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生活的經濟學
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1930～2014）,在1985年初應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編輯的邀請寫專欄稿，是和另外三位專家學者輪流寫「經濟觀察」專欄稿，這三位分別是布蘭德（Alan Blinder）、庫特納（Robert Kuttner），以及羅伯茲（Paul Craig Roberts）。庫特納和羅伯茲的政治立場被認為代表左派和右派，後者還曾擔任雷根政府的助理財長，而布蘭德和貝克則是站在學術的中立立場，前者算是中間偏左，後者被認為是中間偏右。
以經濟理論來分析公共政策
貝克以經濟分析為基礎，剖析公共政策對個人及組織行為所造成的影響。不管是個人或團體組織，都會透過競爭的方式，盡其所能地想要改善所處的環境，其目的是獲取收入以及工作機會，或者爭取市場客戶，甚至於地位及權勢等。個人及組織的欲望是無窮的，但能掌控的資源卻相當有限，而市場及價格，則可以幫助他們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由此角度來看，個人及組織的行為是根據動機及誘因來決定的。例如，在商品價格較高，或服務成本提高時，一般家庭就會撙節開支；相對地，在商品價格上升之際，廠商便會增加生產。動機和誘因會影響行為，這是不變的事實，也應是常識。可惜的是當人們討論公共政策時，總是會將常識拋諸腦後。貝克指出：我們不是經常聽說，犯罪不會因為壞人遭到逮捕並受到懲罰而受到抑制嗎？不是也有人常說政府透過醫療保險計劃，而對醫院及醫師所提供的補貼，並不是造成醫療支出巨幅成長的主因嗎？
貝克表示，所謂的「市場」，通常指的是商品及資產進行交易，並且訂定公開價格的一種正式管道，像是普通股票及債券等的金融市場，或是國際石油及小麥市場等。不過，我們也將市場視為一種資源分配的方式。在這種非制式的市場裏，資源會流到誰的手裏，並不是透過公開價格來決定的。貝克在開始為《商業周刊》撰寫專欄時，並未說明其主旨為何？但事實上，每篇文章都強調行為誘因和公共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貝克深深感受到雖然讀者對每篇專欄的記憶不會維持很久，但如果有幾篇文章連續討論相同的主題，讀者是會體會到作者的用意。
貝克在專業領域上最與眾不同之處，在其研究顯示理性選擇和市場機制，不僅在經濟領域裏很重要，在社會和政治方面也很重要。他寫的專欄都反應他對個人及組織行為的認知，而1985年5月刊登的第一篇專欄所談的，就是1970年代後期以來，經濟及社會因素對美國婦女的就業和收入所造成的影響。其他文章則討論到結婚和離婚的問題、生育率的問題，以及少數族群受到歧視的問題等。此外，貝克也把教育問題、酒醉鬧事、犯罪，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以及信仰自由、民意代表任期和利益團體在政治決策里所應扮演的角色等問題提出討論。
貝克究竟是自由派或保守派？
貝克表示，不少人在看過幾篇專欄後，就寫信抱怨，指責他是個保守反動派。貝克問說，難道只因為他認為行為誘因和市場機制有其重要性，就表示他是採取保守派的立場嗎？貝克說他的確支持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和大衛・休謨（David Hume）等18、19世紀思想家所倡議的個人自由及私有經濟觀念。這些思想家認為容許個人有權對多數事情自己做決定的制度，是比較好的制度，而這樣的想法並不表示人們永遠是理性而很少犯錯的。他們的理念主要是說，絕大多數的人在有關個人權益的問題上，會比政府官員來的理性，而且犯的錯會比較少。這樣的看法，比以前還要重要，因為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不管是政府稅收、法令規範或是政府的行政權力等，都已經明顯的擴大了。
因此，從古典或歐洲學派來看，貝克是自由派，他比較支持自由化的政經和社會制度，在個人自由不對他人構成明顯而重大的傷害時，個人就應該享有自由選擇的權利。這樣的立場和傳統上對保守派的定義不同，因為他們是希望維持現狀不變的。雖然古典自由派認為，事物之所以能生存下來，通常都有其維持下去的功能，而且對社會有利；但他們也知道，某些長期延續下來的做法及傳統，完全是因為勢力龐大的利益團體，為了想從公共政策里得到好處，而施加壓力所造成的結果。因此貝克鼓吹打破現狀以提升效率，他也倡議增加窮人改善環境的機會。貝克表示，對某些讀者來說，他的看法有時過於激進，而不是過於保守的。
貝克並不明顯地認同任何政黨，因為對於個人和行為誘因之間的關係，以及個人是否比政客更知道自己利益為何的問題，沒有一個政黨的立場是一致的。當對自己有利時，多數政治人物都承認行為誘因的重要性，一旦這樣的看法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他們就會忽視這項因素。例如，某些保守派人士在反對國際自由貿易時，就忘了曾經鼓吹自由競爭的好處。同樣的，不少自由派人士也不承認現在的福利制度會刻意刺激人民移居到經濟狀況較佳的國家，因為那裏有比較好的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險。而保守派人士因為宣稱人民自由遷徙的原則，也故意不提人民因為那些好處而移民的事實。
