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是一種標誌，一種手段，同時也是一種目的。那是政治運動始終成為社會興奮和關注焦點的年代，那是發展生產力和進行經濟建設一度被視為次要的年代。時間的流動，常常可以用政治運動的階段運轉來顯示，來表達，運動，便無法離開批判，運動，便不能不以批判為表現形態，或者說其本身與批判就是相互依存，相互輝映。
姚文元在文壇一露面，即選擇文藝批評這一寫作形式。從而，隨着時間推移，他漸漸在政治運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批判中發現了自己的價值。姚文元生活的年代生活的環境，使他所選擇的職業，也有了一鳴驚人的可能。這就是大批判的時尚帶給他的機遇。批判的功能是雙重的。一方面，它在特殊條件下給被批判者提供贏得聲名的廣闊天地。姚文元獲得的是後者。當然，批判有時也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在刺向對方的同時，也會刺中自己。不過這一現象很少發生。
不能忽視一九五四年「《紅樓夢研究》批判」所具備的多層意義。僅從年輕的批判者可以一夜之間一鳴驚人這一現象來說，其產生的歷史波動便是顯而易見的，兩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僅僅因為敢於向權威挑戰，敢於把所接受的新思想新觀點運用於批判性研究之中，便得到前所未有的器重與推崇，意外地成為政治思想鬥爭中的一個工具。他們如同明星一般轉瞬之間脫穎而出，閃現在人們面前，令許許多多青年人仰望、羨慕。無意之中，他們為他人樹立了一鳴驚人的樣板。批判可以顯示革命，可以代表進步，同時，批判也帶來了贏得聲名的各種可能。
很巧，一九八七年底，我調到了「兩個小人物」之一的藍翎先生麾下工作。幾年來我們成了同事，辦公室也相鄰，閒來無事，我便喜歡同他海闊天空地聊天。文壇往事，世態炎涼，人生風雨，等等，都是我們的話題。
藍翎離休後開始撰寫回憶錄，記述作為「右派」在農場勞動時所看到的「右派」間文人的百般形態，記述下放河南商業廳後在糧食生產基地護夏護秋的日日夜夜，記述一九五四年前後自己如何一夜之間成為「明手」的往事。他在寫這些回憶錄時，我成為手稿的最初讀者之一，因而常常在閱讀時進入一種濃厚的歷史氛圍。當閱讀一些篇章後再坐到他的面前，我總能感覺到深深的歷史滄桑環繞着他。作為一名特殊的歷史經歷者參與者，他有別人不可能具備的人生體驗和感觸。因此，他對歷史對現實對自己對各色人物，便有了富有啟示性的見解。
他和姚文元是同齡人，都出生於一九三一年，但他和姚文元並沒有直接打過交道，因為當他處於短暫的顯赫時，姚文元還只是上海的一個普通作者。而當姚文元在反右運動中成為批判明星時，他的命運則發生根本性轉折，從曾經簇擁的鮮花中跌落下來。談到這一命運改變時，談到後來生活的艱難時，藍翎總是顯得非常平靜，語調舒緩，言語間且帶些幽默與調侃。過早地遠離批判中心，不能像以前一樣發表作品，固然是件憾事，但對於他，這未必不是一種解脫，從而避免了難以預料的其他結局。我曾想問他是否為這一轉折而感到慶幸，轉而一想，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便又作罷。歷史和人的命運總是帶有很多偶然性，後來做出的種種假設只能是假設。
他對我說過，當年當他們被譽為「小人物」而一鳴驚人之後，一時間許多文學青年都以「小人物」、「新生力量」自居，希望受到重視，理直氣壯地要求將自己作為人才作為新星予以培養。許多報刊編輯部，常常收到類似要求的來信。信的開頭還會這樣寫：我是一個小人物，我是新生力量……
姚文元當然不能與這樣一些青年同日而語。他早就陸續發表過不少評論文章。他需要的不過是機會，是發展自己。我猜想，他從「小人物」一鳴驚人的情形中，一定得到許多啟發。他必須訓練自己的政治嗅覺，他必須選擇最好的時機和最好的對象，他也必須以最簡捷的方式贏得青睞。
在越來越左、越左越革命的歷史演進中，在政治運動總是以文藝批判開道的年月，現實總是會為某類人提供可以施展才略的天地。姚文元當然屬於這類人。既然他選擇了這樣一條路，他就會毫不遲疑地朝這片天地走去。
他註定成為文人中一種類型的歷史標本
最早研究姚文元的專著並不是出自中國人之手，而是由瑞典隆德大學的漢學家、東亞系主任拉爾斯（Lars Ragvald）所撰寫。早在七十年代「文革」尚未結束時，拉爾斯就把研究課題放在姚文元身上。作為「文革」的旁觀者，作為一種文化的局外人，他十分好奇，一個文藝評論家，如何會佔據這麼顯赫的位置，具有如此舉足輕重的作用。
