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香港最早一批居屋之一，宏福苑讓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劇增的居民，得以結束簡陋的居住條件和頻繁遷徙的生活，在城市中真正落地生根。隨着香港房價持續攀升、居住密度不斷提高，宏福苑相對寬鬆、生活便利的居住條件，又讓這裏逐漸成為人們難以搬離的家園。火災背後，是一個老社區里幾代人關於安居、上升、衰老與失守的命運軌跡。
女兒
火災後的宏福苑，和它對面的廣福邨像是兩個割裂的世界。它們都是1983年落成的，前者曾是以低於市場價出售的「經濟適用房」，後者是香港特區政府出租的公共屋邨，兩個社區同期規劃，比鄰而居。
廣福邨平台的一端，是兩邨居民日常交會的商場：茶餐廳、糖水店、便利店、平價超市、麥當勞、藥店、乾洗店、診所和補習班依次排開。平台上行人來往，初看起來，一切仍在正常運轉。
但11月26日大火後，幾乎每一天，都有人在廣福邨平台上停留，朝着宏福苑的方向凝望。他們中有人是廣福邨的居民，有人是專程來悼念宏福苑的遇難者，也有人是宏福苑的居民。大火發生後，政府將1400多戶宏福苑居民分散安置在全港各區的酒店和過渡性住房，但遺體辨認、災民補助申請、證件辦理等流程都集中在最近的廣福邨。這意味着，受災居民不得不反覆回到這裏——在這裏，他們靜靜地凝望着被燒得棕黑斑駁、不復存在的家。
在廣福邨平台上，能望見宏福苑。封鎖線外，這裏的生活看起來一如往常(黃宇攝)
我們就是在這裏見到了鄭先生和他的妻子。鄭先生今年37歲，白淨的臉上有些雀斑，穿着普通的T恤衫，背着雙肩包;妻子一頭黑髮，扎得很整齊，鄭先生的神情比妻子平靜一些。幾天前，他們在火災中失去了女兒。
鄭先生一家人住在宏福苑宏泰閣(E座)的2407室，女兒鄭煦翹今年5歲，上幼兒園大班。每個上學日清晨，家裏的菲傭瑪麗安(Maryan Pascual Esteban)會帶着煦翹坐巴士去九龍的幼兒園。從大埔區到九龍，單程大約半小時。中午放學，瑪麗安會帶煦翹回家，給她做飯，陪她午睡，等煦翹醒來後，再帶她去上課外班。有時候，瑪麗安也會帶煦翹去距離宏福苑一公里外的海濱公園，踩踩水、騎騎單車。鄭先生和妻子工作忙碌，許多時候都是瑪麗安陪着女兒。
11月26日下午，正在上班的鄭先生看到新聞：宏福苑起火了。火勢在短短一小時裏蔓延至小區四座大樓。周三是女兒沒課的日子，他和妻子匆忙打車回家，路上給瑪麗安打電話，卻沒有接通。他們抱着「兩人可能在別處歇腳」的想法，跑去了家附近的商場、麥當勞，又去了臨時接納宏福苑疏散居民的社區中心和安置所，都沒有發現她們的蹤影。他們心急如焚。
一夜無眠後，鄭先生次日一早就向警方報告兩人失蹤。朋友們則把鄭煦翹和瑪麗安的照片印成尋人傳單，在宏福苑附近分發。他記得，當時警方表示已經找到一些罹難者，會放在相簿里拿給家屬辨認。就在那天中午，他在宏福苑相鄰公屋廣福邨的社區會堂辨認出了女兒。那天傍晚，瑪麗安的遺體也被找到了。他得知，兩人是在家門口被找到的，「我相信他們往樓梯方向逃生時，煙來得太快，就被嗆到了」。
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災現場，兩位居民裹着被子站在安全線外，凝望被大火包圍的家
鄭先生說，在已經燒毀的宏泰閣2407室，收藏着許多女兒的畫。周末若父母起得晚，她會自己在客廳畫畫，畫爸爸媽媽和小動物。「鄭煦翹」這個名字，「煦」代表着陽光、有活力。他們也看到女兒從容易害羞，變得活潑、愛照顧人。鄭先生說，女兒在幼兒園是插班生，後來，每當有其他孩子轉校來時，她會主動幫別的孩子適應環境，「有時同學不開心，她會主動拍拍別人，安慰別人。在家樓下玩時，如果有孩子說，『我們不要跟誰玩』，她會說，『不要這樣，我們一起跟他玩』」。