同樣地，在自由派人事鼓吹調高煙草稅來抑制民眾吸煙，或是認為公立大學應減免學費，以鼓勵家境較差的孩子就學時，就會想到誘因的重要性。不過，若這項因素對自己的看法沒幫助，他們往往會變得比保守派人士，更忽視其重要性，例如社會福利制度是否會導致婚姻解體，並鼓勵婦女自我獨立，以及所得稅過高是否會降低就業及投資意願等。
雖然貝克認為自己屬於古典自由派，但他希望在專欄里所表達的看法，是以研究結果為基礎，避免在政策議題上採取特定立場。在寫前幾篇文章時，貝克的確儘量這麼做，但他很快發現，讀者希望專欄作家在評論時事時，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場，於是貝克很快就決定要在專欄里為所說的問題提供改善的建議，而這些建言大致上還是以行為誘因及理性選擇為分析基礎，而後很自然地政策建言就自行浮現出來。
貝克很明確地反對擴大政府功能以及中央計劃的政策模式。他也反對非法移民、反對保留就業機會給少數族群以及公立大學對家境中上的學生提供高額的就學補助。此外，貝克在文章里也不贊成對員工握有公司股票給予補貼的做法，並且反對徵收關稅及對進口設限，即使其他國家實施這些措施，他也不贊成。
貝克的專欄不只是提出反對意見而已，他鼓吹以合法的方式將移民權利出售給資格符合的申請人，支持大規模的民營化計劃，讓某些毒品合法化、以自給自足的原則來制定社會福利制度。此外，他也認為不能支付小孩教養費用的父親受到懲罰，贊成強制執行婚姻契約，以修改憲法的方式讓聯邦法官不再是終身制，對重大犯罪實施重罰，尤其是持槍犯罪者。同時，貝克也認為社會福利的關注重心，應由母親及社工身上移轉到對小孩的幫助上。
貝克對公共政策的建言有無影響力？
貝克相信，他在專欄中所提出的看法和分析，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一般讀者是有影響力的。不過，他認為效果的顯現往往是緩慢而迂迴的。貝克指出，知識份子往往喜歡誇大理念的影響力，因為他們的聲望高低，是依其所提的理念好壞及是否具有原創性來決定的。有些知識份子甚至認為，政治人物和選民會很快地接受論述清楚而又具說服力的立論分析。貝克卻認為，在理念和民意的影響方面，這是相當嚴重的錯誤認知，他覺得政策的制定並非根據想法和理論作了理性評估之後完成的，事實上，政策往往是在相互對立的利益團體之間，以務實的態度取得平衡點之後的結果。當理念和實際利益產生衝突時，理念往往是無用武之地的。
貝克表示貿易政策的制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說，在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經濟學創始者）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於兩個世紀前（18世紀）對國際專業分工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加以分析後，經濟學家便大聲倡議自由貿易的理念。不過，實際的情況卻是多數國家為了不讓進口商品和本國產品競爭而徵收了高額關稅，並對進口設限。雖然知識分子認為自由貿易才是正確的，但這樣的想法卻無法抵擋國內產業因為害怕外國商品的競爭，而對政府所施加的政治壓力。
不過，貝克仍然認為，長期而言，觀念還是能對政策和民意造成很大的影響，即使實際利益的考量在短期還是具有絕對的主導力。他覺得，如果某些組織認為不同的看法有利於提升本身的利益，就可能會接受這些看法。他指出，政治團體不能公開承認提倡某些政策的目的，是在犧牲他人權益的情況下，讓自己得到好處。他說，雖然美國聯合勞工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的首腦能夠直陳工會和資方私下談判的目的，不過是想獲得更多的好處而已，但對有意得到政治利益的團體來說，如果坦白地把真正的意圖說出來，則無異是自尋死路。相反地，他們的說詞必須讓人相信，對他們伸出援手是對國家有利的。
所以，國內廠商從來不會說要求徵收關稅及對進口產品設限的原因，是因為外國廠商的營運較有效率；相反地，他們會說外國廠商是以不公平的方式來競爭，要不就說進口外國商品會降低國內的就業機會。
貝克表示，有些團體在經過權力重組之後，開始成了氣候，他們或許會發現某個學者幾年前隨意提出的想法，有利於提升民眾支持度。這些團體就讓這些想法重新包裝，然後鼓吹說這些想法的時代已經來臨。貝克認為，或許這些想法的確能在獲取民眾支持上扮演更重要角色，但絕非造成權力重整的根本原因—就如同專家出庭表達意見，並不是造成原告和被告上法庭進行法律訴訟的原因。
貝克說他在專欄文章中所提的建議，有些是新的想法，而且經常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而他之所以把他們提出來，就是因為長期來說，理念還是會對政策造成影響。不過，他並不認為政策趨勢會快速而輕易地大幅轉向，就算有充分的理由，也不容易，但政權和思想風潮終究是會轉移的，政策必須大幅改革的時機，也終會到來。他對於政策建言被接受的可能性，同樣也是採取長期的觀點來判斷。他說他不會不切實際地認為，某些毒品合法化的時機已經成熟，也不會認為當時是修改憲法讓聯邦法官不再是終身職的時候。不過，他相信當現行政策的負面效果愈來愈明顯的時候，他所提出的建言在未來還是會被接受的。