不過，他的注意力並沒有放在「文革」中的姚文元身上，也不是把他作為政治人物對待，而是側重於「文革」前活躍於文壇的姚文元，研究姚文元的文藝批評和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很自然，在他的心目中，姚文元是和斯大林時代的日丹諾夫相似的人物。當他完成博士論文時，「四人幫」正好被推上了歷史審判台。拉爾斯沒有做多少修改，還是於一九七八年發表了他的哲學博士論文《作為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的姚文元——中國日丹諾夫的出現》。
一九九二年，我訪問瑞典時，在隆德大學校園拉爾斯先生的家中，他送給我這本博士論文，同我談過研究姚文元的緣由。他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之所以對姚文元產生興趣，是在閱讀了姚文元的文章，他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姚文元總是根據不同時期的政治要求而不斷地修改自己的文章。他感到好奇。於是，當時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做研究工作的他，就開始選擇姚文元這個對象予以研究。
我能理解他的好奇。在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的年代，很少有人敢肯定地說自己能預測生活的走向、思想的走向。風的起落，風的旋轉，常常是以不可想像的方向或速度進行着。而且，從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作家或學問家根據新的要求對舊日作品進行修改，已經形成時尚，成為必然。身在其中者，把這當作自然而然的事情，並不會為此感到彆扭、奇怪。
姚文元也不能例外。他置身於風中，最終又成為呼風喚雨者。與許多善良的作家學問家不同的是，他不斷修改的不僅僅是文章，而是人格本身、精神本身。這樣做，是為了表明自己始終不曾落伍，始終是革命左派。在通往顯赫的道路上，惟其如此他方能領取更多的通行證，從而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他是踩着被批判者的身軀，踩着被自己不斷否定的自我向前走着。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能夠步步青雲，就在於他有別人的不具備的政治嗅覺，有於細微處辨別風向的特殊才能。他那雙後來總是受人們譏諷的「金魚眼」，卻閃動着狡詐而機警的目光，從撲朔迷離中窺到使自己保持不敗並日益顯赫的秘訣。這一秘訣我想其實描述起來十分簡單明了——在盛行批判的年月，你應該把「棍子」舉得比別人更高，掌握的時機和火候應該比別人更恰到好處，而打在別人身上應該更重。
這也好比一場賭博。
人生賭博。
在這樣的賭場上，姚文元便是一個技藝高超野心勃勃的賭棍。隨着年紀增長和政治運動的薰陶，一切都已發生變化。反右期間捕捉時機，向一個個「右派」作家高舉「棍子」；「文革」前夜大打出手，以批判《海瑞罷官》而揭開歷史浩劫的序幕；……在歷史每一個重要關口，可以說他對風向的觀測與行為選擇，都不同程度帶有賭博成分。尤其是在接受江青張春橋的指令、參與批判《海瑞罷官》陰謀策劃的歷史關口，他真正成為一個赤裸裸的賭徒。從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一九六六年五月發表《評「三家村」》，「文革」的爆發正是以他的聲音而轟然響起令歷史震顫的驚雷。
歷史以冷酷的現實告訴人們，在批判盛行的年代，需要無數大大小小的「棍子」，當「文革」這樣的政治運動處在醞釀之中時，更需要如姚文元這樣敢下賭注的文人。現實情形是，出現這種人的可能，早已存在。
這樣，在獲得聲名顯赫的同時，他手中的筆，不再限於文藝評論甚至文藝批判範疇，而是與「文革」政治緊密相連，他的存在方式就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筆不再是一個文人（哪怕是令人厭惡的「棍子批判家」）手中的工具，而是變為高懸於人們頭上的利劍，變成一個罪惡的標誌。他以一個文人起步，到最終雖然仍在搖晃着筆，卻早已超出了一般文人的範疇，不過是以「文革」中最大的「御用文人」的身份。
一旦姚文元做出了這種選擇，一旦他如魔鬼般無保留地把自己交付「文革」政治，他就註定成為文人中一種類型的歷史標本，供人們解剖，留給人們巨大的思索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