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貨攻陷歐洲的奧秘；為什麼貿易戰是個解不開的死結？不問文明程度的天真全球化時代難以為繼；絲綢之路如何成了垃圾之路？中國經濟增長的唯一亮點——出口，還能維持多久？
這期節目盤點一下德國跟中國的關係，怎麼樣從合作共贏，走到今天面臨崩塌。我們從《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講起。這篇報導的標題是「Why Germany Wants a Divorce With China」——「為什麼德國想跟中國離婚？」
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跟德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同步。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大眾汽車。在差不多40年時間，德國跟中國的經貿是全球化成功的典範，兩個國家的市場可以說是天作之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甜蜜的像一對新婚夫妻一樣。
德國擁有中國工業化需要的高端技術和設備，比如汽車生產線、高鐵設計製造工藝、精密機床和支撐現代工業的各種化工產品。中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還有迅速擴張的國內市場。德國需要中國這個潛力巨大的市場，來消化它的工業產出；而中國則像一塊乾癟的海綿，瘋狂吸收德國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
《華爾街日報》的文章說，那時候的德國政客是全球自由貿易最堅定的傳教士。他們相信，通過自由貿易，中國可以實現和平轉型。這就是所謂的「以商促變」。當年，大眾汽車在中國佔據了半壁江山，西門子的設備遍佈中國的工廠，巴斯夫的化工產品定義了中國製造業的底色，無數德國小企業也跟着進入中國市場。
那可以說是德國跟中國經貿關係的蜜月期。這段蜜月期持續了幾十年。幾十年間，在德國企業的利潤表上，中國市場的貢獻不僅份額巨大，而且看起來生死攸關。換句話說，就是德國企業嚴重依賴中國市場。
任何間方面的依賴都潛伏着危機。這幾年，德國跟中國的甜蜜婚姻在不知不覺中悄然變質。從幕後摩擦，逐漸發展到要撕破臉離婚。它們是怎麼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呢？
原因其實是顯而易見的：中國企業通過合資、收購和強制技術轉讓，獲得德國的核心技術以後，開始藉助中國的國家主義模式消滅德國競爭對手。這種模式的核心，不是德國人習慣的市場競爭和質量驅動，而是用國家權力操縱市場，利用國家力量毀滅性壓制對方，把競爭對手擠出市場。
這跟德國企業熟悉的基於規則的市場競爭，完全是兩碼事。具體來說，中國企業成功逆襲有三大原因，每個原因都離不開極權政治對市場的操控：
第一個原因，就是國家對企業的巨額補貼。《華爾街日報》在報導中提到德國的隧道挖掘機巨頭海瑞克。中國先是進口海瑞克的盾構機，在獲得製造技術之後，中國政府通過巨額補貼、貸款優惠、稅收優惠，甚至直接注資，讓中國產的盾構機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在全球搶單，把德國企業擠出市場。
第二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半奴工制度。中國的極權制度確保中國工人低工資、低福利，在勞動力成本方面，有着無可匹敵的優勢。這幾年，中國人常說的內卷，實質就是極度壓榨本國勞動力。以前，只是對農民工這樣，這幾年經濟下行，各行業都紛紛農民工化。中國企業依靠極權制度保障的極限壓榨模式，把勞動力成本壓縮到了極致。
第三個原因，就是中國企業之間相互挖牆角，不計成本傾銷。因為國家補貼，中國製造業畸形發展，產能嚴重過剩；與此同時，因為極權制度保障對工人極限壓榨，在財富分配中，國家拿絕對大頭，國民拿絕對小頭，普通中國人沒有消費能力，中國市場無法消化自己的產品，只剩下向海外傾銷一條路。為了生存，中國企業之間競相壓價，把利潤壓到最低，甚至賠本賺吆喝，寄希望於在自己倒下之前，對手先撐不住，死掉。
《華爾街日報》也提到德國的化學工業。化工業是德國的支柱產業之一，，近年正在遭受中國產品的重創。以PA6塑料為例，這是汽車製造和電器製造離不開的工業材料。在萊比錫附近的洛伊納（Leuna）化工園區，中國產PA6塑料的市場份額在短短一年內從5%暴漲到20%。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中國產品的價格比德國本地生產的便宜20%。
問題在於，中國產品之所以能賣低價，並不是因為正常市場競爭帶來的生產效率提升，而是因為中國政府的補貼、中國極權制度保障的對本國工人的極限壓榨。這是中國產品低價的奧秘。德國企業不是在跟中國企業競爭，而是在跟中國政府競爭。
近十年，中國的廉價商品像海嘯一樣湧入發達國家市場。最初，這些產品的目的地主要是美國。今年，川普政府的貿易戰為中國商業設置了很多障礙。很多中國企業和賣家轉向了歐洲。
《華爾街日報》報導了中國企業如何在歐洲化整為零，打快銷游擊戰，形成影子物流。在英國，一位中國大媽在自家後院建了一座320平方尺的簡易棚屋，專門為中國賣家提供影子物流服務。中國賣家不再僅僅依賴傳統的國際物流，而是通過這些散佈在歐洲各角落的中國移民，建立起了一個不孔不入的倉儲和發貨網絡。
這種做法成為繞過監管的捷徑。中國海關的數據顯示，歐盟在2025年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中國廉價小包裹的最大市場。一年內，從中國發往匈牙利和丹麥的貨物量翻了四倍。對於歐洲零售商來說，這已經不是正常市場競爭，這是一場把市場規則漏洞鑽到極致的超限戰。
顯然，德國跟其他一些歐洲國家一樣，本國企業和本國商家面臨生存危機。德國政客反應遲緩，但面臨本國企業的生存危機，跟移民危機等問題疊加，選民做出了選擇。今年5月，德國政壇變天，默茨當選總理。默茨政府開始全面調整經貿、國防和移民政策。在經貿方面，可以說啟動了一場德國企業的生存保衛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