有保存價值的專欄文章集結成書
貝克表示，報紙及雜誌的專欄所討論的議題，大多是以時事為主，這些議題通常很快就會被大眾所遺忘。所以，他在1997年出版的《生活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Life），是他認為比較有保存價值的專欄文章之結集。他相信他對這些議題所做的分析，應會有助於學生、企業主管，以及創業者和一般讀者，更能了解我們在經濟、社會以及政治上所面臨的問題。
貝克覺得，經濟學教科書在說明理論如何應用到真實世界的時候，所舉出的例證往往不夠多，因而讓學生遇到許多不必要的困難。要理解經濟學的道理，絕對有必要知道其實際運用的狀況。他的專欄文章就有很多以經濟分析來看問題的例子，如政府的助學貸款究竟應該用固定利率，或視學生的未來收入多少來決定等，相對於教科書來說，是很好的補充教材。對於公司主管及商業界人士來說，由於公共政策會對企業營運及決策造成影響，因而他們更能透過政策議題的討論而受益。貝克談到的主題包括公司高階主管的激勵誘因問題，以及提高最低工資對就業市場和公司獲利可能造成的影響等等。
貝克說他相信，想更清楚地知道為什麼經濟及社會狀況會發生變化的讀者，也會對他的專欄文章感興趣。他談到越來越多已婚婦女進入就業市場的問題，離婚率越來越高的問題，以及經濟自由度不高的國家，為什麼經濟的表現較差等問題。他覺得他的專欄文章，也能幫助讀者來分析當前具爭議性的公共政策議題，如政府是否有必要制定「工業政策」、美國是否應該接受那麼多移民入境等問題。
貝克對問題的判斷究竟正不正確？
為了讓讀者判斷這種以經濟分析來理解行為模式的方式，是否真能深入地了解問題的核心，貝克就以過去的一些專欄文章，對公共政策及經濟和社會變動所做過的分析，是否能經歷時間的考驗來印證。他舉出198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寫出預期美國男女所得差距會進一步縮減；1990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日本股市並沒有被「操控」；1985和1992以及1993年的文章都認為「工業政策」是件可怕的事；1990年的一篇文章認為最高法院的法官任期應有限制；198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黑人的經濟狀況已大幅改善等等。事後都證明他的看法大致是對的，因而這些文章可以證明，經濟性的思考的確讓人更深入的理解社會和政治問題，因為這種思考方式認為，人們對於不同選擇項目的成本和效益，具有敏銳的分辨能力，而僅由政治、社會或心理的角度來看問題的人，是看不見這個層面的。
有鑑於此，貝克乃興起將這些專欄文章集結成書出版。他將十年中撰寫的一百三十多篇專欄文章歸類成政府管制與自由化政策、勞工市場及移民問題、人力資源和學校教育、家庭問題、歧視問題、犯罪和毒癮問題、利益團體和政治決策、政治功能和稅收制度、資本主義和經濟制度、國際貿易和國際協議、股票市場和經濟衰退等12個單元。
在第一單元中的六篇文章中，討論的是某些政治管制措施對業界、消費者，以及公司員工的行為誘因造成扭曲的效果，文中提到的實例包括營運績效很差的政府郵政制度，以及政府為因應國際油價波動所推行的錯誤政策，對一般家庭及相關產業造成的痛苦經驗。貝克特別提到首篇文章對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每年的漁獲量設定上限以防濫捕鱸魚的做法提出批評。因該措施會鼓勵人們提前在初夏時，就想趕在別人之前先大肆撈捕。造成的結果是，通常到了夏天捕魚旺季時，全年的捕撈上限就已達到而不能再捕，於是將有「無魚可吃」的局面。貝克建議對捕魚者課稅取代總量管制，使消費者在想吃魚時有魚可吃，同時也可改善漁民的經濟狀況。該建議引起廣大認同，包括冰島經濟學家。由於漁業是冰島最重要的產業，該國當時正熱烈討論究竟應對每艘漁船設魚獲上限，或以課稅方式來管制濫捕。貝克認為課稅辦法較佳，因為有了這些額外的稅收，政府還可以想辦法降低其他方面的稅率。
第二單元的八篇文章中所談的主題，包括法定最低工資、社會保險、員工認股，以及移民等有關勞工市場的問題。貝克指出，過去六十年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在爭辯最低工資的規定究竟會對勞工就業和廠商獲利造成什麼影響。但調升最低工資的壓力仍持續着，不論是保守派或自由派的政治人物都受到影響。有些美國學者針對最低工資的問題進行研究，宣稱最低工資的小幅調高並不會降低就業機會，相反的，這麼做還會提升就業人數。這些研究結果更刺激歐美等國提高最低工資的要求。不過，有人批評這些學者的研究方法有嚴重的瑕疵。貝克認為這些研究的可信度，因為這樣的批評而受到嚴重的影響。在這個單元中，就有一篇文章對這些批評意見做出評判，同時也談到為什麼由經濟因素來看，應該反對提升最低工資。
在有關移民的議題方面，有篇文章建議政府以標售的方式，將移民權賣給想移民到外國的人。貝克說這篇文章最具爭議性，有人認為出賣公民權是一種「無情」的做法，令人無法接受，因此對這樣的建議提出抨擊，但有越來越多人支持該想法，連柯林頓總統所任命的移民委員會，也部分地接受，該委員會也建議讓無業僱主有權為外國技術工人購買美國簽證。
