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逢清
2004年底，因為搬家，在清理雜物時，妻子盧璜找到了她家於「文革」後期留存下來的一份抄家物資處理價款清單。看着清單上那些物品名稱和折價金額，真叫人百感交集，恍若隔世。
盧璜的家被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秋，具體時間她記得大約是在10月里。當時那場抄家風起於「八一八」之後的8月下旬，由北京的紅衛兵發起，迅速波及全國。那時，盧璜家在重慶城中的德興里巷內，家裏只有她父親和母親兩人，她大姐在北京工作，哥哥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川東忠縣鄉下教書，她和另一個姐姐在遠離重慶的大巴山區大竹縣神合鄉山上的所謂林場當「知青」。她是1964年初中畢業後就因「家庭出身」問題被剝奪了升學權利而下鄉的「老知青」。「文革」爆發，紅衛兵抄家風潮掀起時，她父親正患大葉性肺炎住進了醫院，醫院還下了《病危通知書》。她得到母親的信，趕緊向林場請了事假回家探望。
她家住在一幢居民樓的三樓上。據她回憶，那天上午，她正在家裏做清潔，忽然一陣腳步聲轟響，衝上來一群紅衛兵（當時在重慶實行抄家的是由黨政領導授意或支持成立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毛澤東思想赤衛軍」），都戴着紅袖章，從年齡上看大約都是中學生，有一個顯得像是大學生，七嘴八舌殺氣騰騰地向她宣佈：「抄家！」她還沒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就被人趕到房門外，有人對她訓話，要她跟「反動家庭」劃清界限。因為當時報紙、廣播天天讚揚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好得很」，她不敢有絲毫反對的表現，她被這從未見過的場面嚇懵了。不過，在那樣驟然降臨的「紅色恐怖」中她還想到了保護一包別人的東西，是林場一個女同學的母親聽說她回來後拿來托她帶回去的。當她看到有紅衛兵要動那包東西時，趕緊說：「那是同學的媽媽托我帶的東西，不是我們家的。」幸好那紅衛兵沒有再動那包東西也沒有追問那是誰的——那個同學的家庭也是「反動家庭」（當年的老知青幾乎沒有誰是「根紅苗正」好出身）。過了一會兒，盧璜在銀行上班的母親也被人叫回來了，面對「毛主席的紅衛兵」的「革命行動」，除了着急又能做什麼呢？萬幸的只是她們沒有像「紅八月」時北京的許多被抄家者那樣挨打。
當時為什麼要抄她的家，盧璜一點都不明白，她只記得有兩個紅衛兵在抄家中忿忿地議論說：「這家人有錢得很，兩口子工資加起來有九十多塊錢！」待那些紅衛兵走後，她看着狼籍遍地的房間，還怔了好一會兒。後來她聽說還有紅衛兵跑到醫院病房裏去向她父親作了一番訓斥。
來抄家的紅衛兵說她的家是「反動家庭」，其實，她家當時並沒有一個人屬於「專政對象」，只是她父親（後來是我的岳父）盧逢清曾被打成「右派分子」，不過已經早在1961年就「摘掉帽子」了。她父親是怎麼被打成「右派」的呢？從1979年1月21日中共重慶市人民銀行黨組下發的「改正右派」的組織結論中可知，主要有三條罪名，現將那個「改正」結論中的這部分文字原文抄錄於下：
1、關於污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問題。反胡風運動中，在學習討論會上，盧曾說：「胡風是知識分子，可以通過溫和教育方法，把他改造過來」、「知識分子手無縛雞之力，造不出反來。這樣作逮捕法辦，過高估計了胡風。這樣一來，以後知識分子就不講話了」。又說：「這些運動，都是針對舊人員和知識分子的，這關過去，下關就輪到你。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管得太緊，連說一句話都要管。要好好整一整。」以上言論，雖然認識有些模糊，但還不是惡意攻擊反胡風運動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且系一九五五年在學習小組會上的發言，更不能作為劃右派的根據
2、關於反黨小集團問題。經查證，盧逢清同志是原保險公司市中區辦主任，張志功（黨員）是副主任，他們領導市中區辦的工作和學習，與股長張稚圭、劉保祿等（學習小組長），經常在一起研究工作和學習，有時也議論一些看法，但盧在當中很少發言，有時也附合幾句。他們出於思想感情比較一致，對有的領導有意見，但不是有計劃、有目的、有綱領的向党進攻，不是反黨小集團。