鄭先生說，女兒出生在2020年。從那以後，鄭先生覺得自己和太太「像變了個人」。為了多賺錢，他從一份能按時下班的文職工作離職，轉行做需要拼業績的崗位。工作越來越忙，壓力越來越大，下班回家孩子已入睡，周末和旅行也要帶着電腦。但他始終覺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再辛苦也值得。
過去一周多的時間裏，鄭先生為煦翹辦理後事、申請補助金和安置房時，都要回到宏福苑。一家人都難以接受煦翹的離去。他說，長輩們只要看到為宏福苑受難者悼念的照片，就會「觸景生情」。而對他和妻子來說，即使不路過宏福苑，也會隨時想起女兒——打開手機，裏面全是她的照片;吃什麼、走到哪裏，都能想起她;為她辦理後事、走進童裝店時，會下意識地想：「她會喜歡哪件衣服呢?」
出事後，朋友勸他堅強，「你們還年輕，還可以再生一個小孩」。但他也知道，一個小孩怎麼可能替代另一個呢?
廣福邨的居民廣場(黃宇攝)
逃生
宏福苑位於新界大埔東側，靠近吐露港海岸，是一個典型的上世紀80年代居屋小區。從空中俯瞰，各棟樓體都是規整的「十」字形。這樣的設計讓大多數住戶都能見到光、吹到風。八棟31層高的住宅樓緊挨在一起，組成一個背靠海港、內扣的字母「C」。
根據目前的調查，尚無人了解火災「第一分鐘」里發生了什麼，但可知的是，大火是從這個「C」字最中間的宏昌閣東邊低層燒起來的。據香港天文台信息，恰好有一股強烈的東北季候風，在11月25～26日之間抵達香港。在乾燥大風的助推下，宏昌閣的火勢很快蔓延到位於其西南方向的宏泰閣，繼而蔓延到西北方向另外五座樓棟。唯獨宏昌閣正北、隔着一棟樓的宏志閣沒有被燒。
盧家明家住宏道閣，與宏昌閣隔了三座樓。他是在大樓斷電後，從21樓一路「摸黑」走下來的。他回憶說，26日下午2點多時，姐姐打電話來問他在哪裏，「着火了，你們收拾收拾走吧」。他感到詫異，他沒有聽到火警鐘響。「走什麼走?家裏沒煙，也沒火。」盧家明說，因為小區維修工程，他家的窗戶被發泡膠板封住，看不到窗外的景象。他只感到「很吵」，但他猜想可能是因為窗戶正對着小區的遊樂場——平日裏，每天下午放學後，孩子們都在那裏玩遊戲。
但掛掉姐姐的電話，盧家明回頭看了看，發現「黑煙正從廁所的氣窗里湧進來」。那一刻盧家明才意識到，湧進來的煙味「和普通煙味不一樣」，是「嗆喉」的那種。他馬上把氣窗關上，又檢查一遍家裏窗戶是否關好。他打開家門，發現整個電梯廳都是黑的，「什麼都看不到，全都是濃煙」。盧家明立刻走出去，把門關上。宏福苑的住宅格局是每層8戶。每棟樓有三台電梯供住戶上下樓，同時配有兩道防火梯，以剪刀形排列，其中一道通往前門，另一道通往後樓梯。
盧家明說，他在宏福苑居住了30多年，知道後樓梯在哪兒。走廊煙霧瀰漫，他摸到後樓梯，沿着後樓梯外側的扶手，一邊摸索，一邊用腳試探，一點一點地向下走，「又怕滑倒，又怕踩空」。盧家明記得，整整21層的樓梯漫長的仿佛沒有盡頭，他一邊摸索，一邊想着「怎麼走了這麼久都沒到?」但還是堅持向下走。又走了兩層，他摸到一扇門，一推開門，透過門口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路牌，新鮮空氣涌了進來。
他匆匆穿過大堂，在走出樓外的一瞬間，水從頭頂上澆下來，「那應該就是滅火的水」。他看到了匆匆往其他樓棟跑去的消防員。走到隔壁公屋廣福邨的社區會堂時，他回頭看了一眼，剛好看到宏新閣的火苗躥向相鄰宏道閣外的棚網，火勢一下子躥升。「我眼睜睜地看着火燒到我的家……」他一邊看着火越燒越高，一邊喊「為什麼不救火?為什麼不救火?」但他後來才知道，當時消防隊忙着撲救火災嚴重的宏昌閣和宏泰閣，「等他們趕到，我們的樓已經來不及救了」。
