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05-1958）是前蘇聯的中國通，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曾多次被前蘇聯派往中國長期工作。1938年5月至1940年夏，他任塔斯社駐華記者。1941年4月至8月再度被塔斯社派往中國。1942年5月，他以共產國際駐中共區聯絡員兼塔斯社隨軍記者身份駐紮延安。在共產國際解散後，他仍以塔斯社隨軍記者身份留在延安，直至1945年11月才返回蘇聯。1948年至1951年又被前蘇聯派往中國任駐上海總領事。《延安日記》是他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用俄文寫的日記，在他去世後由當時的蘇共當局於1973年以《中國特區：1942-1945》為書名出版。當時，中蘇關係惡化，此書對抗日戰爭期間中共不顧民族存亡，假抗日、真擴張的真面目進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是蘇共領導集團投向中共及其獨裁者毛澤東的重磅炸彈。然而，作為與中共最高層和毛澤東具有密切接觸的重要知情人，作為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唯一有國際影響的人物，（「大會上除了幾個日本人、朝鮮人和蒙古人以外，我是唯一的外國人。」（《延安日記》575頁。以下數字全部指該書頁碼，不另註明））他的觀察、分析和記載無疑具有極其寶貴的史料價值。
也許是記者的職業習慣，作者特別注意對人的觀察和分析。在他這本洋洋五十餘萬言（580多頁）的日記中，除了對國際、國內大事的及時記載之外，他還以明快簡練的筆法描繪了中共主要領導人——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林彪、劉伯承、葉劍英、聶榮臻、彭德懷、陳雲、林伯渠、徐特立、康生、李克農、彭真、江青、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王震、陳伯達、凱豐、李立三、董必武、伍修權、陳家康——的簡歷、性格、愛好和習慣。但是，作者觀察最細、着筆最多、刻畫最深的人物，卻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共特區的獨裁者毛澤東。
一、毛澤東的生活肖像
作者以相當多的筆墨描寫了毛澤東的生活狀況。
1、毛澤東生性狡詐、功於心計。「毛澤東為人狡猾，善於隨機應變。這個肌肉鬆弛、行動遲緩的人貌似坦率，實則老謀深算，看自己的目標看得很清楚，因而對敵友也就分辨得很清楚。」（474頁）
2、毛澤東知識面不寬、但又喜歡炫耀博學。作者寫道：毛澤東「對西方哲學了解得很少，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是庸俗的。」（167頁）「凡屬不是中國的東西，毛澤東一概加以蔑視。可以這樣說，對他說來，中國的東西是世界文化的頂點，是終極真理。他經常看的，是一套中國百科全書，古代哲學論文，和一些舊小說。」（168頁）「毛澤東一點不懂外語。他倒精通中國古典文學，而且隨時準備炫耀他的知識。他親自治軍，享有游擊戰專家的聲譽。毛澤東確信自己是有才能的歷史學家、詩人和作家。」（110頁）「毛澤東懂得中國的古典文學，他的同胞所以給他唬住了，這是主要原因。」（167頁）「毛澤東對文化抱着不屑一顧的輕蔑態度，令人吃驚。這說明他眼界狹小。他喜歡叫人怕他，並且對怕他的人抱有好感。」（107-108頁）
3、毛澤東深居簡出、離群索居。「他呆在家裏就像是在關禁閉。誰也不記得主席曾視察過哪個工業企業或部隊。」（110頁）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變成了一個高高在上的官僚。
4、毛澤東習慣於一言堂。「毛澤東說話聲音低。他一開口，誰也不說話了。他還是當眾演講那副神態。人們得聽慣他那口南方話。」（107頁）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不願意聽到別人的聲音了。
5、毛澤東在生活上驕奢淫逸。儘管在戰爭年代，老百姓衣食無着，延安的共產黨高層卻過着奢侈的生活，經常舉辦舞會和宴會，有的宴會居然有「七十道菜」（107頁）。毛澤東煙酒俱好。「毛澤東抽起煙來，一根接着一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夾香煙。他的酒量也很大。」（107頁）
6、毛澤東好色成性、薄情寡義。毛澤東「在長征期間遺棄了他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是在她生病的時候遺棄她的。他把他的五個孩子留給農民照管。」（567頁）毛澤東曾經向作者誇耀中國姑娘是多麼漂亮。幾天以後，一個中國姑娘就派到了作者的住處，顯然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命令她來送貨上門、取「精」獻寶的。
7、毛澤東貪生怕死、膽小如鼠。作者認為毛澤東患有憂鬱症。只要形勢稍稍對他不利，他就會抱怨身體不適，經常叫駐延安的蘇聯醫生奧爾洛夫上門為他治病。毛澤東的貪生怕死集中表現在重慶談判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宣傳，抗戰勝利之初，毛澤東為了避免內戰、救人民於水火，置個人安危於不顧，不聽黨徒的勸阻、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但是作者揭示的歷史事實卻與此正好相反。毛澤東「對他去參加談判時的人身安全問題擔心、害怕。他認為蔣介石的邀請是個圈套，他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570頁）在一連接到蔣介石三次邀請後，毛澤東覺得不能再迴避，被迫接受了邀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和國民政府首席代表張治中將軍乘專機專程來延安接他去重慶。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寫道，「毛澤東再度要求證實，蘇聯政府是否準備保障他在重慶的人身安全。他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脅，他就到重慶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去避難。我明確對他說，他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證的，同時讓他放心，必要時可以到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去避難。可是，所有這些顧慮都是多餘的，因為蔣介石還不敢侵犯他的生命。這是莫斯科可以堅決擔保的。」（571頁）得到作者代表蘇聯政府作出的保證，毛澤東才吃了定心丸。他做好隨時逃入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避難的準備，誠惶誠恐地在第二天（1945年8月28日）隨赫爾利和張治中去了重慶。
