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為之驕傲的父親，我有一個為之感傷的父親。
自打記事起，父親是大隊衛生所所長兼醫生，而且是唯一的一名醫生。他經常穿一件洗得發白的制服上衣，衣服上有四個口袋，上衣左口袋別着一支鋼筆，下面大口袋裏時刻裝着聽診器和扎針用的銀針包。父親留着分頭，黑烏烏的頭髮特有精神，臉上總是洋溢着慈祥的微笑。春秋，父親有時戴一頂淺灰色布單帽，我在人群中找尋他回家吃飯，這頂帽子就是最明顯、最獨特的標誌。
大隊衛生所設在村里一家四合大院裏，整潔而幽靜。有時看病太忙了，晚上父親就睡在衛生所。我上小學一年級，夏天也跟父親一起睡，父親的床上有蚊帳，不擔心蚊子叮咬。有時我脫光衣服鑽進了被窩，遇到大人來找父親看病，他們常常把手塞進被窩，要摸我的狗雞雞，羞得我直往被窩裏面鑽。
父親去別人家看病，我有時跟隨他去，有的人家硬要留父親吃飯，我也跟着蹭飯。病人家的爺爺奶奶、大伯大嬸、哥哥姐姐，對我可親哩，不僅陪我玩，還送給我很多好吃的，甜杏呀，核桃呀，紅棗呀，我的小口袋經常被塞得鼓鼓的。從大隊幹部，到普通社員，人們只要看見我，總會當着父母面誇我長得帥氣，聰明，將來長大了一定有出息。
幾乎一夜之間，父親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分子」，被造反派趕出了大隊衛生所，回生產隊當社員。批鬥會上，他跟村裏的地主、富農、壞分子、「右派」站在一起，頭上戴着高紙帽子，胸前掛着大紙牌子，上面用粗毛筆寫着「歷史反革命分子馮某某」，名字上打着血紅的八叉。批鬥會結束，造反派勒令他們遊街，這夥人個個耷拉着腦袋，灰頭土臉，步履沉重，從這條街走到那條巷，身後是憤怒的革命師生一陣陣呼喊口號。
如果僅僅挨批鬥倒也罷了，造反派還搞出種種花樣來，給這些人更大的侮辱和整治。他們在每個黑五類分子家大門上，釘上一塊大白紙牌，上面用黑字寫着「地主分子之家」「富農分子之家」「反革命分子之家」「壞分子之家」「右派分子之家」，與那些掛着「光榮烈屬」「光榮軍屬」紅底黃字的木製牌匾形成鮮明的對照。
對黑五類分子本人，要求在胳膊衣袖上戴一個白布袖章，上面寫着「地主分子某某某」的黑字，與造反派的紅袖章截然區別。造反派說，這樣做是為了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外村的人來到我們村，不清楚這些壞人的底細，貿然接觸，受到階級敵人的傷害。
父親除了參加生產隊勞動外，還經常被大隊革委會治保股叫去，做許多義務勞動。這些活計有每天清晨掃大街，冬天給大隊部抹煤餅，給大隊磚瓦窯拉水，給學校清掃廁所，下雪天清掃積雪，等等。反正，他們所乾的淨是貧下中農和普通社員不願乾的又髒又累的活計，名曰：接受勞動改造。
父親完全變了，變成了我不認識的父親。那身潔白整齊的衣服不穿了，換上了對襟黑棉襖黑棉褲；白球鞋脫下了，換上了母親縫納的牛鼻子黑布懶漢鞋；那頂灰白帽子不戴了，剃掉了一頭濃密的長髮，留成了光頭。他的雙手磨出了老繭，腳後跟常常皸裂好幾道口子，疼痛難忍，要貼上好幾層膠布才好受些。過去，他抽紙煙，現在換成了旱煙鍋，抽自己種的旱煙葉。以前十分健談、慈祥微笑掛在臉上的父親，一下子變得沉默寡言，蒼老了許多。
我參加學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演出，原本是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可是，最最讓我難堪的，就是如何面對父親。宣傳隊上縣城或公社參加大會演出，清晨早早出發，中午需要攜帶乾糧。每一次，大隊治保股就會派上兩位「黑五類」分子跟隨我們，為我們服務，主要任務是當我們進行文藝表演時，負責照料我們幾十號隊員的服裝、道具和乾糧袋。
想想看，這是一個多麼尷尬的情景。
我在台上精神抖擻、意氣風發地表演革命節目，演出結束中午休息吃乾糧時，看見父親可憐兮兮地蹲在那裏，身邊堆放着一堆五顏六色的衣物和乾糧袋。我不知道該如何安慰父親，父親也不知道該如何安慰我，父子倆四目相望，目光中隱含交織着多麼複雜的情感啊！我痛感有這樣一位父親而蒙羞，父親會因為有這樣一個兒子而怎樣？