火災後，人們來到香港大埔海濱公園悼念(黃宇攝)
盧家明的崩潰在火災後第二天開始。在暫住朋友家的日子裏，他放聲痛哭。他記得自己上一次哭，是因為母親去世，而這一次他哭了幾十次。兒子勸他不要刷手機、不要看新聞，但關於火災的報道鋪天蓋地，他根本無法避開。看着不斷上升的死亡人數，他甚至一度想過：「為什麼死的人不是我?」
莫太家在宏昌閣14層。火災發生兩周前，她家窗戶外的圍擋已經拆除。但火災發生時，她沒有聽到窗外有什麼異響，也沒有聽到火警鐘響。是有人敲門喊「有火警」(着火了)，她打開門，沒有看到按門鈴的人，只看到走廊里飄着一點煙霧。她轉頭回家拿上錢包、手機和鑰匙，又拿了一條毛巾，用水打濕。走出家門時，莫太看到隔壁的老人家已經坐在輪椅上，幫傭推着他。另一位鄰居男士也來到了走廊。那時，樓里的電梯還在運行，四人決定一起坐電梯下樓。幾十秒後，他們到了底樓大堂，看到門口不斷有燃燒的棚網碎屑掉下來，消防員讓他們等一會兒。
莫太記得，他們走出樓棟時是下午2點58分前後。幾分鐘後，她給此前下樓購物的先生打了電話。她想，幸好那位未見其人的鄰居來按了門鈴，「要是等煙進到屋子裏，看不見時，我再逃生就很困難了」。她還聽說，再過十幾分鐘，宏昌閣的電梯也無法使用了。
同住宏昌閣的街坊李威廉(William Li)證實了莫太的預感。李威廉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下午3點2分，當妻子打來電話告訴他家中着火時，他還未聞到煙味，等他換完衣服、收拾東西準備離開時，「開門的一瞬間，濃煙就涌了進來」。他聽到走廊上有人聲，便打開門，摸着黑將一對鄰居老夫婦接回家中。為了防止煙霧倒灌進家裏，他一邊用濕毛巾堵住門縫，躲進房間，一邊打電話給消防、警察求救。
被困兩小時間，火舌不斷逼近他家窗外，他一度感到自己「真的要死了」，便給朋友們逐個打電話、發信息，道別、交代後事。他拼命用手機燈光照向消防員，終於引起他們的注意。他指着着火的窗戶位置，消防員立刻用水槍對準，把火撲滅。消防雲梯不久後升至他家窗前，將老夫婦和他逐個救出。
火災後的兩周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來到廣福邨下方的休憩處，悼念宏福苑的遇難者(黃宇攝)
安居夢
「我是一家三口住。我和先生都是40歲，我的女兒10歲，我的兩隻貓2歲多。我手機里還有家裏去年的照片，或許能作為財產的證明。因為房子被燒了，我想知道在沒有買火險的情況下，我怎麼索賠呢?」
12月4日這天，阿梅坐在臨時安置點的免費法律諮詢室，對律師講出這些的時候，冷靜得像是拿着手術刀的外科醫生。11月26日那天下午，她在電視直播里，目睹自己住了八年的小家在火焰中爆裂，火苗「像火箭一樣」直衝夜空。在過去幾天裏，她將精力聚焦於一件件具體而迫切的生活事務，以將自己從痛苦中抽離出來：上班通勤、接送孩子、諮詢律師、整理臨時住所，在城市裏步行數萬步，穿梭於不同的救濟物資領取點。在諮詢室里，阿梅連續講了五分鐘，沒有停頓。直到她說到「一家人的記憶都在這間房子裏」時，聲音才突然變調，眼淚涌了出來。
在政府提供的一處過渡性住房「善樓」，義工擺出物資樣品，供災民挑選(黃宇攝)
阿梅和丈夫家浩被安置在一間由善導會管理的過渡性房屋，「善樓」。這間「新家」面積約14平方米，灰色地板，沒有椅子，也沒有床架。牆角堆着尚未拆封的生活用品。他們還沒有搬進來，並不是因為缺少物資——只要開口，樓下的志願者隨時可以幫他們把床搭好——更多的是一種主動的拖延。這個臨時住所反覆提醒着他們的流離失所——阿梅和家浩是中學同學，都是土生土長的大埔人。雙方父母住在相距不遠的兩座廉租屋邨，他們選擇宏福苑，是因為它正好位於兩家的中點。