3、關於同意和散佈儲安平、董時光（轉抄者註：董時光是西南師範學院教授，重慶市的大「右派」，後死於勞改地）的言論問題。經查：盧逢清在報上看到董時光的言論時說：「董的言論，有污衊謾罵，我不同意。但我同情他的遭遇。」他還將此言論，介紹給展××看，並說：「董時光敢大膽說話，文章寫得好，可以看看」。報上發表反駁儲安平言論時，盧還說：「這不是對他的教育改造，這是對儲安平的『圍攻』。」
這就是我岳父盧逢清當年的「罪名」。其實，他對這個社會不僅無罪，而且大大有功。
盧逢清，1904年生，廣東中山人，1929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同年12月考進上海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外匯兌部工作。後調經濟研究室。1934年中國銀行開辦中國保險公司，調上海保險總公司工作，1936年調廣州中國保險公司任業務副經理。抗日戰爭初期撤退到香港。隨即奉調到成都、重慶開闢工作，後在重慶擔任分公司副經理、經理。在日本飛機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的狂轟濫炸中堅持開拓保險業務，得到眾多遷川工廠的大力支持，短期內即在四川打開了局面，為鞏固抗戰大後方作出了貢獻。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許多遷川工廠也紛紛復員東下，盧逢清仍被總公司留在重慶堅持工作，在他和員工們的努力下，保險業務並未因大批企業遷走而受影響，重慶還被總公司評為收入較好的分公司之一。
40年代後期，國民黨統治區經濟崩潰，重慶的保險同業倒閉者數十家，而盧逢清所領導的中保公司仍然苦撐危局，獨當一面。1949年「九二」大火災，重慶朝天門一帶燒毀大批公、私倉庫，保險理賠數額巨大，當時甚至有謠言說「盧經理已經逃跑了」。但他面對巨大壓力，仍然派員分訪各有關保戶，承諾絕不會違背職業道德，非完全履行所負責任，他絕不離開重慶。他的所作所為贏得廣大保戶和市民的讚揚。
1949年秋冬之際，國民黨政權從重慶潰逃之前，兵荒馬亂中，絕大部分保險公司，包括官辦保險機構在內，都已歇業停辦，廣大保險職工先後被解職遣散。中國保險公司不少人也要求發給資遣費宣佈解散。在此壓力下，盧逢清一再向職工做說服工作，希望大家在此關鍵時刻保護好公司財物和賬冊，共度難關。他還與職工同甘共苦，一樣只領三元錢生活費。
人民解放軍接管重慶後，開始對原屬「官僚資本」的幾家保險公司進行接管，當時，太平洋保險公司已經解體，中央信託局保險科和農業保險公司也只留有部分人員，只有盧逢清領導的中國保險公司才是人、財、物完整無缺。盧逢清領導職工很快就把全部財物、賬冊造具清冊，如數清點移交給了軍代表，使公司和保戶均未因社會大變遷而受到損失，並使新成立的西南人民保險公司有了堅實的基礎。半個世紀後，95歲的盧逢清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我們能如此完整無缺地向人民政權辦理移交，可以說是唯一的一家保險公司，現在回想起來，還真感到有些欣慰。」
接着，盧逢清參加了籌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西南區公司，以後他先後擔任公司業務科長、重慶市市中區辦事處主任，同時擔任了農工民主黨保險公司支部主任委員。他本來英語很好，為了適應「學習蘇聯」的新形勢，他又在50歲之後開始學習俄語，盧璜還記得，有一次他俄語成績考得好，得了一筆什麼獎金，高高興興地買回一個大西瓜，結果切開來是沒有成熟的白瓜。
在1957年那場「運動」中，勤勤懇懇埋頭工作的盧逢清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降職（從行政15級降為18級）降薪，下放勞動。接着，又一個打擊襲來：他從青年時代起就為之獻身的保險事業，突然遭到取消——在「反右派」之後的1958年底，全國財貿工作會議提出：「人民公社化以後，保險工作的作用已經消失，除國外保險業務必須繼續辦理外，國內保險業務立即停辦。」（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慶市分公司編《歷史的足跡——慶祝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立五十周年徵文選》111頁）各級保險機構撤銷，人員劃歸銀行等部門。盧逢清家住市中區，卻被有意調到離家較遠的銀行沙坪垻區辦事處，先是被安排打掃清潔，然後被發配到山上為單位職工養豬。因他為人老實，勞動中踏實認真，於1961年即獲准「摘掉帽子」。然而他已在連續三年的大饑荒中被病、餓折磨得虛弱不堪，全身浮腫，他擔心不久於人世，用一張香煙盒給家裏寫了告急信，他妻子得信後去找單位領導反映，才把他接下山來。長期的精神壓抑和「勞動改造」的折磨，已使他的身體健康嚴重受損，他不得不在1962年就因病提前退休，回家休息。
