上，作為排斥外來文化的正當理由。在周漢之前，至遲到19世紀50年代，民間已經普遍形成了洋人會挖眼的共識。此後，不斷有新的元素加入到挖眼謠言中，比如對於所挖眼睛的用途，就先後出現了用於煉銀、用於配製洗相片的藥水等說法。上引《鬼叫該死》中的文字，就把這些謠言來了個集大成，完整地打包在一起。
周漢編印的這些小冊子，很快散播到了全國，而以長江中下游地區最為流行，間接造成1891年在丹陽、蕪湖、宜昌等地接連發生教案，多有人員死傷和財產損失。各國駐華使館發現，這些教案背後都有周漢印行的宣傳品在發揮作用，於是要求清廷懲辦此人。
然而，周漢絕不是一個孤立無援的鬥士，他實際上代表了湖南地方士人的普遍心聲，獲得了他們的深切同情。事實上，他之所以有財力印製這麼多仇洋宣傳品，正是因為很多湖南士紳無償捐錢給他；湖南官場對他的行為也放任不管，長沙知府甚至還支持當地的生員把《鬼叫該死》改編成戲曲，搬上戲台演出。用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話來說，兩湖士紳「贊周之歌謠者十人而九，真不可解，長沙三書院尤佩服周」。可想而知，這些人雖然沒有親自出頭，但私底下一定傳謠傳得不亦樂乎。因此直到1892年，張之洞才採取了一些有限的懲辦措施，包括革去周漢的道員職銜、宣稱他有精神病、查封給他印材料的書坊等。但周漢仍然有充分的人身自由，在士紳的幫助之下繼續自行印刷仇洋小冊子。
最終要到1897年，在全國讎教排洋的情緒已經相當嚴重的時候，新任湖廣總督陳寶箴才不得不將周漢逮捕入獄。後來，周漢仍然至少獲得了兩次出獄的機會，只是都被他本人斷然拒絕而已。直至1910年他患上重病，其家人才強行把他從監獄抬出。而他一出獄，就強撐病體，拄着拐杖繼續上街散發反教材料。1911年周漢病逝，湖南大部分府廳州縣都向其家人送了輓聯。
湖南一個小知識分子周漢傳播的謠言，以一己之力，通過廣大文人士紳聯結而成的輿論網，有力助推了全國的反教運動（包括義和團運動），這似乎違背了我們的「常識」。我們似乎總覺得，造謠傳謠只有沒文化的底層人士才會幹，知識分子具備知識和理性，不屑於這些愚昧的把戲。其實恰恰相反。王宏超就指出，很多時候，知識分子才是造謠傳謠的主力，並因為他們的聲望而成為謠言傳播的重要節點；沒有知識分子參與，很多謠言反而不會有那麼大影響力。
如今已經一百多年過去，情況還是一樣的。「洋人挖眼剖心」的謠言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冠疫苗導致白血病和肺結節」「湘雅醫學院羅帥宇被害死之後摘器官」。我有不便公開的證據表明，大量的文人，什麼這個報的記者啦，那個報的專欄作家啦，私下都非常熱衷於傳播這些謠言。比如某財經記者、《經濟觀察報》評論員，平時在網上公開發的文章，都一本正經，有的點評財經事件，有的推薦好書，不時就流露出為民請命的風骨，一派人五人六的彬彬君子風度。但在私密的微信群里，此人的另一面（或者不如說仍是同一面）就露出來了，不僅一口咬定新冠疫苗一定導致了白血病和肺結節，而且說什麼「怎麼到了今天還有人會替疫苗洗地？」這樣的人，與周漢何異？與「斯奎奇大王」又何異？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所有當下的人，都不過只是已經死掉的人的輪迴轉世。混混的謠言，過去有，今天也有。傳謠的文人，過去活着，死亡轉世之後，今天依然活着，並且還預備要在這個古老的國度永永遠遠地轉世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