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期刊：中國正在變成人工智能驅動的超級監控國家
在全球為人工智能的無限潛力而歡呼之際，一堵由高科技築成的「AI高牆」正在中國拔地而起。10月4日，《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發佈了一篇名為《中國：人工智能驅動的監視國家》(China’s AI-Powered Surveillance State)的論文，指出 中共當局正在利用最頂尖的 AI技術，實現「對人民的全景式控制」，將中國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利維坦」時代。
報告封面截圖
這篇論文並非只是對現有監控現象的簡單記錄，它更揭示了一種全新的、由技術賦能的治理模式。作者指出，中國對 AI的投入，其最終目標只有一個：「提升控制力，以維護政權安全。」他還認為，這種控制力已經超越了傳統的物理監視，進入了對社會行為、個人思想甚至潛在不穩定因素的「預測性」干預階段。
文章首先指出，AI技術幫助 中共當局構建了無孔不入的「數字警網」。目前，中國已經部署數以億計的攝像頭，並將其升級為具備深度學習能力的「智能探頭」。「這些 AI攝像頭集成人臉識別、步態識別、車輛識別和目標跟蹤等功能，使得一個公民從踏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處於『全息』追蹤之下。」
文章引用了最令人震驚的新疆模式來佐證 AI監控的強度。「在新疆，AI系統與生物識別技術（包括虹膜掃描、DNA樣本採集）相結合，其強度已遠超一般意義上的監控，構成了對整個維吾爾族群體的系統性壓制。」這裏的 AI不僅是捕捉犯罪的工具，更成為了一道篩選和標記特定族群的「電子種族隔離牆」。
作者表示，更具奧威爾式(Orwellian)色彩的是，AI技術正在為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注入靈魂」。這套系統通過整合公民在金融、交通、網絡言論、甚至人際交往等各個領域的海量數據，為每個人生成一個「社會信用分」。
「低社會信用分的懲罰是顯而易見的——限制購買高鐵票和機票，阻止某些就業機會。但其更深層次的影響是，它製造了一種『自我審查』的氛圍，促使人們按照算法預設的『符合規範』的腳本去生活。」
此外，作者也特別提到中國的「預測性警務系統」(Predictive Policing)，他表示這是中國 AI監控中最可怕的未來趨勢。這種系統可以通過對海量數據（如社交媒體討論、集體投訴記錄、實時人流模式）的分析，在不穩定事件爆發前，甚至在異議思想成形之初，就向 中共當局提前發出預警。
「系統能夠識別出在敏感事件發生前的『異常聚集』或『突增的負面評論』，並向安全部門發出指令。這實質上是讓國家安全機構能夠『在犯罪發生前進行干預』，而這裏所謂的『犯罪』，往往是政治異議。」作者評價道，這種能力使中共能夠高效、低成本地「將潛在的不穩定因素扼殺在搖籃之中」，極大地提升了政權的「抗風險」能力。
最後，這篇論文向國際社會發出了嚴峻的警報。作者指出，中國正在積極向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威權或半威權國家出口其 AI監視技術和一整套「技術威權主義」(Techno-Authoritarianism)的治理藍圖。
作者稱：「這種技術輸出並非僅僅是攝像機和軟件的交易，它是一種治理模式的『捆綁銷售』——即『用效率換自由』。它讓其他獨裁者看到了在不流血的情況下實現永久性、精細化控制的可能性。」
因此，作者呼籲，面對這種以 AI為載體的「威權主義全球化」，民主國家必須聯手建立有效的國際規範，以確保 AI技術的未來，不至於成為壓制人類自由的工具。
二、被連坐的童年：國家暴力下的人權捍衛者子女心理創傷研究報告
在人權研究與公共討論中，國家暴力常被視為針對異議個體的直接打擊。然而，中國情況特殊，國家暴力經常會連累受害者的家人。