移民問題在美國和西歐國家，早已成了一項重要的政治問題。越來越多人為了改善生活環境，想移居到歐美國家。但在那麼多申請移民的人中，歐美國家在篩選時的取捨標準，卻一直是自相矛盾的。貝克認為，若採用標售移民權的方法，就可讓取捨過程變得合理，且有規則可循。這對年輕有技術的人有利，他們會願意以較高代價來獲得移民權，因為在富裕國家工作，可明顯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同時，這麼做的話，也比較不會有人因為移民享受優厚的社會福利而提出批評。由於這些移民是花了錢才得到移民權，因此應有資格得到社會福利制度的保障。2025年美國總統川普擬發行高價「金卡」作為取得美國公民身份，不就是同樣的政策嗎？
第三單元的八篇文章中，討論的主題是人力資源和學校教育。主要討論的是有關政府的教育政策問題，包括已開發國家和未開發國家的教育政策。貝克表示，歐美國家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報酬率一直在升高，因為現代經濟的運轉有賴於有效地運用知識，因此知識廣博的人，在這些國家可得到應有的報酬。不過，大部分國家的教育政策，卻是對家境不錯的人較為有利，因為窮人家的小孩比較沒辦法到公立大專院校就讀，也就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高額學費補助。這是一種不當的所得重分配，因為政府補助的，是家裏原本就比較有錢的學生，而他們未來的收入，一般來說又比平均水準高出許多。貝克認為，政府應以提供學生貸款的方式，來取代政府補貼的做法。至於貸款利率，應該是事先訂定一個固定利率，或根據未來所得再來決定利率的問題，貝克就對這兩種做法的效果做了比較。
在此單元里，有幾篇文章討論到應該如何提升學校之間的競爭，以滿足學生在教育方面的需求，特別是家境較差者的需求。貝克認為最好的方式是由政府幫忙這些低收入家庭繳納孩子的學費，由他們自己選擇學校，不論是公立或私立學校都可以選，教會學校也可以，可惜的是，在教師工會強烈反對下，此做法沒被接受。他們擔心的是，在實施這種做法之後，工會對教育政策的控制力會被削弱。
第四單元的主題是「家庭問題」，搜錄七篇文章。貝克表示，家庭是整個民間社會的基礎。因此，當家庭制度的穩定性和結構於近幾十年來出現巨大變化之後，自然會成為大家關注的議題。這些問題包括：工業國家的生育率大幅下降；未婚生子的狀況快速增多，其中不少是依賴社會福利來維持生活；離婚率極速飆升；婦女在婚後就業的比例快速擴增；以及老年人在退休金制度下，得以和子女分居而獨立生活等。
在這個單元里，貝克針對這方面出現的變化予以討論。例如，他認為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應以小孩的幸福為依歸。不過，現行制度卻可能會鼓勵夫妻離婚，因而剝奪了小孩和父親接觸的權利。現行的制度也會鼓勵窮人家的太太多生幾個小孩，因而使母親花在每個小孩身上的時間和金錢都減少了。對於這些必須依靠社會福利成長的小孩，想協助他們的話，貝克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對家長領取救濟金的時間加以限制。長期依賴福利金生活，會漸漸養成一種心態，讓小孩和大人都習慣地依賴政府的救濟。貝克也建議，若這些孩子的媽媽沒有定期送小孩去學校，或帶他們去接受健康檢查的話，就應受到懲罰，這應該會讓媽媽們更加善待自己的子女。
貝克認為，老人福利制度是一種有人享受就得有人付款的制度，也就是政府對勞工課徵社會福利稅，然後把錢拿來支持已經退休的人。貝克認為，不少國家的退休制度，正面臨嚴重的財務問題，因為退休者可以享受的福利太多，他們的平均壽命也增加了，但相對的，付錢支持他們的勞工人數，卻因為低生育率等因素而不斷下降。貝克表示，若要大幅改革此制度，就要採用很多年前智利所實施的政策。智利放棄有人享受有人付款的制度，讓勞工在工作期間慢慢把錢存在自己的賬戶以因應退休後的需要。這筆退休金由私人投資公司代為管理，這些公司必須透過競爭來爭取管理退休金的機會。智利勞工熱切地支持該種做法，而該制度也運作的很好。由於退休金被拿來投資股市及債市，因而投資報酬率比原來的做法高很多。同時，個人設立自己的賬戶，也比較不會因生育率降低而受到負面影響。
第五個單元共有六篇文章，主要探討歧視問題。貝克表示，本單元主要討論的是美國的黑人和婦女在經濟方面的表現。在美國，黑人和婦女曾經在這方面都遭受到歧視待遇。不過，近幾十年來，由於他們在教育和職業訓練上獲得了改善，被歧視的情況也減輕了，因而在經濟方面出現了長足的進步。貝克認為，雖然人權方面的立法有助於降低社會對這些人的歧視，但政府為他們特別實施的職業保障名額制度，以及為了補償他們過去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實施的措施，對他們來說，則是壞處多於好處。
美國目前的經濟體系里，究竟還存在着多少歧視問題？各方面對這個問題有相當不同的看法。在本單元中，有篇文章就針對波士頓聯邦準備銀行所發表的報告提出了強烈的質疑。該報告認為，黑人在申請銀行貸款時，受到相當程度的歧視。很多媒體都對這個研究報告加以報導。貝克則對該銀行對問題的分析方法提出質疑：如果銀行在貸款給黑人的時候，因為歧視這些人而只把錢借給財務風險比較低的人，那麼各銀行對黑人所承作的貸款，發生呆賬的比例應該會比白人的貸款來得低，而相對的獲利率則應較高才對。波士頓聯邦銀行準備銀行所在報告裏引用了很多數據，卻沒提供呆賬率數字，也沒相對獲利率數字。由於這份報告缺乏最重要的數據，而且後來有不少文章也把報告所犯的錯誤指出來，因此雖然該銀行的報告很多人知道，但對黑人受到歧視的指控，則是沒有根據的。