「宏福苑是一個地標。拐過吐露港公路那條大彎，第一個看見的建築就是宏福苑。」阿梅和家浩買下宏福苑這套房時，價格是400萬港元，兩個人每月還1萬多港元的房貸，已經還了八年。家浩的父母都是從內地赴港謀生的移民，父親是游泳偷渡到香港的。小時候，家浩一家四口住在香港特區政府安置窮人和難民的「徙置區」，那裏有一排排用木頭和鐵板搭成的小屋，家家門口擺一個燒飯用的煤氣罐，火災常見於新聞。家浩記得搬進宏福苑旁邊的那棟廉租屋的時候，自己興奮地滿屋跑。「你很難想像那個年代的住房條件。能『上樓』，多開心啊。」
在一家公益組織門外，前來領取救助金的宏福苑災民已經排起長隊(黃宇攝)
73歲的張士敏和家浩父母是同代人，已經在宏福苑住了42年。他頭髮花白，身材瘦高。他的包里折着一張報紙一樣大的表格，密密麻麻列着不同基金會的名稱、金額和日期。他把這張表叫作「天書」。每天他都要隔着老花鏡，在上面反覆核對幾十遍，確認哪一筆已經領過，哪一筆還沒有領取。張士敏出生在印度尼西亞。父親是從廣東梅縣南下到印尼做生意的老華僑。上世紀60年代末印尼排華，他和幾個兄弟姐妹匆忙離開印尼。原本計劃依父親囑託，借道香港返回梅縣，最終卻在香港停了下來。
1974年，經大哥介紹，張士敏進入一家由梅縣老鄉經營的製衣廠。廠房位於土瓜灣工業區，面積約400平方米，卻同時承擔生產、發貨和財務功能。「像個家庭作坊，好辛苦。」張士敏什麼都做，管理貨品、安排出貨，下班後還要替老闆接送孩子，月薪兩三千元。製衣廠生意擴張得極快。張士敏記得，1981年過年他結婚，生意旺到年廿九回鄉辦酒，年初二便返回工廠加班，一直干到晚上8點半。最忙的時候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曾連續加班到凌晨，把香港工廠生產的領帶，發往哈爾濱、海南的百貨公司。也是在那幾年，他的月薪第一次超過了1萬港元。
收入改善的同時，居住條件也在一點點變化。最早，他住過廉租屋的走廊——那時樓道尚未如此擁擠，一張行軍床勉強放得下。後來住進「劏房」，一個幾十平方米的單位，被切割成數個六七平方米的房間，共用廚房和廁所。他和兄姐三人擠在一張上下鋪。
30歲出頭時，張士敏憑着一身「什麼都干」的闖勁，躋身同代移民里的「年輕才俊」之列。1982年，女兒出生，妻子辭掉工作在家帶孩子，希望一家人能搬到一個獨立空間裏去。1976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居者有其屋」(居屋)計劃，讓收入不足以購買私人樓宇的市民，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購入居屋。但居屋名額有限、申請條件嚴格，一對夫婦必須有小孩或長者同住才有資格。即便如此，仍是一屋難求——1978年葵涌、觀塘等地的第一批居屋推出時，約有3.6萬份申請，超額認購四倍。張士敏申請時只拿到候補名額，大埔宏福苑是唯一選擇。
張士敏本來想住工廠遍地的市區九龍，因為他嫌當時的大埔太偏僻，遍地西洋菜田，像「鄉下」。「不過我也貪這裏價格便宜，以後有機會升值。」大埔屬於政府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開發的一批「新市鎮」之一，目的就是安置市區已經擠不下的人口。在政府做的新市鎮發展計劃里，大埔有美好的遠景，會修新的隧道、通電氣化火車，建工業區，吸引工廠入駐。宏福苑落成同年，電氣化火車首次駛入大埔站，軌道由單軌變為雙軌，班次大幅增加，解決了從新界到九龍的通勤問題。
