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所謂制度變革的手段就是由國家控制貿易，由國家供銷機構取代部分的市場，以至於由國家在不同程度上與日俱增的控制生產，使農民不能不出售餘量，不能不從事商品糧食的生產，不能不進行不等價交換。農業集體化，按斯大林的意旨，就是要農民乖乖交出貢款來。
這個斯大林牌的蘇聯發展模式，毛澤東是照單全收，奉為圭臬的。斯大林所謂「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說法，令毛見獵心喜，這正是他所要的。
記得二次大戰的新聞畫報中，有一張圖片令我印象深刻。那是德國軍隊攻入蘇聯，集體農場裏的農民衝出鐵欄，張開雙臂，熱烈歡呼的場景。在他們眼裏，德國部隊是來解放他們的。對他們來說，集體農場是他們的夢魘。
土改後的中國農村與蘇聯農村有相似之處嗎？不消說，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有差別，農業勞動在開放空間，受自然條件的影響。這方面兩者是相同的。但差別在於蘇聯式的大規模生產單位有「規模經濟」的優點（如支持生產的活動），也有「規模不經濟」的缺點（直接生產方面的組織管理問題），何況還有地理條件的差異，能不考慮因地制宜的必要嗎？能夠盲目強調大規模生產單位的優越性？
事實上，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在農業全面集體化後糧產的減少，就是一個警訊。
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資源分配，在工業上的投資占投資總額的48%，而在工業部門中，85%以上的投資額分配到重工業，農業投資在總投資額中只佔8%。重工輕農的程度比起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問題是，當時中國農業生產的水平要比二十年代的蘇聯更加落後，按人口計算的糧食佔有量只有蘇聯的一半，可是人口/土地的比率卻高得多。佔全國人口80%的農民生活最苦，為抽取農業剩餘的嚴苛作法，使得農民經年累計處於飢餓或半飢餓狀態。比較起來，城市居民和工人生活雖苦，起碼還有固定工資收入，有口糧、生活用品的定量配給，生活還有保障。
按常理說，這些實情是否幫助以農養工應該放緩？農業集體化必須放慢腳步？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也應改弦易轍？增加輕工業和消費品工業生產的比重？但在當時，提出這些問題就等於是對基本國策的挑戰。
作為中共的領導人，毛澤東不但不認為加速、加快，急於求成，急躁冒進的作風是錯誤的，也不認為那是左傾盲動。他反而堅持在發展策略上不應放慢腳步，改弦易轍不可取。但在資金困窘的情況下，又如何另闢蹊徑？他想要打破陳規，以一種更激進的方式來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所謂陳規，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關聯的正統論說。他想要把生產關係作人為的提升，化為一種促進生產力，有助於發展的動力。
草鞋無樣，邊打邊像
在美好的願景之下，似乎不必訂下什麼經濟指標，也沒有什麼具體藍圖。有的只是湖南的一句老話，「草鞋無樣，邊打邊像。」若說中共官方後來含糊其詞，將可以說成是「左傾」錯誤的起源，還不如說這是毛澤東個人「唯意志論」的表現。源頭就在於共產黨組織的「一元化領導」，以及「東方紅，太陽升」的洗腦聖歌所烘托出毛的一種偽「神性」。共產黨內部沒人敢頂撞他。
所以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就這麼登場了。
魯迅當年在「淡淡的血痕」一文中，曾描述「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來和未生。」受過延安時期嚴酷的整風洗禮的共產黨幹部，被要求對上級的絕對服從，絕不做「叛逆的猛士」，而是做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的「螺絲釘」，拋棄個人主義，投入社會主義。摒棄疑慮，絕對服從，下級服從上級，全體一起效忠擁戴「共主」毛澤東，甚至為討好他而弄虛作假。
畝產萬斤的衛星田，鬧到連最高領袖也開心的抓起一把稻穗說，「也要考慮怎樣吃糧食哩！」不然弄出這麼多的糧產怎麼辦呢？挑戰陳規，造土高爐，挨家挨戶把鍋碗瓢盆都收繳了去煉鋼，不錯，那個過程確實是熱火朝天，結果呢？煉出一推堆無用的廢鐵。在經濟學上，這叫做無效生產，投入的鍋碗瓢盆叫做非生產性投資。可是在當時，給反右運動嚇怕的專家學者，個個「夾着尾巴做人，」誰敢吭聲啊？
就是有名望的經濟學者，如薛暮橋，因具有幹部和政府機關首長身份，即使在文革後（1979）出版的專著，也只是輕描淡寫的點到目前為止，避免在左傾思想的「根源」上着墨太多，以免干犯永遠無須「問責」的最高領袖的龍飈。
那位「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彭德懷，就因為以老戰友的身份，在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吐露大躍進期間農民的心聲，批評毛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症」。結果在毛的復權鬥爭中被投獄慘死。這是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鬥爭嗎？實際的情況有達到「階級鬥爭」的高度嗎？這位彭大將軍轉達的其實只是湖南鄉下農民卑微的訴求：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鉺去，收穫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呼。
在熱火朝天的躍進狂潮下，1958年秋季中共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後，公社廢棄了家庭副業生產，取消了自留地，等於剝奪了農村婦女從事家庭副業的機會。以這些收入在農業整體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來看，大躍進的失敗是註定的。靠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進共產主義，這種毛氏加速「過渡」的願景在現實上也維持不了多久。還有什麼「主觀能動性」嗎？不久之後，最突出的現象是全國各地出現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
