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的精神導師恩格斯曾不無尖銳地指出：「革命的箴言『博愛』在競爭的詭計和嫉妒中獲得了實現。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了刀劍，成為社會權利的第一槓桿。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資產階級工廠主手中。賣淫增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往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形式，是賣淫的官方外衣，並且還以不勝枚舉的通姦作為補充。總之，和啟蒙學者華美的約言比起來，由理性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一副令人作嘔的諷刺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前蘇聯作為共產主義實踐的第一個國家政權，其性道德政策演變提供了更具現代性的案例。1917年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政權廢除沙皇時代刑法，同性戀非刑事化，離婚手續簡化，1920年更率先合法化墮胎。這反映了早期革命者對資產階級家庭道德的激進批判。部分激進知識分子與活動家，如亞歷山大·柯倫泰，推動「自由愛情」理念，主張性關係應擺脫財產與宗教束縛。
其中，「杯水主義」觀點在1920年代廣為流傳：性慾滿足應如飲一杯水般自然簡單，無需道德負擔或社會儀式。這一思想雖未成為官方政策，卻在青年與知識界引發熱議，體現了早期共產主義對「共妻」烏托邦的短暫着迷，傳聞革命領袖列寧就是死於性病梅毒。這一說法源於其晚年症狀（如反覆中風、偏癱、失語）、1923年接受的砷製劑Salvarsan治療（當時主要用於梅毒），以及部分醫師的回憶錄和回顧性診斷（如2004年以色列學者在《歐洲神經學雜誌》提出的證據）。儘管蘇聯官方將死因始終定為腦動脈硬化，屍檢報告未發現梅毒螺旋體，多次血液檢測據稱呈陰性（雖相關記錄神秘丟失），但這一傳聞的持久流傳，恰恰反映了性道德議題的敏感性：即便在革命早期相對寬鬆的環境中，性病仍被視為恥辱，足以成為政治攻擊的工具，讓領袖的光輝形象大打折扣。
然而，斯大林鞏固權力後，政策急劇逆轉。1934年，男同性戀被重新刑事化（刑法第121條），最高判處五年監禁，常被用作政治清洗工具；1936年，墮胎全面禁止，僅限於威脅母親生命的情形。同時，國家加強家庭法，獎勵多孩母親、懲罰不付贍養費者，官方宣傳將性自由貶為「資產階級墮落」，推廣「社會主義家庭道德」。此轉折源於人口焦慮：快速工業化需大量勞動力，二戰威脅迫使國家推動生育率提升。表面看，這是一場道德保守主義回歸；實質上，它通過醫學話語與意識形態生產新規範，將個體欲望導向國家目標。
這一逆轉的後果深刻而複雜。短期內出生率有所提升，卻導致地下墮胎激增、婦女健康受損、家庭壓力增大。許多婦女訴諸危險的自製方法，造成大量死亡與併發症；同性戀者被迫轉入地下，遭受系統迫害。更重要的是，這種對私域的嚴苛控制製造了廣泛的社會異化。喬治·巴塔耶在《色情主義》一書中深刻剖析了此類現象：禁止並非消滅欲望，而是強化其吸引力。禁忌與逾越構成人類經驗的核心張力——社會通過禁忌維持秩序，卻同時製造逾越的誘惑。壓抑越嚴厲，逾越的爆發力越強，往往以暴力、犧牲或革命形式顯現。
這一邏輯在中國革命史上亦有迴響。土地改革時期，民間流傳「分田地，分地主小老婆」的說法，雖非官方口號，卻反映了底層對性資源重新分配的狂熱想像。近年的江蘇「鐵鏈女」事件——一名婦女被拐賣、鏈鎖生子長達多年——則揭示了性資源壟斷的頑固延續：性別失衡與拐賣鏈條交織，部分源於計劃生育遺留問題，卻在地方治理中長期被忽視。這些案例表明，對性資源的控制與壟斷，從未真正消退；當權力以道德或人口管理為名介入私域，往往製造更深層的社會裂痕。
當代伊斯蘭政權中的類似政策進一步印證這一規律。伊朗1979年革命後，將通姦定為重罪，可判鞭刑、石刑或死刑；沙特曾依賴宗教警察強制性別隔離；塔利班統治時期，賣淫可判長期監禁，近年恢復嚴格女性行為規範。這些以宗教純潔為名的措施，導致地下活動泛濫、人權侵害與社會壓抑，卻難以根除本能，反而滋生反抗潛流。伊朗女性在強制頭巾法下發起「白頭巾革命」，正是對私域壓迫的直接回應。
社會科學理論為此提供嚴謹框架。米歇爾·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批判「壓抑假說」：傳統觀點認為現代社會通過禁忌沉默性慾；福柯反駁，實際情況是話語爆炸——性通過醫學、精神分析、教育等機制被系統化成知識對象。權力並非簡單禁止，而是生產關於性的「真理」，規範個體行為。更關鍵的是「生物權力」概念：現代權力從「生殺予奪」轉向管理生命本身——人口、健康、生育。性成為生物權力的樞紐，國家通過調控性行為優化種群。在威權體制中，此類權力特別顯著：蘇聯斯大林時代、中國計劃生育，均將個體身體納入國家規劃，製造規範話語，重塑欲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