第六個單元共收錄八篇文章，探討的是犯罪和毒癮問題。貝克表示，犯罪問題幾乎已是世界主要城市裏最令人擔憂的問題，民眾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貝克認為，在過去數十年來，搶劫、竊盜等犯罪案件不斷增加，但在現代生活里，這並非是無法避免的事。如果政府能夠制定適當的政策，應該能夠遏阻這些犯罪的發生。政府可以做的，包括對嚴重犯罪者加重懲罰，特別是持槍犯罪者，更該加重刑責。另外，政府也應運用更多的資源來提高破案率，讓罪嫌儘早被定罪。1997年有人發表的研究結果支持貝克的看法，也就是1980年代初期以來，美國的入獄比例比以前提高很多，是犯罪案件在過去15年裏大幅減少的原因之一，特別是和搶奪財務有關的案件。
本單元有幾篇文章談到了毒品合法化的問題，也和犯罪問題有關。貝克贊成多數毒品都合法化，但他知道這不是萬靈丹，而且本身也會有問題出現。不過，不論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總統，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向毒品問題宣戰，但每次都無功而返。因此貝克認為採取完全不一樣的做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是值得當局考慮的。
貝克表示，如果毒品能合法化，那麼暗地理交易的毒品價格，大概會降低90%以上。這樣一來，某些已染上毒癮的人，就沒必要因毒品代價那麼高，而只得藉由犯罪來維持吸毒習慣，在毒品價格大跌後，大型毒梟也不再有暴利可圖。同時，貧民窟的年輕人也就不會那麼想靠販毒為業了，因為和其他不需什麼技術的工作比起來，販毒的所得不見得較高，而且也不見得比較有意思。
第七單元的主題是利益團體和政府決策，共有七篇文章。本單元討論的是各種特殊利益團體的問題。這些利益團體透過推動立法的方法，來嘉惠團體成員。例如，多數先進國家的老年人，都能從政府得到很多醫療和退休金補貼，原因就是他們發揮了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不過，由於政府在各種利益團體的壓力下，必須把大量的預算花在社會保險、醫療補助，以及農業補助等項目上，以致於政府能夠用在改善道路建設、學校設備，以及警力的維持和國防等基礎建設上的錢，就明顯地縮水了。結果是，很多的政府功能反而長期被嚴重忽視了。而且短期來看，這個問題能獲解決的機會並不大。因為不管當政者是誰，來自於利益團體的壓力一點都不會減輕，政府還是會把大量的預算用在利益團體所支持的措施上。
同樣的，某些產業支持政府的所謂「工業政策」，因為這些政策有助於減少進口產品的競爭壓力，而且也會帶來更多的政府補貼。然而過去的經驗顯示，一旦政府推動任何工業政策，各方的利益團體就會用盡各種方法，來試圖影響這些政策，以爭取自己的利益，沒有人會真的把國家整體的利益當一回事。事實上，就算政府有心以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成長，但由各國的經驗看來，這種做法註定是會失敗的。不僅歐洲過去所推動的相關計劃都耗資龐大而達不到效果，連日本都承認應該放棄由政府來主導經濟發展的念頭。貝克的看法是，美國在1990年代有不少重要的產業和服務業，在世界上仍居領導地位，只要政府不在利益團體的壓力下，過度干預企業的經營，就是最好的政策了。
貝克還指出，某些為居無定所的美國遊民爭取權益的人，故意誇大遊民的數量，並誇大他們生活的困苦，因而引起大眾的注意，也獲得政治上的支持力量。貝克表示，事實上這些人所提出的數據並不可靠，也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可以支持他們的說辭。相對的，有不少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犯罪率升高、教育品質大幅滑落等，卻一直到1990年代後期才開始被注意到。
貝克表示，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員所關注的，主要是如何提升效率和社會福祉，不過，由以上的例子來看，這些經濟學家實在太天真了。不過，以客觀的角度來分析公共政策及政府的各種法規，即使短期對政策不會產生什麼效果，但長期而言，還是可以發揮不小的影響力。
第八個單元談的是政府功能和稅收制度，共收錄十一篇文章。貝克表示，在現代生活里，政府對於人民的基本需求，應該要負起主要的責任，例如政府應保障民眾安全，使人民不會因為犯罪案件和外來侵略而受到威脅。另外，當某些家庭因為外在因素而致生活陷入困境時，政府也因適時提供協助。但貝克認為，當時政府在這些方面，卻沒有盡到很大的責任，因為政府的責任範圍實在擴增太快了，除了必須支持農產品價格，並提供老年人生活補助外，還得規範勞動市場。額外的事情那麼多，政府反而沒有足夠的經費和時間，把最重要的工作做好了。