在火災之前，張士敏認為自己已經實現了安居夢。42年來，他愈發中意大埔實惠的墟市，遼闊的海岸風光，和相比九龍、港島更寬鬆的建築密度。在大埔長大的家浩也不願搬走，他說，雖然港島的都市生活更「新潮」，但要論宜居和性價比，還得是大埔——去港島、九龍都方便，去機場也有直達巴士，又不像市區一樣嘈雜逼仄。「現在香港哪裏還找得到這樣的地方?」
宏福苑海景開闊，海風亦無遮擋(黃宇攝)
起落
像張士敏這樣經歷了「住房升級」的還有郭紀升。1983年，30歲出頭的郭紀升和妻子帶着兩個孩子申請上了宏福苑的居屋。在那之前，他們在九龍、新界四處租房輾轉。郭紀升畢業於香港官立高級工業學院(今香港理工大學)，修讀工程學，畢業後進入電子廠當工程師;妻子則在服裝廠擔任技術工人，替歐美品牌做貼牌加工。郭紀升說，上世紀80年代是香港工業最蓬勃的年代——製衣、玩具、鐘錶工廠隨處可見，「香港地方小、人口多、工業基礎不算雄厚，卻能製造全世界都用的商品，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高科技公司，代理全世界高科技電子產品，轉賣到內地或其他地區」。
但郭紀升也記得，正因工作機會多，工資反而難以提高。年輕時，他每月工資幾千港元，抽不中政府廉租房(公屋)，只能租房。在九龍，租一間稍微舒適的房子每月就要兩千多港元，「我和太太要一起工作，才能住得舒服些」。申請居屋時，郭紀升早早就排隊輪候。1983年，政府通知他參加面試和資格審查時，他正在英國出差，就請妻子代為辦理。他回港後，直接被分配到宏福苑。講究風水的他們，挑選了一個位於二層、朝南的單位。郭紀升夫婦終於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家。宏福苑的單位是兩房一廳，他和太太住較大的一間房，兩姐弟睡在另一間小房裏，上下鋪。他記得，當時要撫養兩個孩子，手頭余錢不多，只能辦理等額本息貸款，月供約1500港元，占他月薪三分之一。
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實施「三來一補」(來料、來樣、來件、補償貿易)模式，大量香港企業北上設廠。作為技術工人，郭紀升能很快讀懂說明書、立刻操作新機器，還能指導工人，很快便隨港商赴深圳辦廠、培訓工人。隨着經驗累積，他逐漸從技術崗位轉向工廠管理崗位。
但內地工業騰飛的另一面，是香港工業的加速外移。他記得，過去香港工作機會多，同儕們為了加薪，常以跳槽累積經驗;如果不願跳槽，只要不被裁掉便能一直做下去。然而在2000年前後，香港的加工類小廠開始大規模倒閉，產業結構逐漸轉向零售、餐飲、金融等服務業。
直到2023年退休前，郭紀升幾乎每兩年就要換一次工作——不是工廠倒閉，就是老闆決定結束營業。這期間，郭紀升供完了一家人在宏福苑宏建閣的單位——30年貸款在2013年正式還完。在深圳工作期間，他曾想過購房，但最後因家人都在香港，不便搬離而放棄。至於購買香港的樓房，他感慨道，即使有技術他也只是工薪階層，「工資每漲一點，房價就漲得更快，最後工資也沒追上房價上漲的速度」。
張士敏清楚地記得2003年被裁那天的情景。那是一個工作日下午，張士敏準備收拾東西下班回家，人力資源部經理把一張支票塞到他手裏，而他效力了三十多年的老闆，從頭到尾沒有露面。張士敏那時52歲，對他而言，人生的黃金時代戛然而止。張士敏只有小學學歷，除了一點夜校學來的英語，沒有其他專業技能。他用僅有的積蓄，在大埔東郊開了一家雜貨店，卻不懂經營，只能勉強維持，幾年下來等於「白做」。妻子辭去工作，照顧一雙兒女，他的全部積蓄也都投入到子女身上，無力再換置新居。
