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雪雍在文章中披露，抗戰開始後，毛澤東深感與日軍作戰只會吃虧消耗實力，就制定了「聯日反蔣」的謀略，並緻密電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讓其派人代表毛與日軍談判。
饒把這個任務交給情報部長潘漢年，潘隨即赴上海「岩井公館」找他的搭檔袁殊，再會見日本特務頭子岩井，然後他們三人再去見日寇派駐中國的最高特務機關「梅機關」首腦影佐幀昭少將。岩井和影佐早就與潘漢年有「交換情報」的親密關係，互相熟悉，現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報員而是「毛特使」，就優禮有加（給他特別通行證，讓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館」領取大量活動費，在最高檔的匯中飯店開了房間給他居住），在舉辦歡迎盛宴後會談3天，達成了重要默契，寫了會談紀要。
紀要主要內容是：日軍與中共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互相和平共處；中共負責保護鐵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壞；中共可到日佔區採購戰略物資；對中共開放長江封鎖線，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在長江兩岸通行等。這些默契使雙方獲得極大好處：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隊威脅，得以抽調大量兵力通過鐵路進攻僻處西南的國軍和東南亞盟國軍隊；中共則不再擔心日寇掃蕩，開始在日佔區後方攻佔所有國民黨抗日根據地，使中共大大擴張了地盤和軍力，為後來推翻國民黨政府奠定了基礎。
談判結束後，潘經影佐批准，並由影佐指派偽江蘇省長兼汪偽政府警政部長的特工頭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會見汪精衛，通報了會談內容。
潘漢年代表毛與日寇談判，袁殊既是翻譯，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毫無疑問，潘的這些活動，全都受命於毛澤東，潘漢年和袁殊都是為毛的賣國行為背黑鍋的。
改名但抹不去印記
由於袁殊的成功偽裝，國民黨一直都沒有識破其真實身份。抗戰勝利後，袁殊被任命為忠救軍新制別動隊第5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3站站長，並被授予中將軍銜。直到1946年初，國民黨方面才知曉袁殊去了中共的根據地，「抗戰有功人員」袁殊立即變成了「共黨漢奸」。軍統對袁殊下了通緝令，並派人去蘇州抄家。國共「雙十」協定簽訂後，袁殊隨軍北撤。
時任華東組織部部長的曾山、也就是曾慶紅的老爸親自找袁殊談話，讓袁殊暫時改名，跟他姓曾。從此，「曾達齋」的名字一直用了幾十年。此後，他在山東、東北、大連等地從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軍人僑民中收集情報等工作。然而，名字雖然改了，但歷史的印記無法抹去。袁殊的餘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坐了二十多年中共的牢
中共建政後，袁殊來到了北京，轉到了李克農的情報部門，做日美動向的調研工作。其上級潘漢年每次到北京開會，兩人都會見面。最後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飯店看潘漢年，潘十分傷感的說了一句：「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果不其然，潘漢年很快被逮捕，受其牽連，袁殊也隨後被捕，判刑12年，惲逸群判刑10年。1967年期滿，正是「文革」，袁又再度被押8年。1971年，袁殊在秦城監獄寫下「豪情自負忘生死，毀譽一生甘自羞」的詩句，不知道他為何而「羞」。1975年5月出獄後，又被送到武昌大軍山的一個農場，進行勞動改造。1980年回到北京。其妻子離婚後再嫁，文革中不堪批鬥而自殺，兩個兒子與他劃清了界線。而潘漢年早已病死在湖南勞改茶場。
受潘、袁案牽連的共有2千多人，這是中共炮製的又一大冤案，而根本原因是潘和袁掌握了毛勾結日寇破壞抗戰的賣國罪證，毛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聲，必須將知情者滅口，而這是毛一貫的殘忍作風。
死前常嚎啕大哭
文革結束後的1982年，袁殊被中共平反，但精神狀況不佳。據惲逸群回憶：「有一年過年，袁照例邀請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飯慶賀新歲，大家坐在他家客廳里等他，袁從樓上臥室走下來，走到樓梯一半時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來，等一會走下與大家見面，又談笑如常，好像沒有發生過這一幕，大家也不問他，因為大家明白，經常變臉使他心理扭曲，變得悲喜無常了。」
晚年，袁殊回憶幾十年曲折多變的經歷，幾十年的坎坷苦難，精神時時受到折磨，最後竟像瘋子一樣大叫大喊，大哭大鬧，狂燥不安。1987年11月26日，袁殊死於北京，應了潘漢年那句讖語：「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2016-09-07
袁殊，1939年秋，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