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讀紅樓，看西廂，聽梁祝，感覺中國女性委實可憐。她們愛情不能自主，婚姻全憑父母。無可奈何之際，只能仰視蒼天，焚香祈禱：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歲數見長，且又讀了些古書，才知道凡事都有例外。譬如同樣追求愛情，同樣面對婚姻，性格剛毅頭腦清醒的女性，結局便有雲泥之別。
明代曹藎之的《舌華錄》上說：三國時期，魏國人許允的妻子，是阮衛尉的女兒，模樣奇醜。結婚那天，許允揭開蓋頭一看，轉身就走。新娘料定丈夫這一出去，必將拋棄自己，當即扯住新郎的衣袖不讓他走。許允怨氣沖沖地說：「婦人有四種美德，你有幾種？」新娘說：「我所缺少的僅僅是容貌罷了。但大丈夫有百種品行，你有多少？」許允說：「我全都具備。」新娘說：「百行以德為首，你好色不好德，怎麼能說都具備呢？」許允聞聽，面帶慚愧之色，從此不敢小覷妻子，與其相敬如賓。
你看這位許夫人與新婚丈夫初次謀面，三言兩語便讓丈夫回心轉意。如此辯才，與諸葛亮舌戰群儒，真是好有一比。郭沫若的結髮妻子張瓊華，生於一千七百年後，也遭遇到新郎同樣的冷落，因為沒有阮女的智慧和勇氣，相貌雖然並不「奇醜」，卻落得終身「守寡」。說明封建禮教的黑暗，與個人悲劇，並不構成必然的因果關係。
兩相比較，可謂「阮女折夫留美談，千古誰堪伯仲間」。
如果說阮女與許允的婚姻，顯然是父母包辦，兩人並無婚前的接觸，那麼以下來自史書記載的兩樁婚姻，就簡直如同現代版的自由戀愛。
南北朝時期，東魏大丞相高歡的結髮妻子婁氏，據《婁妃本傳》記載，此女子年輕時，看見尚未發跡的高歡在城樓上執勤，一見傾心，驚呼：「此真吾夫也！」也不徵詢父母意見，即喚貼身婢女代其轉達愛慕之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己」。婁氏夫婦是富裕階級，自然瞧不上高歡這樣的窮小子，一度試圖阻撓。但婁女嫁意甚堅，爹媽只好屈服。
距此數百年後，另一個自主嫁人的女子是五代時候的柴氏。其父為一教書先生，並不十分富裕。柴氏早年選入宮中，是後唐莊宗李存勖掖庭中的一名嬪妃。唐莊宗兵敗身亡後，柴氏被明宗遣放出宮。柴先生夫婦前往洛陽接女兒回家，于歸途中突遇大雨。這雨一連下了數天，一家三口遂被滯留在旅店中無法上路。只因這番阻隔，令柴氏在史書上留下驚人的一筆。這天，好不容易盼來天色放晴，柴氏夫婦正準備收拾行李上路，女兒卻拿出所有從宮中偷偷帶出的金銀首飾，「計值千萬」，將其中一半分給父母，讓他們自己回家，並坦然相告說：「我前些日子看見一個男子，相貌異常，已決定嫁他為妻。」柴氏夫婦自然很不放心，一調查，原來是一位姓郭的小子，窮得連衣服都遮不住身體。但無論怎樣勸說，也不能使柴女回心轉意，只有任隨女兒自作主張。更驚人的舉動是，柴老夫婦一走，這位柴女便自己去找姓郭的小子面談，直截了當地說：「君貴不可言，我有五百萬嫁妝，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機不可失。」
柴女眼力沒錯，二十六年後，姓郭的小子果然貴為天子，他就是後周太祖皇帝郭威。
民間的普通女子又如何呢？清朝采蘅子的《蟲鳴漫錄》，記一奇女子自擇夫婿。某處飯館中，有天來一女子，年約十六七歲。飯畢，應付賬十八文。女子說：「我系下游遭水災而外出逃荒者，因行走匆忙，未帶一錢銀兩，家中人隨後便到，來時即可付賬。」店主遂讓其坐於門外等候。時近黃昏，並不見有人來店。當時觀者如堵，議論紛紛，女子終無一言。後遇一絲店少年，詢問店主原委，知是下游災民，不免心生憐憫，於是代其償付飯費。因彼此俱是少男少女，恐礙授受不親，遂轉求一老翁將錢交與女子。女子付賬脫身後，尾隨少年來到絲店。店主問其原因，女子回答說：「逃荒在外已有兩天，再走亦無歸所，且無故受恩，無以回報，想來想去，不如嫁與少年為妻。」店主徵求少年意見，少年以家貧婉辭。女子撩開衣袖，臂露三隻金釧，說：「此乃嫁資，不足憂也。」店主察言觀色，知女子不是歹人，遂邀約街鄰為之撮合，擇日完婚。