火災後的兩周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來到廣福邨下方的休憩處，悼念宏福苑的遇難者(黃宇攝)
衰老
黎維茵在宏福苑生活了42年，她想不起這42年裏有什麼特別的時刻，只覺得日子簡單、平靜。閉着眼睛，也能伸手摸到豉油瓶。「我和我細佬(弟弟)想着住到死為止。」這次大火讓她感覺像是走在一條壓實了的瀝青路上，突然一腳踩空。在大埔各個資助金領取點之間穿梭時，黎維茵接連遇到四五個熟面孔。遠遠四目對上時，雙方都會不自覺地加快腳步。「哎，你沒事吧?」「你呢，你也沒事吧?」白髮人遇上白髮人，兩位老人抓住對方的手肘，攥得很緊，眼淚在幾句寒暄里突然決堤。
但黎維茵說，她其實並不認識多少街坊。「住進宏福苑，平時閂門過日子。我要返工(上班)，回到家都夜晚了，見不到人。搭lift(電梯)的時候，大家見到才會打聲招呼，不知道對方叫什麼名字。」黎維茵說，搬進居屋後，發現鄰里的邊界感很強。「小時候住的公屋(廉租屋)就不是咯，回家不閂閘，互相介紹零活，差不多整條巷的人都認識。」
火災後，警方拘捕宏福苑維修工程中的承建商，以及工程顧問公司的有關人員。火災初步調查的結果顯示：承建商「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在今年7月颱風吹毀部分保護網後，為樓棟中高層更換了未達阻燃標準的保護網。工程顧問「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則在分析宏福苑收到的回標文件、為業主提供參考建議時，無視了承建商宏業的多宗違法記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形容這是「處心積慮去犯案」「非常可恥」。
從2012年起，香港特區政府開始對樓齡超過30年的住宅樓陸續發出強制驗樓令，督促各小區(屋苑)在一定期限內完成大廈維修。依照相關規定，維修由業主立案法團牽頭，重要的選擇，包括工程的方案、承建方、監督方(工程顧問公司)，都必須由業主一人一票在業主大會上決定。
業主立案法團是業主自治的法人團體，由全部業主組成，每兩年選舉一次管理委員會成員，後者是法團的核心代表，負責召開業主大會和運營日常事務(許多場景下「法團」指代的都是管委會)。我們遇到的大多數業主——包括黎維茵——都表示，在大維修之前的幾十年裏，他們從不出席業主大會，很少在管委會的換屆選舉中投票，也很少參與法團籌辦的那些以老人為主的節日聚餐。「如果不是大維修，會一直這樣下去。」黎維茵說。直到工程費用「殺到埋身(迫在眼前)」，每戶要掏十幾萬港元，「個個都好踴躍去業主大會」。
政府提供的一處過渡性住房「樂善邨」外景(黃宇攝)
宏福苑確實老舊了。黎維茵說，空調外機老化漏水的問題已經困擾大家多年，不少人家的窗台發黑起霉、牆皮鼓脹脫落。公共區域的天花板有一個接一個的長條形「傷疤」，內部生鏽的鋼筋暴露出來。在建築外立面，開裂的紙皮石不時剝落掉下小的碎塊，也讓底下的行人不得不加快腳步。11月28日，香港特區政府消防處處長楊恩健也向記者表示，宏福苑八棟大廈消防系統的火警鐘，雖然沒有被關閉，但火警鐘無聲響，「不能有效操作」。
宏福苑住戶、前法團管委會委員陳超偉說，早在政府發出強制驗樓令的前三四年，也就是宏福苑樓齡三十多年的時候，法團委員們已經盤算過翻新的事，但考慮到要讓街坊湊不少錢，不易推進，「乾脆等到大維修時再一起做」。