貝克指出，政府的權利擴大之後，官員更有可能會濫用權力，並因而損害政府的公信力。不少國家爆發的貪污事件，就證明了這點。由於政府官員所做的決定，往往會對民間企業或個人利益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有些人會送很大的紅包來賄賂他們，而官員並非聖人，有些受不了金錢的誘惑而接受賄賂，利用職務之便來圖利他人。因此，有人認為政治人物的任期應加以限制，一方面可減少貪污，另一方面也可以讓民意代表更了解民眾的需求。不過，貝克認為，限制任期的做法可能會有反效果，因為任期一旦被限制，政治人物更可能想在任內濫用職權，來圖利特定的團體。同時，如果民意代表的任期被限制在很短的時間，就會覺得沒必要為了在國防、稅務以及環境保護等複雜的公共議題上做出好決策而增加相關知識。
貝克表示，政府規模擴大後，也大幅增加了法官的權限，因為有一大堆模糊不清的法律必須由他們來詮釋。如果最高法院的聯邦法院的主要責任，是解決基本憲法上的問題，那麼為了讓法官能獨立行使司法權，而規定其職務為終身職，是個不錯的構想。但當時的情況並非如此，法官必須以自己的見解來詮釋那麼多法律，等於是在制定法律。在此情況下，終身職的規定就沒那麼吸引人了。因此，貝克建議把聯邦法官的任期改為固定任期制，但任期可訂長些，而且可續任，如此，法官就會更注意選民和國會議員的反應，而又不至於屈服於他們的壓力之下。
第九單元的主題是「資本主義和經濟制度」，共收錄九篇文章。貝克認為，共產主義的崩潰（這是1990年代的事），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看，都是198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事，貝克強調那是一項鐵證，顯示以市場為主軸的資本主義，在促進經濟繁榮和政治自由方面，是迄當時最有效率的制度。而過去幾十年來，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者一直強調這件事，共產主義戲劇性的落幕，終於證明過去在理論上正確的說法，在現代世界也站得住腳。
貝克指出，1950年代後期古巴和台灣都是以農產品出口為主的島國經濟，從國際的角度來看，當時兩國的平均國民所得還算不錯。後來，古巴開始推行共產主義，而台灣則慢慢地往市場開放的方向走。事實顯示，古巴現在仍是個以農為主的國家，所得成長的速度相當緩慢；相反地，台灣則成了一個工業化的富國，而且是國際市場上的主要出口者，這不證明市場力量優於中央控制嗎？
貝克表示，在東歐國家剛開始反抗共產主義的時候，不少人把瑞典的制度當成學習的典範，而他在1980年代初到東歐訪問，就發現不少人認為瑞典的制度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是最佳的模仿對象。於是貝克就決定寫篇文章來消除這種錯誤的印象，因為從1970年代以來，瑞典的經濟就表現得很差，主因就是政府稅收和支出都快速擴大造成的，該篇文章曾在瑞典支持自由市場的團體間廣為流傳。在該文刊出後，瑞典的經濟政策仍千瘡百孔，但不少中歐和東歐的選民，顯然還是對瑞典所推行的制度存有幻想，因為他們透過選舉，讓某些原來的共產黨員再度掌權，而這些人事實上並不認為共產制度是完全錯誤的制度。
第十單元的主題是「國際貿易和國際協議」，共有十篇文章。貝克表示，過去幾十年來國際貿易快速擴張，不僅促進經濟成長，也大幅減少了小國所處的劣勢，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大的國內市場，但可用國際市場來取代。這表示，長期以來在政治或經濟上對立的族群，已經沒必要為了擴大經濟規模的好處，而被迫共同生存在一個國家裏。
貝克指出，很多規模很小的國家，就是利用國際市場的管道來銷售產品，而在經濟上有相當傑出的表現。這些小國家成功的例子，鼓勵了幾個面臨嚴重族群問題的國家走向分裂，例如捷克斯拉夫就分裂成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也分裂成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以及塞爾維亞等小國。此外，很多國家的族群也因此而要求更大的自治權力，甚至要求獨立，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東北地區的加泰隆尼亞，以及庫德族等。
在這個單元里，有篇文章批評歐洲聯盟的歐洲單一貨幣計劃，該聯盟計劃以歐元來取代德國馬克和法國法郎等成員國的貨幣。由於各國貨幣在當時的國際資本市場裏，已經能夠有效地競爭，因此貝克建議歐洲聯盟應往相反的方向走，也就是增加各國貨幣之間的競爭，而不是藉由單一貨幣的實施而減少彼此的競爭。
貝克認為，要提升各歐盟國家貨幣的競爭，第一步就要讓每個成員國都接受其他成員國的貨幣為法定貨幣。在競爭的程度提高之後，某些個國家透過擴大通貨發行來挹注政府收入的趨勢，就會緩和下來，以便控制通貨膨脹壓力。如果各成員國的貨幣相互競爭，那麼通貨發行控制很差的國家，就不再因為擁有獨佔地位而受到保護。當某國貨幣開始大幅貶值時，該國的家庭和企業就不再繼續持有「自己」國家的貨幣，而會轉而持有別國的貨幣。西歐很多國家的報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很多人看了之後也寫信給貝克，贊成和反對的都有。