盧逢清與女兒盧璜1974年外出探親訪友時在上海留影
為什麼盧逢清這樣一個「摘帽右派」，一個與世無爭的病退人員，也會被抄家呢？現在分析起來，可能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家「海外關係」較多，他夫婦倆都有親戚在台灣、香港、美國等地，在得知他患了營養不良的浮腫病後，香港親戚還常給他家寄來豬油、糖果等食物，這難免不遭到一些人的忌恨。在那個年代，「海外關係」雖然不像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那樣有正式的罪名，正式的「帽子」，但也是一個可怕的罪名，一提到它，人們就會聯想到「帝國主義」、「反動派」、「特務」、「間諜」等等。大概當時負責圈定抄家名單的有關「上級」，正是考慮到盧逢清家的這些「條件」，才將其「介紹」給抄家的紅衛兵的。
當時，紅衛兵把抄走的東西用盧家一口大樟木箱子裝上抬走了，並未留下任何字據或清單。如今找到的這份抄家物資處理價款清單，是在1974年辦理所謂「退賠」時給他們家的，上邊記錄了被抄走的一部分具體物品及其被「處理」時折算的價款——所謂「處理」，就是在此前已經由有關方面折價變賣掉了，而這在當時又自然是不會徵求原物主的意見或向原物主通報的。
這份抄家物資處理價款清單，沒有開具清單者的署名，也沒有任何單位名稱或加蓋公章，只有以下手寫文字（個別因潦草難以辨認的字以□代替）——
號數物資名稱單位估價金額
1樟木箱1口15元
2灰綢羊皮長袍1件30元
3條花呢西裝背心1件2元
4條花呢西男褲1條10元
5人字呢女褲1條7元
6條花呢西上衣1件6元
7條花呢西上衣1件6元
8藍粗呢男大衣1件8元
9銀綢女棉半衫1件8元
10煙呢女半衫1件4元
11條花呢女旗袍1件1.5元
12香雲紗短袖上衣1件2元
13貼花棉布1張0.5元
14香雲紗男褲1條1元
15繡花□襯衣1件0.5元
16皺□短袖襯衫1件1元
17□民運動衫1件5元
18青□絨女上衣1件0.5元
19羊毛方圍巾1張5元
20羊毛方圍巾1張1.8元
21空花綢床單1床3元
22繡花緞墊套2個0.6元
23薄花呢男褲1條2元
24紗手巾1張0.2元
25尼龍手套1雙1.2元
26刮鬍刀架1個0.8元
27膠爪拔1個0.1元
28鬆緊帶4根0.1元
29小木盒1個0.05元
合計122.85元
（轉抄者註：以下未編號）
牙盒1個1元
磁碗1個0.8元
電子管2個2元
電子管2個0.4元
電子管1個0.1元
處理物資價款126.95元
公債存款300元（69.7／4）
公債10元（69.7／4）（轉抄者註：此「公債」應為尚未兌付的公債券）
合計426.95元
除去以上已經被處理的抄家物資處理價款清單外，另有一份「未處理物資」清單，上列：
漆盒一個瓷洋娃娃一個
王羲之聖教序字帖王羲之澄清堂草書帖
王獻之真絳帖王羲之十七帖字帖
沈尹默行書中堂一幅
據盧璜回憶，那個「瓷洋娃娃」是個很漂亮的外國工藝品，是當時很稀奇的東西。這些「未處理物資」，均未退還給他們，而且，未退還也未折價退款的被抄走的東西還不止這幾樣，她記得的就還有在家裏掛過多時的齊白石畫的大公雞與小雞（大立軸），于右任的書法，何香凝的小楷……還有幾大本相冊（大多是她父母青少年時期與家人及親友的老照片）。為什麼這些東西既未退還也未折價退款？大約是當時認為這些不屬於生活用品，而且可能還屬於「封資修」之列，是「文革」中「破四舊」的破除對象。這些東西到底是被「革命左派」佔用了，還是被有關方面收去了，不得而知。
盧逢清與女兒盧璜1974年在上海親戚家留影
盧家得到這426.95元錢後，盧璜的父親就想回一趟老家，會一些親友。剛好盧璜的嫂嫂回重慶來待產，而全家（這時已搬到青年路一大雜院中）只有一間20平方米的屋子。她父親也只好外出暫避。盧璜這時已從農村調到大竹縣化肥廠工作，得到父母的信，要她請假回家陪父親外出，於是，在1974年那個動盪不安的夏天，她陪同父親出了一趟遠門，先後到長沙、廣州、上海等地遊玩了一次。她父親同一些親友劫後相逢，自然都不勝感慨。當時「批林批孔」運動正在「深入開展」，對祖國的前途，善良的人們都很茫然。
多年以後，據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統計，1966年「9、10月間，『紅衛兵』對街道13160戶『牛鬼蛇神』實行抄家。」（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編《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年8月——1997年3月》130頁）如果這個統計沒有遺漏，那麼盧家就是這一萬三千一百六十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