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安排到水文大隊的時候，這個大隊只有兩個生產隊安排了知青。我和另一戶知青之間沒有往來，我主動上門一次，被冷落的情形相當尷尬，和我在我妹妹那裏等待安排時，見到公社其他大隊知青互相串門互相關照那種熱鬧和友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還好，沒過多久水文山就熱鬧起來了，原因有二：一是水文大隊和原先的古柏大隊合併，統稱水文大隊，不但面積翻番擴展，原先古柏大隊的知青也成了水文大隊知青；二是原先安排在公社那些奇缺柴火大隊的知青，紛紛轉隊來到水文山。我和水文二隊、九隊的知青很快熟絡起來，成為了好朋友。
水文六隊地處水文山半山腰，水文九隊跟六隊接壤，地界從山腰到山頂。和當時絕大多數知青一樣，他們三個也被生產隊因陋就簡安置在曬垻的臨時倉庫改造的屋子裏。他們的住房正對着山腰我住的長院子，站在曬垻邊扯開嗓子喊一聲，我就能聽見。幾個朋友給原先有些孤零零的我增添了許多溫情，每逢有什麼好東西，比如買到了罕見的豬肉，或者生產隊分了魚、死牛肉之類的東西，他們喊一嗓子，我收工後就上去一起吃；我得了類似的好東西，也拿到他們那裏煮，一塊兒吃一塊兒樂。
忘記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們這一伙人開始了一個被我們戲稱為「百雞宴」的聚會，名稱不用多解釋，都知道是從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移植過來的。當然，幾個人的「百雞宴」不能有一百隻雞，也就是我們每人買一隻雞，一起宰一起煮一起吃，當時叫做「打平伙」，現在稱為「AA制」。「百雞宴」開張的時候，只有我和九隊的三個朋友，沒過多久，二隊的四個朋友也入伙了。
知青在農村插隊，完全意義上能夠自己養活自己的恐怕沒有幾個，在解決最基本的吃飯問題之外，大多數人都要依靠家裏補貼一些錢和糧票（補貼多少根據家庭的經濟狀況而定），才能適當安撫終日飢腸轆轆的肚皮。我和我妹妹那個時候一年大約可以收到父母寄給我們的兩三次錢和糧票，一般一次每人10元錢，糧票數目不記得了，若回家探親的話，返回農村時還會帶上一些錢、糧票和日用品。
有一件事情記憶尤為深刻。
那次我們拉船到廣元，一路上渡激流險灘穿亂石河壩，風裏來雨里去，汗水雨水塵土的侵蝕加上纖藤磨損，到達廣元時我帶的兩套衣服已經百結懸鶉。船停靠後，我把所有衣服褲子統統穿在身上，靠衣褲本身的互補才不至於衣不蔽體。腳上一雙解放鞋，已經前露腳趾後露腳跟，只能像拖鞋那樣趿着。作為縴夫，除了出大力、流大汗，還不具備洗頭洗澡和換洗衣服的條件，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散發着薰人的臭氣，走在廣元的大街上和叫花子沒有兩樣。
農民們到了廣元，會拿着生產隊補助的錢去購買廣元的一種特色食品，農民稱「腳搭子餅子」。其實就是一種不發酵的麵餅，形狀如人的腳板。我也買，那種餅子很瓷實，有嚼頭還可以存放得比較久，帶回生產隊家裏喝稀飯湯還可以補充一下。不過我除了買麵餅，還要去飯館裏大吃一頓，如果沒有家裏補貼的錢和糧票，這頓渴望已久的油葷就只能望而興嘆了。
那時的我，和真正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縴夫一樣，並不在乎自己襤褸的衣衫和渾身的異味，泰然自若在城市的大街上走自己的路，對一路上人們投射過來的異樣目光視而不見。別人看我像叫花子，可我是個口袋裏有錢的「叫花子」，衣衫襤褸底氣十足。