宏福苑在2016年6月10日收到政府的強制驗樓令。2019年1月，宏福苑業主大會決定聘用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檢驗樓況。2021年，業主大會再次選中鴻毅，為大維修擬定標書，及監督維修過程。
2024年1月28日，在宏福苑籃球場，法團召開決定維修方案和承建商的大會。鴻毅給出的三套方案，最大差別在於外牆整修的程度：兩套為局部修補，一套為全面翻新重做。黎維茵投的是局部維修——「中間那一檔，不會太高，也不會太低」。最終結果是業主以80.5%的大比例通過全面維修的方案。宏業則以54.79%的得票率中標。當天法團會議記錄顯示，出席人數595人，包括授權代表。
票選結果出來不久，一批年輕業主開始在宏福苑的廣場立牌子，公開「討伐」舊法團。對宏福苑大維修方案的質疑聲集中在「授權票」上。由於按法例，業主大會要有一定投票比例才能通過議案，為避免出席不足而流會，許多香港的屋苑都長期依賴授權票。陳超偉告訴我們，在過去十多年裏，屋苑形成慣例：不少老年業主會把票授權給法團主席或委員。簽名是自己的，但最終投了什麼，並不清楚。
長期關注工程界貪腐問題的建築工程師潘焯鴻說，法例對法團的監管存在漏洞，導致「授權票」被濫用。《建築物管理條例》在2024年6月修訂，規定維修費超過3萬港元的工程，必須由至少5%或100名業主到場親自投票通過，不能以授權票代替。新《建築物管理條例》在2025年7月正式生效。
在維修開工前的幾次大會上，業主圍繞「看選票、核驗簽名」爭吵不休。黎維茵目睹過反對者與舊法團成員發生肢體衝突，現場「暴力」「混亂」，最終以警方調解收場。
黎維茵記得帶頭反對舊法團的「柑仔」40多歲，戴黑框眼鏡，說話熱情利落。在小區廣場上，他對路過的黎維茵說，3.3億港元方案費用過高、收款時間過短，認為投票過程不夠公開透明，並要求重選法團，承諾公開更多資料，包括標書。
黎維茵表達了支持，她對小區的日常管理早有不滿，認為監督物業的法團不作為。黎維茵說，有一次下「黑雨」，早晨上班出門時，黎維茵看到雨水已經順着樓梯間的窗戶飄進來，浸了整條走廊。黎維茵擔心水流進自己家，會損壞家具，第一時間打電話給物業，請他們派人上樓查看。電話那頭卻回得很沖：「整個管理處現在就我一個，你以為我有一隊兵呀?」氣得黎維茵直跳腳。晚上回家，她再打一次，仍是同樣的答覆。她忍不住說：「我們業主每個月都出糧給你們。」對方回她：「你給我錢咩?我公司給我錢!」在Facebook的「宏福苑居民交流組」里，類似抱怨不少見。
火災後的兩周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來到廣福邨下方的休憩處，悼念宏福苑的遇難者(黃宇攝)
監管漏洞
宏福苑的工程是在2024年7月16日開工的。僅僅兩個月後，業主在舊法團激烈反對下仍堅持召開會議，1200多戶以56.54%贊成票罷免原管理委員會，選出新一屆的管委會。「柑仔」徐滿柑成為新任主席。
黎維茵一度覺得「看到了曙光」。新法團上任後，業主曾提議推翻方案重來，但收到的回覆是，承建方會索取上千萬港元的違約金，維修只能照原方案繼續，工程公司也沒有更換。黎維茵感到很泄氣，好像「白忙活一場」。「作為普通業主，還能向誰求助呢?」
香港市區建建局在2016年推出「招標妥」，試圖幫業主減少工程知識不足帶來的盲點，包括引入專業第三方為業主提供粗略費用估算，設置招投標電子平台，方便業主對接顧問公司和承建方。宏福苑的招標走了「招標妥」，選取的公司也都是「招標妥」註冊企業。