於是，我常常有意躲避父親的目光，父親也常常極少跟我說話。吃乾糧的時候，我要跟父親分開，我跟隊員們在一起吃，有說有笑；父親和跟他一起來的人躲在一邊吃，沒人理睬他們。當着老師和其他宣傳隊員們的面，為了表示我跟階級敵人的父親劃清政治界限，我甚至連一杯開水也沒有給父親送過。他是他，我是我，似乎我們不是一對親父子，而是兩個陌生的路人。
遇到學校宣傳隊夜晚在本村舞台演出，父親他們「黑五類」分子的任務就更繁雜了：打掃舞台，在後場看護火爐，打冷水，燒開水，供幾十名宣傳隊員洗漱、化妝和飲用。演出結束後，觀眾和演員散場回家了，父親則需要睡在漆黑冷清的舞台上，負責看護台上的演出服裝和道具。
想一想此情此景，當我對着鏡子化妝時，當我每演出一個節目上場下場時，當我到火爐邊倒一杯開水時，當我演出結束興沖衝上台跟觀眾謝幕時，有意無意，我都會看到父親往火爐上添加煤餅，或十分艱難地往舞台上拎一大桶冷水，或孤零零默默地坐在後場的某個角落。
偶爾，我跟父親的眼光遇到了一起，他立刻露出一絲只有我能覺察出的微笑，這微笑里隱含着鼓勵、期望、希冀和驕傲，也隱含着歉疚、自卑、幽怨和無奈。然而即便就是這一絲微笑，也會在父親的臉上稍縱即逝。
我無法站在父親的角度審視眼前的一切，更無法揣度他當時的心情。我想，他的內心一定相當難受，痛苦，煎熬，憤懣，無奈。一個父親應該給兒子很好的教育，一個父親應該給兒子很好的保護，一個父親應該給兒子很好的幫助。但是，所有做父親的應該做到的一切，父親都無法給予自己的孩子，這難道不是父親內心深處的傷痛嗎？相反，父親不僅不能給予兒子這一切，反而還會將自己的罪衍——連自己也搞不清楚犯了什麼罪——殘酷地施加到無辜的兒子身上，影響兒子，連累兒子。這又是另一重傷痛。
大隊治保股讓父親跟着宣傳隊做各項服務，父親不敢也不能有一絲不同意和反抗，他只能順從，唯唯諾諾、兢兢業業地做好自己應當做的事情。他必然會跟兒子見面，接觸，一見面，一接觸，別人就會發現，就會聯想，更會遭到惡意的曲解、聯想及誣陷。在這種時候，父子倆形同路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父親的身心承受着雙重的傷痛，而這傷痛只能埋藏在心底，像山林中一隻獵豹無端受了槍傷，無處求助，只好用舌頭一點點舔舐傷口的鮮血，一任時間慢慢撫平傷口。
父親無處訴說？該向誰訴說！
作為兒子的我，登台演出是輕鬆的、興奮的、激情的。然而一回到後台，看見父親的身影，心頭立刻滾過一片烏雲，眼前立刻飄過一道陰影。我的心情是沉重的、難過的、創痛的。輕鬆與沉重，興奮與難過，激情與創痛，時時刻刻纏繞交織在我的心頭，翻滾在我的心頭。
也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學校宣傳隊的老師和隊員們，對待父親的態度，遠勝於對待其他「黑五類」分子。對待別人，他們往往粗暴，抱怨，當面訓斥，背後詛咒。不是挑剔開水沒有燒熱，就是嫌棄爐火燒得不旺，一會兒叫喊放置的東西找不見了，一會兒又埋怨後場太亂了。在場服務的「黑五類」分子聽了，慌忙點頭哈腰，連連道歉，然後迅速予以彌補，以便挽回影響。
我親耳聽到老師和隊員們的抱怨：「瞧這些人，做事情懶懶散散，磨磨蹭蹭，就得讓他們好好改造改造！」「他們在舊社會享福慣了，時刻都在夢想恢復失去的天堂！」「哼，善於偽裝，出工不出力，幹活心不在焉，對革命宣傳懷有牴觸情緒！」說這些話的人，說這話的當兒，一扭頭瞥見了我，立刻意識到了，感覺不好意思，或轉身走了，或歉意地笑笑，立刻會把話題扯向別處。
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幼小的心靈，播種下的不是陽光、快樂、平等、尊嚴，而是鬱悶、痛苦、歧視、膽怯的種子，以致影響了一生的性格。
2013年6月3日與凌空書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8年1月2日再改
（原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家族往事》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