二、毛澤東的政治肖像
以上是生活中的毛澤東。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國人，筆者更加關心的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表現，因為它對中國的前途和中國人民的命運更為關係重大。在這一方面，《延安日記》的作者也為我們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史實和史料。
1、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黨軍八路軍和新四軍從來就沒有積極投入過抗日戰爭。全面抗戰伊始，毛澤東就下達秘密文件，為共產黨制定了指導方針：「一分抗日、二分宣傳、七分發展」，從而確定了八路軍和新四軍游而不擊、不打日軍、專打友軍、製造磨擦、擴充軍力、擴大地盤的策略。1945年5月10日，劉伯承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承認抗日戰爭打得不起勁，松松垮垮。（『我們打日本人時總是用游擊戰，只是在打國民黨時才用正規戰、常規戰。』）他證實了正規戰和常規戰是對付蔣介石的。他證實了1941-1945年毛澤東採取的是等着瞧的策略，讓中共軍隊按兵不動。」（477頁）對此，毛澤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共產黨必須集中至少六分之五的政治手段（就這個詞的最廣泛的意義）來無情地批判國民黨，和它展開堅決的鬥爭。六分之一的政治手段留作機動。」（512頁）毛澤東在這裏不打自招地告訴我們，在中國人民十四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前六年忙於分裂祖國沒有打日本，在後八年打着抗日統一戰線旗號時期也沒有打日本。
2、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特區大種鴉片，不惜毒害中國人民，撈取擴充軍備的經費，不是為了抗日，而是為了準備內戰打天下。作者寫道：「到處都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柴陵，遠在後方的步兵第120師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103頁）「解放區出現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也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都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103頁）「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着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貨物都是由淪陷區倉庫直接供應的。在第120師師部里，討論的中心不是戰鬥任務、作戰和其他軍事問題。而是怎麼做買賣和賺錢。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104頁）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要隱瞞特區的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時想為這項『買賣』製造理論根據。從一次長而乏味的談話中聽出來，與中共領導的說法相反，特區的經濟和財政形勢，極為嚴重。通貨急劇膨脹。財政工作日趨困難。已經發行了六百萬元的貨幣！可是，並沒有改善經濟狀況……政治局討論了經濟困難問題，找出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辦法。政治局批准，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叫做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166頁）
請注意，林則徐在虎門銷毀的鴉片在百年之後又死灰復燃、行銷全國了。但是，這次販運鴉片的不是英國商人的火輪，而是中共特區的毛驢和馬車。一年就向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至少行銷一百二十萬兩！中國共產黨毒害中國人民，比老牌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有過之而無不及。
3、毛澤東利用整風運動排除異己、樹立個人絕對權威。毛澤東在1935年遵義會議上獲得最高軍事指揮權之後，在中國共產黨內並沒有建立起唯我獨尊的個人地位。黨的總書記是洛甫（張聞天）。1937年底，王明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身份回國，其地位之高是毛澤東望塵莫及的。1937年12月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認為在最近時期內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和黨的工作，均有最嚴重的意義。」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又舉行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再次作出了《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認識到，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七大」，黨的最高領導人將非王明莫屬。為了確保自己的領袖地位、把張聞天趕下台、把王明搞垮搞臭，毛澤東重用康生、彭真、李克農等打手，在全國抗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大張旗鼓地開展了為期四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在小小的延安，遭到打擊迫害的人達三萬人以上。在徹底打垮了王明為首的「國際派」之後，毛澤東又在延安舉行了幾乎長達一年（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的六屆七中全會。在萬無一失地確立了他至高無上的地位之後，才於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比六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時間晚了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