此女觀人於微，不動聲色，堪稱沉靜智慧，膽識過人。證之今日之大學女生不辨騙局，陷人羅網，可謂高明多矣！看來素質教育與學歷高低，並無必然聯繫。
對於封建社會中的女性，我們有時可能不免概念化，以為必須遵守「三從四德」。其實下層女子，對於宋明理學的倡導，要看她願不願意信奉。倘若她不信那套迂腐的說教，誰也拿她無可奈何。《金瓶梅》第16回寫李瓶兒丈夫花子虛死後，急欲嫁與西門慶為妾。西門擔心李瓶兒大伯子說瓶兒孝服不滿。瓶兒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說各衣另飯，當官寫立分單，已倒斷開了。只我先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常言『嫂叔不通問』，大伯管不的我暗裏事。」
姑且撇開李瓶兒個人品行不說，單看這「我先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則婦女改嫁完全自己做主，別人不能橫加干涉。雖說小說是文學作品，但小說反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應當是明代中後期社會生活的真實情況。
也許李瓶兒是一個特殊個案，「三從」中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李瓶兒都不存在。她是父死夫亡子無。但我們看清人筆記中有關「悍婦」的記載，知道出嫁女子在夫家的地位，有時簡直近乎霸道。
清代教育家俞樾在他撰寫的《耳郵》中，記錄了這樣一件家庭糾紛：順德人陳元紹，「家小康，父母俱在。妻某氏，乃世家大族的女子，性格驕橫，不善家務，一旦陳元紹責備她，便會發生口角之爭。父母告誡兒子說：『夫妻間和氣相處，不要動不動就爭吵。』陳元紹怕父母傷心，也就處處委屈忍讓。有次陳父生病，湯藥都是陳元紹和母親親自料理，妻子袖手旁觀，一概不管。陳元紹因此心生怨恨。等到父親病癒，陳元紹忍不住責備了女人幾句，女人當即怒氣沖沖地說：『誰無父母，小病又不是大事，用得着作踐人家的兒女嗎！』陳元紹聞聽此言，怒不可遏，揮以老拳，女人亦奮臂相擊。陳母見狀，出面排解，陳元紹偶一舉手，誤將母親碰倒在地，急忙扶起母親，伏地請罪。陳母揮手叫兒子出去，陳元紹為此驚恐不安，竟然嚇得逃離了家門。」
以今人標準來看，陳元紹應該是個孝子。可惜皇天不佑，偏讓他遇着個惡婆娘。平素稍有責備，便成口角糾紛，婆婆不能約束兒媳，只敢訓斥兒子，致使陳元紹兩頭受氣。終於是忍無可忍，想要一展男人雄風。不意女人武功了得，散打時並不吃虧，讓陳元紹領教了什麼是「巾幗不讓鬚眉」。他最終逃離家庭，並不解決問題。但當時社會，也讓我們不好理解。姑且不言「出嫁從夫」的禮教觀念，就拿我們讀過的《孔雀東南飛》來衡量，焦母與劉蘭芝之間的婆媳關係，焦母是何等蠻橫，劉蘭芝又是何等的屈辱退讓。以劉蘭芝的罕有賢惠，居然不能求得婆婆的諒解；而陳妻橫行家庭，無人能敵，竟迫使丈夫出逃異鄉，則婆媳地位的顛倒，讓我們在封建社會的晚期，便已提前看到了今天某些女子的逞橫霸道。
我們不禁要問，從焦仲卿到陳元紹，同樣身處在封建社會，作為婆婆，焦母可以強行將兒媳逼回娘家，陳母則只能避讓兒媳，忍氣吞聲。是社會因素使然，還是個人性格所致？
2021-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