為了因應人口成長和環境受到破壞的問題，1990年代後期連續開了幾場國際會議來討論如何保護世界資源，其中有些是在聯合國的贊助下召開的。貝克指出，生物學家Paul Ehrlich等人不斷針對人口成長的問題，向世人提出警告，但迄1990年代末，沒人能告訴我們，人口成長究竟造成了什麼嚴重的影響，世界人口一直增加，但無論窮國或富國，平均國民所得都達到幾世紀以來的高速增加。同時，在經濟持續成長而民眾教育程度提高下，生育率很快降了下來。有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提議要以強迫墮胎等殘酷方式來控制人口成長，事實上根本沒必要。
貝克表示，在環境問題方面，蘇聯車諾比等事件的確對全球造成很大的影響，不過，環境保護運動往往在沒有堅強的證據下，就預測會有重大的壞環境災難發生，像Ehrlich就曾預測在1970年代會因為人口成長迅速而出現大饑荒。這些環境保護者的做法，反而有損其可信度。
貝克再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環保問題被過分渲染了，那就是有人不斷宣稱地球大氣層因為二氧化碳的污染，而產生嚴重的溫室效應。雖然在召開各種國際會議之後，已成功地對工業製造二氧化碳的情況加以限制，但沒有令人信服的科學證據，可以證明真的會有大災難發生。貝克認為，還沒有理由在這件事情上着墨太多，最好的做法是，繼續監測全球氣溫的變化，並且留意有沒有其他跡象可以顯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第十一單元的課題是「股票市場和經濟衰退」，收錄了四篇文章。在1987年美國股市崩盤後不久，貝克寫了一篇專欄，預期股市崩盤應不會導致經濟大幅衰退，而當時的《商業周刊》在標題為「情況究竟會有多壞？」的封面故事裏，把當時的市場慘狀拿來和1929年的情況作比較，其他很多篇文章也抱持同樣立場，擔心該次股市崩盤可能把整個經濟拖垮。而貝克並不這麼認為，因為他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雖然股價重挫24%，但對民眾財產來說，只稍微減少一點而已，其中包括民眾的人力資源在內。貝克根據該算法所做的預測，後來證明是正確的，美國經濟可說根本沒衰退，而股價也在幾個月內又回到先前高點。
在1980年代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日本經濟景氣大好，股價屢創新高。西方國家很多人認為，日本官員一定有什麼方法，能找到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然後透過政府補貼等方式予以支助。西方國家也認為，日本政府一定也積極干預股市，以人為方式讓日本股價維持在那麼高水準。但貝克的看法是，這兩種說法的可能性都很小。原因是，其他國家也有頭腦很好的官員，但他們不論是在挑選具有開發潛力的產業，或在防止股市因利空消息而下挫方面都失敗了，而且敗得很徹底。
在第七單元「利益團體和政府決策」里，有一篇文章就指出，有些人把日本的工業政策想得太好了，貝克就對這種看法提出了批評。在本單元里，有篇文章則強調，不論是日本政府或大企業，都沒有操控股票市場，該篇文章發表於1990年。從那時開始，越來越少人指責日本股市受到操縱，因為日經股價指數從1990年高點，一路下挫到1993年的低點，整整跌了60％。同時，日本政府雖然一再試圖進場振興股市，但都功敗垂成。
第十二單元的主題是「經濟學家」，只收錄三篇文章。頭一篇對貝克夫妻倆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們在1992年10月13日那天，知道貝克獲得該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那天是星期二。由於事前並沒有預期會得獎，所以該消息讓他們感到特別欣喜，這篇文章講的就是他們的反應。
貝克表示，他們知道在過去至少十年當中，他一直都是得獎呼聲很高的人選，雖然他所寫的每篇論文或每一本書，都曾引起某種爭議，他也曾經在《商業周刊》上撰文批評瑞典的經濟制度（該篇文章收錄在第九單元里）。很多經濟學家過去都公開表示，貝克應該很快就會得到諾貝爾獎。幾位美國經濟學家每年都會來個賭局，猜猜當年會由誰得獎。連續好幾年，貝克都是最多人猜會得獎的人選。因此，有段時間每到十月的時候，他們總會有點戰戰兢兢地等待着秋天的來臨，急着想知道該年貝克會不會得獎。
不過，貝克表示，1992年他們卻沒有這種心理壓力。主因是前兩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是由芝加哥大學的教授獲得，1991年是由寇斯（Ronald Harry Coase）得到，1990年是則是米勒（Merton Miller）和其他經濟學家合得。貝克說，另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讓他們沒把諾貝爾獎這件事放在腦子裏：從十月初開始，貝克就因為得了重感冒、發高燒，整個人都覺得不舒服，醫生勸他住院接受治療，但他們都不想這麼做。
