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死後的「撥亂反正」氣氛中，大陸學者李洪林的文章，特別是一篇「讀書無禁區」，對我很有吸引力。當時的氛圍似乎有點像1954年蘇聯作家愛倫伯格 Ilya Ehrenburg的小說《The Thaw》所描寫的「解凍」情狀。我想，讀書無禁區，思想也應該無禁區（思無邪），言論也應該無禁區。我不知道大陸知識分子怎麼想，我按照自己對文革的認知，在紐約《北美日報》的論壇版連續發表了四篇「論批毛是大勢所趨」的文章。
共產黨縮手？
不久，香港的《抖擻》雙月刊來約稿，希望我寫點現代化理論、發展經濟學的東西。我到香港旅遊時，遇見了在新亞書院教書的業師徐復觀先生，他希望我的論述能夠着重指出，文革浩劫後，共產黨在哪裏縮手，哪裏就有生機。這是他在香港近距離觀察中共動向的心得。
也是在這個時期，1980年5月29日，廖承志赴美治病後經港返國，由香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安排，新華社香港分社王匡社長作陪，同徐先生見了面。起初兩人繞着圈子說客套話，徐先生接着表示他要向中共提出四條意見：
（1）既然國際形勢決定了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不能對台灣動武，中共的民主法制又無進步，希望中共不要談統一問題，以免引起彼此感情上的刺激;（2）中共黨員的人數太多，三千八百萬人，對老百姓是一個負擔，對共產黨也是一個負擔，應該去掉一半，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都好得多;（3）私有制是人類文明的起源，恢復私有，讓人能夠恢復創造能力。如果連生存權利、生存條件都受支配，社會很難進步;（4）馬列主義是外來的東西，比之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部分，後者更講得清楚，更易被中國人接受。徐先生希望中共能發揚傳統文化中的民主主義思想。廖承志對前面三點還唯唯諾諾，對於第四點，他就直截了當的把「傳統文化」化約為「封建」兩字，表示無法接受。徐先生只好一笑置之。
如今，共產黨員人數已是九千多萬人。雖不是全民皆黨，但共黨幹部所佔比例之大，堪稱世界之最。有些大陸經濟學者現在也公開抱怨「吃皇糧的人太多」（向松祚），「制度成本太大」（周其仁）的問題。中共當權者則祭出不可妄議中央的警告。這讓人想起上世紀初慈禧鼓動義和團暴亂時，上書進諫的朝廷命官立山、許景澄被斬首的理由，正是「任意妄奏」。
回到八十年代初。順着中共的「撥亂反正」，徐先生的建言是出於老成謀國之心，尤其是在私有制問題上，他的建言是秉承孟子所說「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的道理，反映先民的智慧。只可惜廖承志的知識水平不足。但徐先生要我在現代化的論說上闡明共產黨在哪裏縮手，哪裏就有生機，卻分明是一件大工程。共產黨一向講求控制，全面控制是最佳狀態，連饑荒出外討飯都要公社打路條，蔣介石的下堂妻陳潔如在大躍進後的大饑荒時期逃到香港，還要周恩來特別開路條才能成行。文革後「撥亂反正」，官方提出四個現代化，魏京生在民主牆上貼大字報，倡議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立刻就犯了禁令。共產黨怎會縮手呢？
徐先生是老成謀國，我是台灣背景，至多只能算是陸放翁所說的「位卑不敢忘憂國」，所憂之國是共產黨佔據的山河大地。對於共產中國，我實在所知不多。愛票戲的侯榕生，生前於七十年代回國探親，她的親戚晚輩連她手上的便宜小打火機也當寶貝，我的直覺是中國消費品工業之落後，確實堪憂。
共產黨員人數已是九千多萬人。雖不是全民皆黨，但共黨幹部所佔比例之大，堪稱世界之最。（維基百科）
然而，必須承認，西方現代化理論和共產中國的現實有很大的差隔。
八十年代初，西方學界仍然受到羅馬會社（Club of Rome）提出的《成長的局限》（The Limits to Growth）和英國經濟學家舒麥加（E. F. Schumacher）的文集《小即是美：以人為本的經濟學研究》的流風餘韻的影響，在經濟政策上倡導的是小型、適當的技術，而非「越大越好」的建設項目。這和社會主義國家動輒追求巨無霸型建設的作風是大相逕庭的。對於落後地區經濟發展，聯合國經濟開發部門當時倡議的是「適宜技術」或「中間技術」。發展策略必須從現實出發，考慮到人民生活的需求是第一要義。
可是回到歷史上看，落後國家追求發展的路徑與特徵卻非如此。出生於烏克蘭奧德薩的經濟學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henkron）1962年出版的《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反而更能幫助問題。格申克隆曾歸納出落後國家追求工業化的六個一般性命題，也就是：
（1）一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它的工業化愈有可能以一個突然的大衝刺方式開始，以相當高的製成品生產的成長比率進展;
（2）一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它的工業化愈強調大工廠、大企業;
（3）一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愈強調生產物質而非消費物資;
（4）一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對人口消費水平所施加的壓力愈大;
（5）一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特別的機構因素所發揮的作用愈大，其目的是要增加對新生工業的資本供應，此外並向它們提供較不分散和更周詳的企業指導;一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這些因素的強制性和全面性也愈顯著;
（6）一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其農業愈不容易發揮任何積極作用，向正在成長的工業提供一個不斷擴張的工業市場的有利條件，這個工業市場是以日漸提高的農業勞動的生產力為基礎的。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維基百科）