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
我陸續為香港《抖擻》雙月刊寫的分析評論，從建立「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範疇開始，繼而批判「蘇聯模式的理論基礎」，並由此鋪展開來，討論蘇聯模式與中共的農業集體化政策，解析大躍進與不斷革命，也就是毛澤東激進路線的確立。也談論了毛派門徒對於「資產階級法權」概念的政治運用。（有趣的是，美國有些狂熱的左傾華人一度到大陸取經誦經，傳達了「最高指示」，卻一時搞不清楚「哥達綱領批判」是什麼碗糕。實際上，研究西方世界的烏托邦思想的Frank Manuel1976年已在Daedalus季刊冬季號討論了哥達綱領批判從1875年開始的百年歷史沿革。）我也論述了毛主義與反修運動，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後出現的短暫中國式的「新經濟政策」和因此激起的毛澤東的復權鬥爭。此即文化大革命所映照的行動中的毛主義。對老戰友如彭德懷、劉少奇的鬥爭極其殘酷，以致他們慘絕人寰地死在監獄中。
說起來，所謂中國式「新經濟政策」，只不過是廢止了供給制，解散了食堂，讓人民公社名存實亡，讓老百姓修養生息而已。可是堅持階級鬥爭的毛澤東，對此當然不會善罷甘休。彭德懷因而抱怨，「唉，才吃了幾天飽飯，又.....」。最後我也評論了毛主義的局限。
我的分析取向是現代化大前提下中共的經濟發展策略。後經余英時、劉述先兩位前輩先生的推薦，集結成《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一書，以學名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時間上頗有延宕。在毛後中國知識人為國家謀出路的氛圍中，有位來紐約的訪問學者告訴我，我在《抖擻》上寫的評論（當然是老姑媽式的嚴肅文字），曾被社科院某研究所列為討論資料的內參。北京大學研究現代化理論及比較現代化進程的羅榮渠老教授，是該校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他訪問紐約時曾約見，問我是否願去北大交流，我坦白相告，公務員身份無法請假。後來我發現他在過世前出版了《現代化新論》。更令我驚訝的是，在同門翟志成教授的著作的引述中，我發現原來羅榮渠當年在北大求學時，曾是吒叱風雲的左翼學生領袖。這和曼哈頓山王飯店坐在我對面的循然老者的形象完全兜不起來。
楊小凱這封1984年寫的信（1984/6/29），顯示出他在理論思考上的深入縝密。（作者提供）
毛思想的反動性
楊小凱看了我的《抖擻》文稿後，來信直率的批評我對社會主義制度研究的背景基礎不夠。「述而不作」，固然使人了解毛澤東的經濟思想，但缺乏深刻的理論背景，因此在理解上也浮於表面。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完全破壞了財產所有權概念，破壞了自由價格制度傳輸信息的功能，財產所有權與自由價格制度相結合的反饋調節機制不能起作用，所以在社會主義國家強調市場功能，馬上與企業的官僚任命制和價格制度僵化、沒有資本市場、勞力市場這些社會經濟基礎結構上的致命缺陷有矛盾。
楊小凱這封1984年寫的信（1984/6/29），顯示出他在理論思考上的深入縝密。這的確是他的長項，也是我所不能及的。他強調毛的思想的反動性其根源是馬列主義經濟思想反動的一面的發揮，也是社會主義制度這種歷史的怪胎（或稱之為一種寄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如從制度危機或這種制度的機制特點這種大背景中去討論毛經濟思想的反動性，可能更會有深刻一些的透視。
楊小凱又指出，對毛經濟思想的評述是否能收集中共經濟制度實際運行的更多材料，把它與實際經濟制度的運行對照起來。例如，中國價格制度重大的歷史性事件是1966年反經濟主義妖風時宣佈凍結物價和工資，這一凍結就是十來年，使中國的價格制度完全失靈，因而在一種有相當工業基礎的社會化工業生產水平上，完全依賴實物分配，物物交換進行資源分配，價格制度徹底失靈，造成計劃人員不得不用一種類似影子價值的辦法，估計各種物質在計劃中的重要性，造成各企業單位必須用計劃外物物交換的辦法才能使計劃勉強實現。這比蘇聯走得更遠。
這種幾乎完全的實物分配方式也可說是經濟史上的奇蹟。他認為由於中國人聰明的秉性，在這種空前僵化的制度下，發展出一個發達的影子市場，由計劃機關，私人關係中的各種走後門，物物交換，拉關係形成一種無形的龐大實物黑市。它起着調節經濟的輔助作用，這在世界經濟中也是一種奇特現象。這都是毛的純政治方式管理經濟的後果。這是毛的理想的實際效果，也是馬列理想的實際後果。楊小凱認為如果能在討論毛的經濟思想時，以中國經濟體制實際演變的後果為基礎，則對毛的經濟思想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楊小凱最後表示，如果要他寫這個題目，他會在上述兩個方面做更多的文章。
話說回來，我所着眼的是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在領導人唯意志論的驅使下，會如何的肆虐，造成國家的災難。這可從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令三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慘痛教訓，以及文革「浩劫」造成的生靈塗炭結果來證實。諾獎經濟學家Amartya Sen指出，大躍進造成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在民主制度的國家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對過去的檢討證實：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加上領導人頭腦發脹的唯意志論，的確會造成災難：
1961大躍進後的饑荒年，GDP增長率為負16.2%;人均GDP實際增長率為負26.4%
1976毛死之年，GDP增長率為負1.6%;人均GDP實際增長率為負3.2%
文革浩劫之後，號稱偉光正的共產黨要「撥亂反正」，但能夠防止一元化領導2.0的重現嗎？
※作者殷惠敏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誰怕吳國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