我離船進城是要進飯館好好撮一頓。
待我從從容容走進一家飯館時，門口賣票的服務員卻一看就炸了，她捏着鼻子皺着眉頭喊，走走走！她沒喊滾，還算客氣。我趕緊把錢、糧票掏出來買飯菜牌子，一下子有效地阻止了服務員衣冠取人的歧視，儘管她的目光里還是充滿了詫異和懷疑——一個叫花子居然有錢？父母補貼的錢和糧票，把我食客的身份落到了實處。
那個年代，有錢也很難買到豬肉，我們公社鄉場上肉鋪子的門板就沒見打開過幾回，偶爾打開了，裏面也是黑洞洞的，基本看不到有肉擺賣。還好，雖然國家物質極度匱乏，農民們卻會把自家養的雞拿到場鎮上去賣，換點錢買鹽和點燈的煤油等生活必需品，知青這才有機會買雞來填補沒有油水的腸胃。
我們趕場買雞，都是去離水文山大約三四十里路屬於劍閣縣的鶴齡（又稱「合林」）鎮，那個場鎮比我們公社的場鎮大，東西也比較多。農村趕場每五天一次，我們不能次次都去，家裏補貼的錢也是有限額的。一般情況下每月去一次，去一次就把整個集鎮上的雞掃蕩一空，那時候，農民們把家裏的雞拿出來賣的並不多，雞能下蛋，雞活着蛋就有取之不盡的意思，蛋也是可以換錢買日用必需品的，除非雞不下蛋了，或者家裏有了什麼事急需用錢，雞才會被拿到場鎮上去，這一去，也就間接結束了雞的生命。
第一次舉辦「百雞宴」的時候，我們真的有些像「威虎山」的土匪，一個個紅眉毛綠眼睛如狼似虎地往自己嘴裏塞雞肉。長時間被癆腸寡肚困擾和折磨，有了「百雞宴」，一伙人就把本該溫良恭儉讓的吃飯變成了「革命」，沒有一個人有絲毫從容不迫、溫良恭儉讓的意思。記得那一次我吃得過於專注投入，眼睛完全跌落在裝雞肉的鍋里，四娃子（綽號）見狀就悄悄把他啃過的骨頭一塊一塊扔在我的碗裏，我也沒有發現。好在是「百雞」的宴，一直「搶」到撐腸拄腹，再往嘴裏填肚子就要爆了，此時，鍋里還會有一些殘湯剩肉供我們第二天回味。
每次「百雞宴」之前都和打了雞血一般興奮，但也有特別惱人的情況發生。有一次買了雞，「百雞宴」聚會預定在第二天，當天晚上只能把它們扣在背兜下邊。我們買雞是為了吃肉，但雞們並不知道我們的目的，四娃子買的那隻公雞依然活得盡職盡責，到點就開始打鳴，還嚷嚷個沒完沒了，讓我們不勝其煩。一怒之下，我翻身起床拿起菜刀，把那不知死期臨近的公雞抓出來，提前結果了它的性命。現在回想起來有點不是滋味，是不是對它太殘忍了呢……
因為「百雞宴」，我們在農村殺雞成了經常性的事情。有一次，生產隊集體養豬場飼養的豬里一隻二十來斤的小豬突然不吃食了，農民們說，豬不吃食肯定是病了，不如早點殺掉還可以吃一點肉，等它病死了就只好埋掉。
農村有專門的殺豬匠，每到臨近過年，家家戶戶都要殺豬，那個時候殺豬匠們就出動了。殺豬匠的酬勞是可以拿到幾斤豬肉，一些豬下水，和在主人家飽餐一頓。一隻二十多斤病豬沒有哪個殺豬匠願意動手殺，農村有個說法，殺了不夠秤的豬要走霉運。有人就想到了知青，問我，老蔣你敢不敢殺。我那時也只是一個小青年，武鬥中形成的「衝天炮」習氣還未徹底去除，又不是殺人，殺一隻豬有什麼不敢的？這麼想着我就大大咧咧地應承下來。
我拿過殺豬刀，一把把豬按在磴子上，豬小，不用捆它的腳或找其他人幫忙按。我都不清楚當時自己哪來的那麼大勇氣，抬起刀就往它的頸子上戳。之前我只殺過家禽，家禽的脖子細長，氣管和血管手指一捏就暴露無遺，都很容易被切斷。豬的頸子粗，我這種門外漢看來幾乎沒有頸子，根本不知道它的要害部位在哪裏，戳也是胡亂戳。