10月10日，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發佈了一份深度報告，揭示了一個在中國的殘酷事實：「暴力的效應並不會止步於被針對的個體。它像漣漪一樣向外擴散，滲入家庭結構，並以隱蔽卻持久的方式波及到最脆弱的群體——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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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權通過多個家庭的慘痛個案，集中呈現了國家權力如何通過「連坐」機制，系統性地剝奪了這些孩子受教育、健康成長和免於恐懼的權利，造成了難以癒合的複雜性心理創傷。
具體來說，中國人權捍衛者子女主要面臨五個方面的問題：家庭結構頻繁破碎；教育權受嚴重剝奪，被作為打壓工具；心理健康危機普遍存在；跨代創傷延續並沉默化；海外流亡並非終點，而是新困境。
報告首先指出，中國人權捍衛者子女的童年從一開始就是不幸的。父母因維權、信仰或社會行動而遭遇監控、拘押或流亡，孩子們被迫捲入無休止的政治博弈。國家暴力以司法打壓和隱蔽的日常侵擾兩種形式顯現，「深深嵌入兒童的生命經驗之中，成為他們成長的底色。」
作者表示，家庭結構的破碎與親子分離構成了這些孩子遭遇的共同脈絡。報告指出，「大多數孩子在關鍵時期經歷了依戀對象的缺失或動搖」。例如，人權律師余文生之子余鎮洋的案例：他「在十八歲青春期時同時失去父母的陪伴，出現多次自殺行為」，在報告收錄的案例中被標註為「兩次自殺未遂，抑鬱嚴重」，面臨「高危自殺風險」。
另一典型案例是人權律師唐吉田之女唐正琪。她因父親長期遭軟禁而被迫赴日，孤身一人在異國。「唐正琪則長期陷入抑鬱，多次嘗試自殺，在身體上留下明顯的自傷痕跡。」據悉，2024年2月，唐正琪因罹患肺炎在日本東京去世。然而， 中共當局卻不允許唐吉田離境，導致他未能如願出席女兒的遺體告別式。
此外，教育的中斷與受限是所有案例的共同模式。報告總結道，對於他們而言，教育「不再是向上流動的通道，而成為國家施加懲罰的工具」。比如，人權律師王全璋之子泉泉長期與母親遭到逼遷、監控，「多次中斷學業」；謝燕益的孩子在課堂上被公開貼上「反革命子女」的標籤，遭到師生霸凌。
更為慘烈的是何方美的四個孩子。母親被捕入獄後，「他們被強制分散寄養，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失去了與家庭的基本連接」。報告直指這種命運：「這樣的命運不僅剝奪了兒童的教育和康復權，更構成了一種制度化的忽視。」
報告從心理學視角分析，這些孩子所承受的是「複雜性創傷」。他們「被迫生活在對未知風險的持續警覺之中」，這種生活形態是「複雜性創傷的社會化再生產，它在代際之間延續」。
最後，報告提出，應當以兒童為中心，承認他們獨立的權利和需求，並從社會、法律和國際層面推動保護，具體總結為「三大原則與六項行動呼籲」：
原則一：承認兒童獨立權利。未成年人不應因父母的維權行動而被連坐。所有涉及政治打壓的行動都必須排除未成年群體。
原則二：建立有效社會支持網絡。在國內，應推動公益機構、教育工作者和民間社群為這些孩子提供補償性支持，包括心理輔導、學業幫助、社會融入等。在海外，應由跨國公益組織和僑民社區共同承擔接納與幫助的責任。
原則三：強化國際監督機制。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兒童權利委員會等國際機制應將這些案例納入議程，敦促中國履行《兒童權利公約》等國際義務。
在具體行動層面，報告提出六項呼籲：
教育保障：立即停止基於父母身份剝奪兒童入學機會的做法，提供補償性的教育資源。
心理健康支持：為受創傷兒童提供專業心理輔導和長期干預，避免危機惡化。
家庭團聚權利：停止強制性的親子分離，保障兒童與父母團聚的權利。
反歧視保護：學校和社區應建立反歧視機制，防止「政治犯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被污名化。
流亡援助：為流亡中的兒童提供獎學金、臨時住所和語言培訓，減輕他們的生存壓力。
國際倡議：鼓勵國際 NGO、學術機構與媒體持續記錄和發聲，防止這一群體的處境被掩蓋。
三、北京的人口焦慮與女性的退步空間
「婚育不僅是關係個人幸福的家事，更是關乎國家和民族生存發展的大事。」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在2023年的一份倡議書中如是寫道。在德國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看來，這句話精準體現了今日 中共當局對人口問題的重新定義：從家庭選擇轉為國家安全。
