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年輕人能去當兵是相當榮耀的事，也是令人羨慕的一條出路。很幸運，我的弟弟就在一個冬日裏，從合肥參軍了，軍營是遠在上海的崇明島。
三個月後，弟弟來信說，已經通過了新兵連的嚴格訓練，正式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了。弟弟隨信還寄來一張佩戴着領章、帽徽的標準軍人照片，全家人都為之歡天喜地。父親還特意開了一瓶珍藏多年的好酒，高興的慶祝了一番。
就在接到弟弟報來喜訊的當晚，父親的一位朋友行色匆匆來到家裏。說他剛才在市中心的一家小飯館裏，意外看見弟弟和兩個解放軍軍官在一起吃飯。弟弟一副垂頭喪氣，無精打采的樣子。雖然穿着一身新軍裝，卻沒有領章帽徽。他還注意到，吃飯時，兩位軍官始終圍繞着弟弟，不離左右。弟弟去上廁所，都有一個軍官跟着。這位叔叔是位大學教授，常來我們家，知道弟弟當兵的事，所以他感覺有些不對，於是趕緊前來相告。
我們一家都還沉浸在喜悅之中，一時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嚇壞了。弟弟究竟出了什麼事？還是犯了什麼錯？全家人惴惴不安，徹夜難眠。
次日一早，我隨父親急忙趕到合肥市人民武裝部。詢問之後，方知是弟弟所在部隊接到一封群眾來信，舉報我家有親屬在台灣，不符合參軍的有關政策，所以要將弟弟作退兵處理的。
在那個分外看重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年代裏，我們兄妹從小在填寫各種各樣的政審表格時，歷來都是相當得意和自豪的。我的祖父是安徽省知名的抗日愛國民主人士，病逝後被厚葬在安徽省烈士陵園裏。而父親和母親又都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志願軍。出身於這樣的「革命家庭」，難道還沒有資格當兵嗎？
卻原來，母親的同胞兄弟都在解放前夕，去了台灣。而母親則不知何故，留在了大陸，且與兩位舅舅背道而馳，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因而，母親從未與兩位舅舅聯繫過，至今連他們的生死都不明了。
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父親、母親為了子女不受影響，對我們兄妹守口如瓶，嚴嚴實實地隱瞞了這個「海外關係」，從小到大，我們一直也都以為母親是獨生女呢。
合肥市人武部的一位負責人對父親說，正是因為考慮到我們這樣的「革命家庭」，他們也正在為我們據理力爭呢。因此，他們沒有與上海來的軍官交辦弟弟的退兵手續。
我和父親待在那裏，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這位好心的人武部負責人給父親出了個主意：在地方尚未與部隊交辦弟弟的退兵手續之前，讓弟弟見機行事，趕緊跑回部隊去。說這樣做，或許還可以起死回生。父親聽了，先是猶豫不決，左思右想，也別無他路，加上我也覺得這主意可行，父親也就只好同意試試看了。
時間緊迫，事不宜遲。我和父親趕忙回家，取了一些錢和糧票，當天上午，我們就和這位市人武部負責人一起，去了軍官和弟弟住的旅館。趁着市人武部負責人藉故引開兩位軍官後，父親塞給弟弟一些錢和糧票，讓他趕快跑回部隊。並且叮囑他，千萬不要從合肥火車站走，而從郊區的一個小火車站上車，先去蕪湖，再轉車去上海，以免被發現。
等到兩位軍官發覺弟弟失蹤之後，非常慌亂。我和父親也顯出十分焦急的樣子，慌稱剛才和弟弟交談時，弟弟情緒很不好，說他這樣被退回來，無臉見人。後來弟弟藉故去上廁所，就不見了蹤影。
兩位軍官聽了，就更急了，趕忙分頭去火車站，長途汽車站和輪船碼頭四處尋找。人地生疏，他們就請求合肥人武部和我們家屬協助尋找。同時，兩位軍官又給部隊首長打長途電話報告，挨了批評。部隊首長指示他倆留在合肥，繼續尋找弟弟，找到之後，立即與地方交辦退兵手續。
在尋找弟弟的過程中，父親和兩位軍官也漸漸熟識起來。他們也說了實話，說弟弟在新兵連的三個月里，各方面表現都很優秀，部隊也捨不得退回弟弟的。但是作為軍人，只能服從命令，希望我們家屬諒解。
到了第三天，兩位軍官來到家裏，告訴父親，他們接到部隊電話，說弟弟已經跑回部隊了。臨別時，兩位軍官都說，他們回部隊後會幫我們說話的，爭取將弟弟留下來。