在生產隊多次看過殺豬匠殺豬，一刀捅進去血就像箭一樣射出來。我模仿着殺豬匠的動作一刀刺向小病豬的頸子，小豬拼命嚎叫，卻不見有血飈出來。我不服氣，用刀在豬頸子裏翻攪，那隻苦命的豬嚎叫不止仍不見有血往外飈。此刻，一個有殺豬經驗的農民再也不忍袖手旁觀，從我手裏拿過刀，一刀刺進去就把血捅了出來，小豬很快斷了氣。開膛破肚後我才看見自己的「業績」，我的那一刀沒有戳到主動脈血管，只在喉嚨到前胛的位置上拉開了一條又深又長的口子。一隻生病的小豬得不到治療和照顧，就這樣死於非命了，雖然豬養來就是供人吃的，但那個場面後來回憶的時候，還是覺得人類確實有些殘酷。
如今已記不清我們去鶴齡趕過多少次場了，不過有一次格外不同，至今記憶猶新。那次剛好是農曆的七月十五，民間的盂蘭節，農民叫做「鬼節」。俗話說「七月半，鬼亂竄」，不知道我是不是被從閻王殿竄出來的鬼纏了一下。
那天，我和鴨子、四娃子、建華一起去鶴齡趕場買雞。鶴齡在嘉陵江的對岸，渡口位於地處水文六隊上游的水文七隊，離我們生產隊大約兩里路。返回時走到渡口，不知誰提了個建議，說我們乾脆游過去吧。鴨子是個「旱鴨子」，他拿上所有的雞和我們脫下來的衣物搭乘渡船，我、四娃子和建華從渡船上跳進江里往對岸游。嘉陵江上游這一帶，江面大約只有北碚一帶江面的一半左右，只算兩岸直線距離的話，我這個水性不算很好的人，游到對岸也不是什麼問題。
有一次，生產隊的全勞力往距河邊不遠的地里挑糞。開工前大家閒扯淡扯到了游泳的問題。當地的農民，雖然祖祖輩輩生活在嘉陵江邊，卻大部分是「旱鴨子」，只有少數幾個會水的，游的也是最不上檔次的「狗刨」。我牛皮烘烘地說，這麼窄的河，我游個來回也不在話下。農民們從來沒見過我游泳，都說不信不信，你游給我們看看。生產隊長跟着起鬨，說老蔣你今天要是游過去又游回來了，你就三天不出工，工分給你照記。
我騰的一下站起來，走到江邊甩掉衣服「撲通」跳進水裏，沒費什麼勁就游到了江對岸。上岸後，我往上遊方向走了一段，估計游回來正好在剛才下水的地方，就又跳下水奮力遊了回來。整個過程用了不過半小時左右，農民們似乎還沒看明白，一個個呆若木雞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我也不囉嗦，撿起自己的衣服穿好，挑上空糞桶洋洋得意地往家走，丟下目瞪口呆的生產隊長去兌現他的承諾。
回想起來我也確實不知天高地厚，以前我只在游泳池或水流相對平緩的小河裏游過，從來沒有下過嘉陵江。那天在沒有人保護，沒有任何急救措施，甚至周圍連一個水性比我好的人也沒有的情況下，我就冒冒失失地獨自跳下水流湍急的嘉陵江演繹過江蛟龍，完全是典型的知青脾氣。還好沒出什麼問題。
有了那一次經歷，我膽子更大了，多次獨自下江游泳。所以，那天從鶴齡趕場回來，他們一提議，我都沒往腦子裏過一遍就跳了下去。跳下去才發現非常不對勁，這個渡口跟我在生產隊地界內下江時的感覺完全不一樣，此處水流湍急，我一入水就忽的一下被衝到了一丈開外，不由自主地一陣心慌，慌亂中又連連喝了幾口水。我趕緊定定神，拼盡全力往激流外游。
從來沒有在這麼急的水流中游過，又只會速度較慢的蛙泳，感覺遊了很久，還是被攪纏在激流中出不去。我試着來了幾下自己並不擅長的自由泳，立即又被嗆了幾口水。這一下我再也穩不住了，覺得自己已經被掏空，渾身無力游不動了。我急忙扯開喉嚨喊了一聲：建華，我不行了！
建華和四娃子的水性都比我好得多，他們早已游過了激流。聽見我喊，建華急忙掉過頭逆着水流朝我游。可是他在下游我在上游，水流又急，無論他怎麼努力也到不了我身邊。我一看這情形，知道如果自己不拼命，他也幫不上什麼忙，就像有段時間很時興的一句話：你必須自救，上帝才能救你。我別無選擇，只有鼓足全部力量奮力拼搏，向建華那邊游去，他也奮力逆着水流等我。好不容易掙扎到他身邊，我一把抓住他，把手搭在他腰上由他帶着游到了對岸。上岸時，已經到了我們生產隊的地界。我們被水往下沖了整整兩里路！