10月8日，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發佈了一份關於中國生育問題的報告。結果指出，中國正經歷「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齡化危機，然而當局想要扭轉這一趨勢卻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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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國全國總和生育率降至1.09，遠低於2.1的更替水平；65歲以上人口佔比超過15%，勞動人口比例持續下滑。「中國的人口自2023年開始負增長，警告早在二十年前已發出，如今的政策轉向，只是太遲的覺醒。」報告寫道。
報告表示，過去四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留下了沉重的陰影：被迫絕育與墮胎的記憶尚未消散，性別失衡與小家庭觀念根深蒂固。報告形容，北京如今「必須逆轉自己製造的社會結構」，而年輕一代「早已習慣於小家庭、不婚或丁克的生活方式」。
自2015年起，中國陸續放開二孩、三孩政策，但該報告指出，國家並未真正退出家庭領域。「計劃生育體系依然健在，只是換上鼓勵生育的外衣。」
2021年修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強調「家庭是社會細胞，女性在生育與養育中具有天然角色」，並規定「國家支持適齡婚育」。報告認為，這種「以生物學為依據的道德號召」使女性再次被固定為母職角色。
更具象徵意義的是，「生育」已寫入《國家安全白皮書》。在官方話語中，「人口安全」被視為維繫經濟、科技與軍事競爭力的關鍵——一種「將生育納入國家戰略的安全化轉向」。
在政策層面，中國推出了首個全國性育兒補貼：每名0至3歲兒童每年3,600元人民幣。報告稱這一金額「杯水車薪」，僅為平均養育成本的八分之一。地方政府動作更快：四川攀枝花與湖北天門率先實施現金補助、延長產假、購房優惠，被中央媒體譽為「可複製的成功樣本」。然而，這些地區也顯示出一個事實——鼓勵政策往往帶來短期反彈，難以改變長期趨勢。
與此同時，宣傳攻勢不斷升級。自習近平提出「積極培育婚育新風」以來，各地陸續舉辦集體婚禮、婚俗改革活動，並要求高校開設「婚戀教育課程」。一名地方官員被引述稱，年輕人「結得少、生得更少」，必須「用新文化喚醒責任感」。但現實卻諷刺地相反：2024年全國結婚登記跌至歷史最低，僅610萬對。
此外，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特別指出，「人口安全」正在壓倒女性權利。報告援引多項地方政策，顯示對單身女性凍卵、非醫療性墮胎及男性絕育的限制愈發嚴格。2023年成都法院甚至裁定「未經丈夫同意墮胎侵犯男性生育權」，引發輿論震動。「過去被迫墮胎，如今被逼懷孕。」一位網友在微博上的評論被報告引用，成為社會反感的象徵。
在網絡空間，年輕女性不斷發問：誰能負擔得起孩子？誰來承擔職場歧視與育兒成本？《三聯生活周刊》報道一位母親說：「我從小鎮考上名校，卻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當留守兒童。」企業界同樣怨聲載道——全國婦聯代表李承霞指出，「企業為產假埋單，直接導致不招25至35歲的女性，這是一種制度性歧視。」
最後，報告總結性評價中國的生育政策為「太晚、太少、太像命令」。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在結論中指出，北京在舊有社會工程與現代福利思維之間左右為難：「若將生育完全納入國家安全範疇，強制與宣傳的結合將侵蝕社會信任，並可能引發反彈。」
作者認為，這一輪「鼓勵生育運動」行動過晚、投入過少、方式過於行政化，難以扭轉人口下滑。隨着中國籌備紀念《北京宣言》三十周年的全球性會議，政府或將高調宣揚婦女進步——但現實中的女性，仍被捲入一場以「國家未來」為名的身體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