以俄為師，以農養工
就格申克隆揭櫫的這六個命題看來，中共五十年代初的經濟發展策略，走的是一條更為極端的路徑。當年中共「以俄為師」，發展策略完全是蘇聯模式的翻版。正如毛澤東所言，向蘇聯「一面倒」是國策，所以蘇聯模式是發展的基本方針，「超英趕美」是原動力。在這個前提下，民生需求是次要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農業集體化的方針是第一要義。在中共決策人眼裏，均衡發展的觀念根本是不存在的。當時，蘇聯答應援助中共一百五十六個基建項目，但資金短缺是個大問題。在大多數人口從事農業的國家，50%以上的國民收入來自農業部門，農業自然成為資本積累計的主要來源。這是以農養工政策的依據。
在1953年9月中旬的政府國務會議上，梁漱溟以政協委員的身份為民請命，認為新政策的施行造成嚴重的「剪刀差」，「以農養工」的結果，「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這句話脫口而出，使得毛澤東勃然大怒，氣急敗壞的對梁漱溟展開潑婦罵街式的人身攻擊，說什麼「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梁漱溟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反動透頂。一大堆髒話。後來在《毛選》第五卷中關於《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的記載，已經是一個去除了髒話的版本。
為何梁漱溟的批評令毛氣急敗壞？因為在當時的情況，按照蘇聯模式「以農養工」，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基本國策，梁的批評等於是對基本國策的挑戰。但毛的謾罵是不成體統的。誣指梁是「用筆桿子殺人」，尤其不妥當。實際上，梁漱溟不只是個儒學學者，在抗戰之前他已身體力行推行「村治」，搞鄉村建設，對農村農業問題的了解，絕不在毛之下。而且，梁漱溟是毛的長輩。當年毛和楊開慧住在北京丈人楊昌濟教授家時，每一回梁漱溟教授來訪，都是毛去開大門。毛能在北大中文系圖書館謀到一個搬書雜役的差事，也是靠他丈人托文學院院長李大釗幫的忙。
這裏要談一個有趣的小插曲。在毛澤東棄世十二年後，梁漱溟在汪東林的「訪談記」中，居然承認自己當年為民請命時，「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威信，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干過火的話。」梁漱溟的反躬自省，也許是在大陸受訪的表達範式，或是一種儒者風範？但同門翟志成教授頗不以為然，他在美國《世界日報》（1988年4月5日和6日）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認錯」，祈求漱溟先生收回他的認錯。梁漱溟也透過親屬晚輩作了答覆。兩個多月後，九五高齡的梁漱溟就去世了。
不論是梁的擇善固執也好，毛的潑婦罵街也好，中共領導人當時要捍衛的基本國策，是容不得任何挑戰的。
然而蘇聯模式應用於1950年代初的中國，卻是困難重重的。當時蘇援不多，很大部分還是用貸款的方式。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FDI（外來直接投資），中共又視歐美為天敵。。薛暮橋後來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中，直率的承認「為着優先發展重工業，不能不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農民的生活和農業生產的發展。」身為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進一步幫助，當時的情況是，重工業建設需要的大量資金，主要來自農民，因為那時重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只佔百分之八，不可能提供多少積累。輕工業表面上提供的積累比較多，但是它的原材料主要來自農業，它的積累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廉價買進生產原料，再向農民高價賣出成品（例如紡織業），通過不等價交換從農業轉移過來的。農民提供的農業稅數量不很多，但通過不等價交換所提供的積累比農業稅多幾倍。更加嚴重的是，由於工業生產發展很快，城市人口增加很多，糧食、棉布和副食品的供應開始發生困難。為着保證城市供應，國家不能不實行糧食、棉布的徵購、統購，後來又加上肉、蛋等副食品的派購，並實行糧食、棉布和某些副食品的定量供應。徵購、統購、派購限制了農民自己的消費。徵購糧食過多，農民口糧減少，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段簡單明白的鋪陳，就是梁漱溟所說的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的最佳註腳。
蘇聯模式的困境
因此，從發展策略的角度來看，我的認知是，追溯問題的源頭，首先就必須批判蘇聯模式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原先關於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公式，事實上只是在假定資本主義社會各個不同部門之間的產品是按比例進行分配的前提下，幫助實現再生產的條件，這裏並未涉及」優先性「的問題。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品的生產這兩個部類的增長速度，在馬克思的公式中，並未確定有任何規律性，所以也導不出「優先」增長哪一個部類的含義。實現擴大再生產，列寧在論所謂市場問題一文中，也承認從馬克思的公式根本不能得出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比第二部類（消費品的生產}佔優勢的結論。當然，納入技術因素有可能改變兩者的對比關係，但特定時期的現象能否說成規律也成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