上了岸，我連恐懼帶疲憊雙腿發軟邁不動步子，麵團一樣一屁股跌在地上，過了好長時間才慢慢恢復過來。回到家裏，突然想起今天是「鬼節」，不由得心驚肉跳：是不是真有什麼鬼怪作祟？要不是有建華幫着我，我今天怕是真的要變成一個滿世界亂竄的「孤魂野鬼」了！
不知道這樣的遇險算不算得上大難不死，像這種差點丟掉性命的累卵之危，我還遭遇過一次，而且恰好是在我滿二十歲的第二天。生日那天，我去了妹妹那裏，她們做了什麼好吃的不記得了，也就比平時好一點吧，不是乾飯就是麵條，吃完飯擺一會龍門陣，算是過了生日。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身返回生產隊去上班。走到生產隊的時候，已經出工了。
時節已是冬季，進入農閒階段。農閒的時候沒有什麼農活，人民公社前農村農閒做啥事我不知道，我們下鄉後的冬季勞動主要是開荒整地清理堰塘修水庫等等。所謂整地，就是把地里的石頭清除掉，其實那些石頭半埋在地里都不知道多少年頭了，清不清理並無大礙，整地恐怕也是給大家提供一個掙工分的由頭。地里的小石頭直接橇出來，大石頭就用炸藥炸開，再撬、拉、抬、運走。
那天，我們生產隊在一塊地里清理石頭。事先我並不知道隊長安排整哪一塊地，走着走着突然想小便了，看看周圍空無一人，就隨意走到近旁的地里，站到地角的一塊大石頭旁方便。突然，我聽見遠處很多人在狂呼亂叫：老蔣，快跑，炮要響了！我這才發現，腳邊的那塊石頭正在「吱、吱」地冒煙。糟！放炮！不知道引線還有多長，我的心倏地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兒。性命危在旦夕了，什麼都來不及想，我一個鷂子翻身跳上田坎撲到田坎後邊，武鬥時期的戰地訓練再次在關鍵時刻拯救了我。
田坎後邊是一道約一丈高的陡坡，我連眼皮都沒眨就跳了下去，迅雷不及掩耳地調整好姿勢緊緊貼在陡坡壁上不敢有半點動彈。緊跟着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泥土夾帶着碎石塊鋪天蓋地地飛來，從我頭上颼颼地掠過。等到塵埃落定，我爬上陡坡往地里一看，眼前的情景真是觸目驚心，剛才站過的地方已經炸成了一個坑，大石頭不見了，大大小小的亂石塊撒了一地。我的心臟跟兔子似的「撲騰撲騰」亂跳，這是命不該絕啊，不然剛剛二十歲，就跟石頭一起變成滿地的碎肉塊了。
然而，當死神降臨的時候，並不是每個知青都有擦肩而過的幸運。
我妹妹聽在永寧公社插隊的同學說，有個女知青上山砍柴，從山上返回的時候，天快黑了，坡陡路滑，女知青不小心滑了，一個倒栽沖栽倒在下邊的水田裏，四周無人，架滿了柴火的背架子過於沉重，她掙扎不出來，就淹死在根本不可能淹死人的水田中了。
我所在的那個區某公社有一個女知青，因為和男知青談戀愛懷孕了。那個時候一些年紀不太大的男女知青，因農村生活的單調無聊偷吃禁果，悄悄談戀愛同居。年輕無知的他們未婚懷上了孩子，卻不敢上正規醫院做人工流產。當年，社會環境遠不像今天這麼寬鬆開放，看看那些生活服務類電視節目就知道，如今單身男女談戀愛同居是普遍的正常現象，誰要是到一定年紀還是童男處女，反而會被看成異數。我們那個年代未婚同居懷孕在民眾眼裏，男的是被大家痛恨的流氓，女的是被大家唾棄的破鞋。