數日之後，家裏終於盼來了弟弟的來信。信中說，部隊幾位首長都很同情他，安排他先住在部隊招待所里，他們再給上級領導寫報告，說說情。
全家人都鬆了口氣，但卻依然放心不下。父親就委託上海的一位朋友常去崇明島看望弟弟，打探消息。後來，父親覺得不好意思這樣麻煩朋友了，就決定讓我去上海幫下弟弟。畢竟弟弟是第一次出遠門，遇到這樣的事，肯定是讓人擔心的。我那時在安徽農村當插隊知青，正是冬閒，就告假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我住在父親的一位戰友家裏，次日便乘船去了崇明島。
尋到部隊，出乎意料，弟弟的精神狀況居然挺好。弟弟說，軍營里上上下下都非常同情他，都在為他能夠留下來而四處努力呢！就連他們部隊團長、政委和參謀長的兒子，都和弟弟成了好朋友，也說要幫弟弟活動活動呢。現在部隊管吃管住，只讓他偶爾干點雜事，等候消息。
那段時間，我身在上海灘，心系崇明島。每隔幾天，都要坐船去趟崇明島，看望弟弟，探詢消息。一連數日，也沒有一點新的進展。
這樣過了些日子後，我又去島上看望弟弟時，發覺他的神情明顯的低落了許多。
原來，部隊首長的兒子悄悄告訴弟弟一個壞消息：部隊已派人到母親單位和有關部門進行外調。不僅查明兩個舅舅都還健在，而且還在台灣政界和軍界的重要部門供職。更加糟糕的是，這次外調，又意外查出了母親還有一個堂兄和一個堂弟也在台灣……
許多年後才知曉，弟弟所在部隊原本是出於一種好意，想通過外調，查明如果兩個舅舅在台灣已經過世，或者都是無足輕重的人物，就好給上級一個撤回命令的台階下。不想弄巧成拙，反而導致上級首長做出了更加嚴厲的批示，愈加堅決的要把弟弟作退兵處理了。
我聽了，雖覺有些意外，卻也不以為然。反而天真地想，兩個親舅舅與我們家都沒有任何聯繫，更何況那兩個堂舅了？「政審」總不至於這樣株連吧？我讓弟弟多給部隊首長說說好話，繼續堅持下去。我總覺得，堅持下去，就有希望。
我沒敢將這個不詳的消息告訴父母，卻告訴了父親在上海的戰友。這位叔叔聽後，認為不會再有任何希望了，勸我儘早放棄算了。而我卻依然不為所動。
我為何如此的固執呢？是因為弟弟如被退兵回去，別無他路，也只能和我一樣，去農村當知青了。家裏有我一個知青，已經夠父母親操心的了。如果再多一個知青，父母親真就要操碎心了。為了寬慰弟弟，我還特意帶着弟弟去上海玩了兩天。那天傍晚，送弟弟去上船時，在碼頭上看着弟弟漸漸遠去而孤獨的身影，我的心裏也是忐忑不安和相當難受的。
又過了幾天，突然接到弟弟電話，說部隊首長最近同他談話的口氣發生了變化。
以前，首長總是循循善誘地勸說和開導他，現在卻變了口氣。說他待在這裏，已在軍營里造成了不好影響，再不離開，部隊就要不管他的食宿了。那些經常來看弟弟的首長兒子和戰友，這幾天也不見了蹤影。而且部隊也不給他安排什麼事情做了。
我又趕緊去了崇明島，給了弟弟一些錢和糧票，繼續給弟弟打氣：部隊如不管生活，就自己在附近找旅館住下來。還是讓他務必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
此後，連着幾天，我都再也沒有接到弟弟的任何信息了。
正準備再去崇明島時，卻接到了父親的電話。告訴我，部隊已經另外派了一個軍官和兩個彪悍的士兵，形影不離地把弟弟解送回家了，並且已經完成了同地方的退兵手續，讓我撤離上海。
至此，算起來，我在上海待了近兩個月。
回到家裏，我和弟弟一樣，萬分沮喪，再也沒有出生於所謂「革命家庭」的那種榮耀了。我深知，在那個伴隨一生的檔案里，這幾位「台灣同胞」的現身，將會使我們兄弟的前途變得異常渺茫起來了，內心深處充滿着一種命運無常的悲涼。而母親的心情卻顯得更為糾結和複雜，她既很傷感，又很內疚似的，常常暗自神傷，以淚洗面，直至大病一場。
不知是世事難料，還是歷史的必然？僅僅相隔兩年之後，那場上演了十年之久的「文革」鬧劇，終於落下了沉重的帷幕。國家變得漸次開明了，對有着種種「海外關係」的家庭，似乎也漸顯寬容和溫和起來。
重新恢復中斷了11年的「高考」之後，我準備去考大學。全家人也都希望弟弟也去考大學，然而他卻耿耿於懷，執意在他插隊的鄉村報名當兵，終於如願以償。
弟弟再度從軍，去了山西。剛去的那些日子裏，除了母親還心有餘悸外，誰都不擔心弟弟會再次遭遇退兵了。
畢竟那場荒誕的鬧劇終於被徹底否定了，而多災多難的祖國也終於開始呈現出改革開放的曙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