在潘焯鴻看來，政府監管是缺位的。他說，雖然有「招標妥」，但市建局不會對顧問公司的評分做覆核，也不會弔銷有違法記錄的承建商的資質。市建局作為監管單位，主要只審查投標報價是否偏離市價，並不會替業主判斷工程方案本身是否合適。而作為《建築物管理條例》的執法單位，民政事務總署負責協助私人大廈業主處理與大廈管理及維修有關的問題，法團開會時，地區民政處會派職員參與，但他們「只是坐在那裏」，因為法律並未授權其干預會議內容。
宏福苑維修期間，因為收到業主求助，潘焯鴻曾在2024年5月多次致函消防處，指出宏福苑棚網與膠板存在消防風險，但未得到回覆。民政事務總署表示，大埔民政處在過去三年接到約40宗宏福苑居民投訴或求助，涉及召開業主會議、維修及一般大廈管理問題。大維修開展後有三宗投訴，提及棚架結構安全及保安問題，總署「已將個案轉交有關部門跟進」。這些都沒能阻止宏福苑的悲劇發生。
「投票呀，唔好(不要)授權!」12月6日，星期六，在與宏福苑相隔僅一個地鐵站的小區穗禾苑，圍繞大維修的爭議走到高潮，一個身着綠衣的瘦高老人拿着話筒，站在穗禾苑一期的居民廣場上呼喊。穗禾苑建於1980年，比宏福苑還要早三年，共有九棟、3501戶，住戶平均年齡57歲，是一個高度老齡化的小區。2014年，穗禾苑收到屋宇署的強制驗樓通知;2022年，一項造價3.8億港元的維修方案被敲定後，引發持續爭議。近百名業主指控法團忽視更經濟的方案，誇大工程規模與費用。市建局亦曾發出警示，指出招標文件存在重大不合理之處，包括外牆維修面積被誇大72873平方米，令集資額增加約7477萬港元。
廣福邨平台上，義工們為災民提供幫助和安慰(黃宇攝)
宏福苑的火災給穗禾苑帶來了很大影響。一個最明顯的變化是，密實包裹九棟建築的棚網被完全拆除，只剩下竹棚。12月3日，香港特區政府下令，全港正在進行大維修的樓宇必須於三日內拆除所有棚網。穗禾苑居民的擔心卻沒有消減。廣場上聚集着20多名街坊，其中有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也有五六十歲的中年人。「我們自己點過棚網，燒得很快，但政府就拿承建商的合規文件來說材料沒問題。」「我們這個屋苑一直都不算團結，就算宏福苑出了事，還是有好多人不願站出來。」
潘焯鴻說，宏福苑、穗禾苑這兩個小區的一大共同點，就是老人居多。宏福苑有接近37%居民年齡超過65歲。「上了年紀的業主通常更保守怕事，他們未必看不到問題，而且也都覺得自己拿出積蓄來很辛苦，但他們會逆來順受，只求下半生安穩。」目前，香港樓齡超過50年的住宅已達1萬棟。潘焯鴻認為，樓宇老化的問題，「內地遲早也會面對，香港只是先走了一步」。在他看來，社區維修的制度設計，需要在不同地區之間相互借鑑、共同研究。
宏志閣是宏福苑火災中唯一一座沒有被波及的樓棟。12月3日，宏志閣居民獲准回家收拾物品。離家一周後，蔣夢婕第一次回到家，發現家裏幾乎完好無損，除了冰箱散發出食物腐爛的氣味。她猜想，樓里可能斷過電，又恢復。她驚訝地發現，一個多月前買的一缸熱帶魚還活着。但是魚缸不易搬動，思來想去，蔣夢婕放棄了搬走魚缸的想法，只收拾了一些證件、貼身衣物和冬衣。
回到粉嶺的臨時住所，蔣夢婕將家裏的景象告訴了丈夫歐陽家成。歐陽家成一下子怒火中燒，「魚也是生命，它們告訴你『我在等你回來』，你怎麼可以不管不顧?」他想要救下熱帶魚，便一個人坐上地鐵回到宏福苑外，請求警方再讓他上去一趟，警察卻告訴他，「你們家的時間已經用完，沒有機會了」。
歐陽家成說，他帶着怒火問了當班警察的警號，晚上8點左右，他接到警方電話後回到了位於宏志閣的家，魚一個星期沒有食物，卻依然身段靈巧。他想，把魚接回中轉屋後，要等到第三天才有時間去買魚食，但他知道，魚兒們會原諒他的，「因為我已經盡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