懷孕的女青年聽人說奎寧可以打胎，就吞了大量的奎寧。我不知道超量服用奎寧的後果究竟是什麼，只是聽說女知青被抬到區醫院時臉都黑了，奄奄一息，被擱置在那裏無人理睬。送她去醫院的幾個女孩子流着淚跪在地上懇求：醫生，求求你救救她吧。醫生卻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斥責女青年是不要臉的破鞋。懷孕的女孩兒就這樣在以救死扶傷為天職的醫院裏，背着破鞋的名聲死了。
多年以後，很多這樣的記憶在腦海里就是揮之不去。
事實上，那個年代的我們——成千上萬的同時代青年，像當時那樣活着，也無異於被白白奪去了十餘年的生命。
下鄉以前，雖然城市也不富裕，但我們確實不知道國家還有那麼偏僻閉塞貧窮的地方，當地有很多年紀較大的農民，一輩子沒有見過比蒼溪縣更大的城市，大部分人特別是女性連縣城甚至鄉場也沒有去過。我妹妹所在的新民大隊有一個基本喪失了勞動能力的老太婆，常常坐在院垻里嘆息，哎，這一輩子也不曉得蒼溪城是個啥樣子，等我死了一定要變成一股風，到那裏去看看。他們不僅沒見過縣城，更沒有見過汽車、火車、飛機，對城市裏的生活一無所知。像重慶這樣的大城市對他們，就像改革開放之前城市人眼裏的外國。有的知青和農民開玩笑，說是城裏用的錢跟他們的不一樣，有洗澡盆那麼大，要在地上滾着走，農民們都信以為真。
離開了農村我才慢慢了解到，當我們在農村把我們的青春用鋤頭一點一點地種進莊稼地里的時候，蘇聯和美國的載人火箭已經把人類送上了太空和月球；微機已經成了辦公用具；太平洋底已經布上了聯接兩岸通訊信息的海底光纜；機械人已經在生產流水線上代替了人工作業。
那時的我們，對這些改變人類生存條件的重大事件，跟那時的農民對城市一樣——一無所知。假如再這樣過上十年八年，我們對世界的了解和認識會比貧窮偏遠山區的農民多到什麼地方去？要是那時有人給我們說起計算機的種種神奇功能，我們是不是也會像聽神話故事一樣？
我妹妹說，1970年代中後期她進了四川維尼侖廠之後，有一次聽老師們（文革前、中畢業的大學生）聊天說到了「基因」，她就雲裏霧裏的像在聽神話故事。而那時，她已是一個學習了一點電晶體線路、電工學知識有一定文化素養的儀表工人。
在農村的三年時間裏，我唯一認真看過的兩本書，一本是《封神演義》，另一本是《岳飛傳》，《岳飛傳》是一本史料性質的書。我離開農村以後，很多以前的禁書才在知青中流傳開了。
《封神演義》我看過後不知道誰借走了，再未歸還。《岳飛傳》不是小說，既沒有精彩的情節也沒有刺激性的內容，無人想把它借走，所以它就一直伴隨在我身邊到我到離開農村。那時確實是沒書可看，三年間幾乎每天中午吃飯，我都把這本書拿出來看，看到後來差不多都能倒背如流了。
那時，晚上我從來沒看過書，一是因為煤油的供應是有限制的，而且煤油燈光線太暗，看書感覺不好；二是因為每天繁重的體力勞動把人累得筋疲力盡，天一黑就只想倒在床上睡覺。每天晚上收工回來，同院子的農民一到家，端着碗就吃飯，只有我是冷鍋冷灶，要現燒火做飯。
為了節省柴火，我都在中午做好兩頓的飯，晚上回來熱一下就吃。熱飯後利用鍋里的餘熱，熱一點水洗臉洗腳，然後把飯端到床前，或者乾脆坐進被窩裏，吃完飯倒下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晨生產隊長在我們院子外面喊一聲「走哇」，才能醒過來。
回望我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十餘年時間，全都被耗在了荒唐的歲月中、偏遠荒僻的農村里和終日不見陽光的煤礦井下。若不然，我可能會在二十八歲拿到博士學位，正是生命的黃金時段，還可以做多少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