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國青年》刊登了那封署名「潘曉」的長信——《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
那年我十六歲，還在讀高中，和許多同齡人一樣，對那封信引發的驚濤駭浪渾然不覺。直到多年後重讀，我才恍然明白：那不僅是一個時代的心聲，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初戀。
四十多年過去了，「潘曉」之問突然又一次浮上心頭。我不禁長嘆：我的律師路啊，怎麼竟也走到了盡頭？
高中時，我也曾滿懷憧憬。社會正在開放，國家走向改革。我總以為，我們這一代，註定擁有比父輩更寬廣的天地。後來選擇法律、走上律師這條路，是因為我真心相信：法律，是社會的最低道德，是文明賴以立足的秩序。我曾以為，這是一條明亮、正直的路。
可我從未想過，這條路竟會越走越窄，窄到無路可走。
十五年律師生涯，是一段從熱望到困頓的漂泊。起初，辦公桌上卷宗堆積如山，忙碌中洋溢着充實。我那時天真地以為，正義終將在程序中得以實現。
可後來，年檢被卡、轉所遇阻、執業證遭註銷……「重點人員」這四個字，像一堵看不見的牆，把我牢牢困在邊緣。
我辦過不少所謂「敏感」的案件：有人因言論惹禍，有人因信仰受挫，有人因維權遭遇重判。法庭，本應是公正之地，有時卻像一出早已設定結局的戲劇。縱然辯護詞再周密，也難以改變那份未曾公開的「安排」。
2008年，我第一次感到這條路上的寒意；2011年，我經歷了強迫失蹤；2012年，不得已註銷了自己擔任主任的律所；2015年7月，那場席捲行業的風暴，我也未能倖免。風浪過後，我曾盼望一切慢慢好轉，現實卻等來更深的困境——不給年檢、轉所無門，最終，執業證也被註銷。
多麼諷刺，潘曉在希望的起點發出困惑之問；而我，卻在希望的盡頭留下嘆息之音。那個時代的青年迷茫於「人生意義」，卻始終相信未來可期；而我這個時代的律師，困頓於「職業尊嚴」，竟連談論明天的勇氣都已喪失。
有人說，這只是陣痛，總會過去。可我明白：有些風暴是一時的，有些，卻從此紮根，成了長久的天氣。
我曾以為，律師這條路能通向無窮的遠方。可越往前走，越發看見它的狹窄與崎嶇，重重關卡，處處壁壘。這一路，我懷抱信念，也背負孤獨；在法律與現實之間的縫隙中穿行，一次又一次向自己發問：何為正義？歸途何在？
如今，我只能站在這條路的盡頭。腳下的土地正一寸寸融進黃昏，那些我曾承辦的案件、陪伴的當事人，都漸行漸遠，化作天邊沉默的背影。
風穿過空蕩的街道，捲走了白日的喧譁，也帶走了我微弱的聲音。我伸手想抓住什麼，指尖觸到的，卻只有時間流逝的餘溫。
回望來路，一切清晰得近乎殘酷——原來這條路，從未寬闊過，也從未恆久過。它短得讓人心顫，又真實得令人無法移開視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