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編者按：獨立媒體「WOMEN我們」近日發表文章《信仰抗命：中國家庭教會浮沉錄》，講述了中國家庭教會在日益嚴峻的政治環境下，如何通過「信仰抗命」的傳統堅持其獨立性。
文章回顧了家庭教會維權行動的演變。從21世紀初以蔡卓華案為代表、維權律師積極介入、爭取公共空間和法律權利的「公民社會活躍期」，到如今的「嚴冬」時期，教會的抗爭策略與外部環境均發生了巨大變化。早期，以王怡、范亞峰等為代表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和律師，試圖通過法律途徑推動宗教自由，並使教會公開化、合法化。然而，隨着政府推出新版《宗教事務條例》和強力推進「宗教中國化」，打壓全面升級，標誌性事件包括浙江強拆十字架和成都「12·9秋雨教案」。面對系統性壓制，教會的重心從追求世俗權利轉向為信仰本身作見證，將「為信仰坐監」視為一種獨特的良心見證，即使被迫轉入地下和原子化，也堅持信仰的純潔性與獨立性。
以下為本文內容節選：
三十年前，一首由讚美詩唱作人小敏譜寫的《中國的早晨五點鐘》，成為中國宗教政策相對寬鬆時期家庭教會在農村復興的寫照。它在家庭教會內口口相傳、甚至成為彼此相認的暗號。如今，李英強視「中國的下午五點鐘」為家庭教會「後三十年」的開始——2018年，隨着基督教全國兩會宣佈正式啟動《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綱要（2018—2022）》，激烈的政教衝突將再次來臨。在李英強看來，基督教中國化政策的本質是馴服，這與同化乃至消滅教會無異。他希望借禱告會凝聚和激勵更多家庭教會和傳道人，在這個時代站出來。
「中國公民社會今天幾乎寸草不生。教會作為其中有機且重要的組成部分，能夠繼續活躍、保持生命力、在艱難中成長，為主坐牢是極其重要的。在系統性、結構性的不公不義面前，社會轉型總要有人付出代價。」李英強說。在他看來，真正重要的不是早年維權運動所關心的權力（power）或權利（rights），而是福音本身，「為信仰坐監的基督徒群體是一種獨特的良心見證現象，不止震動監獄，也要震動整個社會的良心。」
蔡卓華案被稱作「中國家庭教會第一案」。憲政學者范亞峰發起組織了八人維權律師辯護團，除他外還有高智晟、張星水、金曉光、滕彪、許志永、陳永苗、王怡，其中後三位因手續問題被拒絕出庭辯護。藉助互聯網和國際組織的輿論聲浪，長期處於地下的家庭教會由此邁入公共空間，信仰自由問題成為當時轟轟烈烈的公民維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滕彪當年寫下的庭審實錄，法庭辯論中，首先發表無罪辯護意見的張星水律師，直指世俗法律不應踐踏宗教自由的原則。然而，有關信仰自由的論述，被法官游濤以「與本案無關」為由打斷十餘次，一位陪審員甚至當庭稱「再這麼講我就棄權退出法庭」。對此，高智晟律師嚴肅抗議，提醒法官和陪審員承擔法律義務，理性和平靜地面對律師發言。
當事人蔡卓華也在答辯中推翻偵查階段口供，直言被誘導和威脅作供，「國保（國內安全保衛）的人威脅我說，傳播聖經是信仰問題，和政治掛鈎，很嚴重的。要往經濟上靠。」
2005年，《亞洲周刊》將14位中國維權律師評為當年的「風雲人物」，讚賞他們「不畏強權，以憲法為武器，善用互聯網力量，為十三億中國人民維護憲法賦予的權利，推動中國民主與法制建設」。其中，代理蔡卓華案的律師就有5人，高智晟和王怡更是在代理案件後決定皈依基督教。而當時，已有評論指出，不應忽略維權運動中的基督徒維權人士或律師，或是維權運動發展中的基督教元素。
在中國，「家庭教會」可以上溯到上世紀50年代。1949年中共建政後，政府強調「宗教必須與帝國主義決裂」。1950年，在以自由派為主的基督教領袖推動下，《三自宣言》發表，標誌「三自愛國運動」啟動，要求教會「自治、自養、自傳」，接受政府領導。1958年，在政府推動的「聯合崇拜」下，許多教堂關閉，不同宗派的教會被強制合併。以王明道為首的基要派基督教領袖，堅決認為「三自」屬於「不信派」而拒絕加入，後被指控為「反革命」入獄。
在他們的影響下，各地轉入地下聚會的「家庭教會」逐漸萌芽，尤其當「文革」時期宗教活動被取締、「三自」教會也被迫解散時，家庭教會成為保留信仰的火種彌散開來。
中國宗教問題專家張坦曾在公開講座中分享道，中國家庭教會發展早期階段的特點是「農村包圍城市」。有河南農村傳教人分享稱，他們當初聚會只能深更半夜進村，「不但躲避人還要躲避狗」，因為一旦狗叫，就會引來民兵圍剿，傳教人抱着聖經赤腳拼命奔跑，逃出圍困時才發現腳上已經血肉模糊。
「文革」結束後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宗教政策相對寬鬆，基督教家庭教會率先在農村復興，尤以河南、安徽、山東、江蘇及浙江溫州等地的農村最為蓬勃。這批民間自發興起的教會，重視祈禱醫病、趕鬼、異夢等經驗性的「神跡奇事」，更容易形成以教會領袖為中心的家長制「人治」模式。它們強調「他世」而不關心現世，避免涉入社會公共事務。
2023年9月，皮尤研究中心發佈的一份評估中國宗教信仰情況的報告認為，自2010年以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便停滯不前。該機構綜合分析了多家中國境內學術團體的調查及官方數據表明，中國自認基督徒的成年人從2010年的2320萬人下降到2018年的1990萬人，參與「有組織的宗教」活動的比例也從40%降至35%。
「在一個日益敵視宗教的環境中，誰會願意回答有關宗教的調查問題？」楊鳳崗曾公開質疑調查結論，認為它離真實情況有距離，但報告仍有讓他「感到盼望或正向的部分」——「儘管 中共當局對宗教的壓制加劇，但有相當一部分宗教信徒敢於向陌生人公開承認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動。換句話說，調查里的基督徒比例意味着，這些基督徒是最堅定、最敞開的基督徒，他們敢於在日益惡劣的政治環境裏公開自己的宗教信仰。」
據楊鳳崗觀察，儘管目前中國教會正處於「嚴冬」，仍有許多新的信徒接受洗禮。「人們聚會的願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一些基督教會採取游擊戰術，經常變換聚會地點。如果他們的聚會被警察和宗教事務官員發現，可能會遭到破壞和驅散。教會領袖可能會被拘留或罰款。然而，中國基督徒仍堅持遵守『不可停止聚會』的教導。」
「12·9秋雨教案」後，在牧師缺席的情況下，秋雨教會被迫放棄過去20年在「教義、教制、教職、教產」等方面的建造和積累，退回原子化、小組化、地下化的狀態。在公安部門威脅下，教會堅持不改名，也不與王怡割席。
「一步退，步步退，信仰的持守往往就是從細微的地方開始鬆懈、退縮，以至於到後來一退再退、退無可退、潰敗崩潰。」李英強在一封牧函中這樣解釋「堅守陣地」的初心，「逼迫者的目標不是讓我們『合理合法』，而是要我們放棄信仰中非常重要和關鍵的許多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