貝克說，那天清晨，吉蒂五點就起床了，她想把一大疊期中考的試卷改完。而貝克則睡得很熟，幾星期以來，他頭一次能睡得那麼好。吉蒂下樓到廚房裏，吃過早餐後就開始工作。五點半的時候，電話響了。吉蒂一聽到電話鈴響，就趕緊衝過去把電話接起來，因為他怕第二聲鈴聲會把貝克吵醒。吉蒂心裏想，八成是哪個粗心的人撥錯了號碼，才會那麼早打來。她把聽筒拿起來，發現聲音聽起來像是長途電話—可能是她媽媽從伊朗打來的？不過，對方的聲音打破了沈寂，且以英語問：「請問貝克教授在家嗎？這是從瑞典打來的電話。」吉蒂告訴對方，他還沒起床。對方接着說：「這是件重要的事。」
吉蒂開始覺得那一定和公佈諾貝爾獎得獎人有關，但他們並不知道經濟學獎是在那一天公佈，或許打電話來的人，只是想多知道一些別人的資料吧。吉蒂叫貝克好幾次，但都沒叫醒，只得想辦法把貝克從熟睡中挖起來。後來貝克終於醒了，拿起話筒，開始聽對方講話，臉上表情仍然很平靜，看不出對方究竟在說什麼。後來，貝克的臉上才漏出一絲絲笑意，回答說：「阿瑟•林德貝克（Asser Lindbeck），請代為向委員會致謝，感謝他們給我這份榮譽。」吉蒂在這個時候，才終於確定貝克得到了諾貝爾獎，她竟高興的叫了起來。貝克表示，那是一通改變他一生的電話。
獲得諾貝爾獎之後，突然間人們都把他當成各種問題的專家、萬事通。但貝克一直試着堅守在自己專精的範圍里，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貝克是因為把經濟理論用來分析社會問題而得獎的，特別是有關種族和性別歧視、教育等人力資源的投資、犯罪及懲罰的問題，以及家庭的組成、結構及解體等。而每個人都知道，多數人在決定要花多少錢買水果、衣服或汽車等商品時，都會考慮成本及效益，克貝認為人在做任何決定時，都會用到這種基本的想法。
不過，有時把這種理念運用在社會問題上，會遭到強烈的排斥。他舉例說，如果這種看法是對的，就表示罪犯的行為也會因為誘因而受到影響。因此，假若想幹壞事的人認為他們不會因搶劫而受到懲罰，那麼犯罪率就會上升，這不僅只是法律及秩序的問題而已。當合法的就業機會很少時，犯罪率也會上升，原因可能是失業率擴大，也可能是青少年在離開學校時，根本沒學到什麼技術。
貝克在六年半寫專欄時，都用這種方法來分析每個人所關心的社會問題。在得到諾貝爾獎之後也同樣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人生，也都沒有自以為有能力解答所有的問題。
貝克認為，經濟學家不論在公共政策的討論，或企業決策的分析方面，都必須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人們對此需求也越來越強，但經濟學是無法滿足這些需求的。民眾所要的，超過了經濟學家所能給的，而這正是經濟學家一方面受到各界寵愛，但另方面卻仍不斷成為笑柄的原因。
讀大師時論，有如頭腦體操
對於貝克的時論文章，已故的台灣知名評論家南方朔在1997年10月出版的《生活的經濟學》中譯本推薦序，以「讀大師時論，有如頭腦體操」形容。他認為貝克是理性選擇學派的巨擘，而該學派有些觀點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有時卻又讓人氣得吐血，認為簡直比反動派還要反動，他說貝克的專欄文章就充分顯露出這種特性。
他以貝克的第一篇專欄文章＜市場如何在保障着婦女＞為例。該篇文章扼要的回顧了美國近代婦女的就業和所得增加之後，論說婦女就業和所得增加，主要歸功市場而非民權立法，也不是對「婦女的保障計劃或婦女運動」。他認為這種觀點不僅是右派，簡直還是極右。不過他覺得貝克的嚴格論證並非瞎說。設若沒有一個龐大的就業市場和婦女角色的變化，的確也撐不出婦女就業及所得增加的結果。只是貝克可能疏失掉要整個市場的形成有太多因素，例如各種民權及婦女運動的壓力迫使資方要更努力的去開拓市場，它的結果最後回饋到勞力市場上等等。將這些原因拋棄在外，只從各種結果的統計數字裏尋找因果關係，可能就犯了因果錯置的風險。在政治及社會學裏極重視「社會形成」的探討，他着重人們的實踐行為。南方朔認為貝克疏忽，甚至低估了實踐行為這種「超市場」因素的重要。
不過，如果遽而認為貝克是個大保守派，那倒也未必。南方朔舉例說，1994年美國計劃調高煙稅，另外聯邦法院也對當時秩序混亂，但卻快速發展的電訊業進行規範，貝克都義正詞嚴的，從市場的角度公開反對，貝克對香煙市場做了分析，而後雄辯的指出香煙加稅收效甚微，而且還會真正傷害到窮人，甚至還造成進口走私，治絲益棼。而聯邦法院企圖規範尚在形成中的電訊秩序，除了是外行領導內行外，也將滋生無數困擾及後遺症。他認為十多年來，在各種市場清楚的問題上，貝克的評論一向令人信服，由於貝克的縝密思考，反而能提綱挈領，抓住問題的本質並維持在一定的正義性。而貝克在稅收問題、治安問題、教育問題等方面的經濟分析都極為精彩，且多別人連想都想不到的視野。尤其是他在談到企業犯罪及傷害時的處罰問題，認為罰不是罰它所造成的傷害。而是要罰它原始的企圖利益，因而罰宜加重。這種論點證明了貝克絕非某些人想像的保守。南方朔因而認為貝克是個相當精彩的經濟學和社會學家，其見解光譜異常寬廣，有許多非常獨特，但也備受爭議的觀點。
總之，南方朔覺得閱讀貝克在《美國商業周刊》上的經濟評論專欄，無論對專業的經濟學者、政府或國會人士、企業界，以及一般讀者，都是一項非常有價值的頭腦體操。而再重新閱讀《生活的經濟學》這本專欄文章集結成的書後，南方朔再度感受到那種讀大師著作有如「頭腦體操」的知性樂趣。（待續）
(本文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