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冬天，「二店」會掛上很厚的棉帘子，小孩不用勁還掀不起來，門帘的邊緣被人手蹭黑了一片。當時王府井百貨大樓也掛如此的門帘，也如此之髒，但門帘之後卻是亮堂暖和，而祿米倉的副食店內總是黑天黑地，內外氣溫差別不是很大。但當時我倒沒覺着冷，因為若隨我老保姆去，我很可能會得到一塊巧克力糖。老保姆那時還不到五十歲，但看在我眼裏，她已經很老了。聽家裏人說，她的丈夫被抓了壯丁，一去無回，唯一的孩子又夭折。她先是在四川我老家幫傭，後來隨着我父母來北京。我上幼兒園後，她就給別人家幫傭。離開我家之後，她又結過一次婚，嫁的是一個北京土生土長的炊事員，我記憶中還有她婚禮的片段——鬧新房的人逼着新婚夫妻一起吃葡萄。但婚後不久，那個男人就開始打她，他們離了婚。
我和褓姆及表哥的合影
她不識字，人極老實，個子非常矮小，大概不到一米半，做事似乎也不很利索，我還記得母親時常抱怨。大概在我四、五歲時，另一個保姆要回四川，對我的老保姆說要為她帶錢回四川去存。大概想到自己是孤身一身，她竟然給了那人二百元，結果可想而知。這件事一直是我母親數落她的話題。數落歸數落，但後來她又借錢給人，當然都是有借無還。
我們小時候買零食都是按分錢計算的，三分錢一堆兒的山裏紅，三分或五分的冰棍兒。一次我表哥得到六元壓歲錢，他正式在銀行開了戶。後來連本帶利是六元二角一分，他高興得跟中了樂透似的。巧克力糖屬於高級糖果，一塊塊包着銀紙賣，怎麼也要一塊錢上下。有時老保姆帶我去買巧克力，有時她預先買好了，在胡同里偷偷塞給我，那巧克力擱在她的口袋裏，因體溫都有點變軟了。年幼時不知道生活艱難，但心裏卻明白，她很疼愛我，這糖是別人吃不到的。我母親個性急躁剛硬，加上外界壓力，鮮少好心情。我父親生性快樂輕鬆，可是我三歲時他就被劃成右派去東北勞改，老保姆是唯一溺愛我的長輩。雖然後來她也帶過幾個孩子，但好像我是她永遠的唯一的孩子，至今我還記得把頭埋在她的懷裏，聞着她衣服上煮飯的味道，暖暖的。
一九六九年，北京很多機關都去了幹校，我們也不例外，她幫傭的那家去了河南，房子被單位收回。街道給她安排了一間西房，大小能放一張雙人床，一個吃飯桌和一個火爐。她沒文化沒工作沒親人也沒有生活來源，於是我母親每個月從東北寄給她十元錢。她靠這點錢，或許還有一點其它人的接濟過了三五年。那時我已長大，知道十元錢的分量，再想想小時候吃的那些巧克力，才明白她多麼節省，對我有多好，由此也想到她被騙走的是多麼大的一筆錢！
三、史家胡同五十七號
大概是一九六O年，我姑媽的長女，大表姐康和考上大學，當時我還未上小學。高考之後，她從四川來京看望她的祖父康心之老先生（1893-1967年12月21日），我稱之為康爺爺。當時康家住在史家胡同五十七號，表姐接我去同住。五十七號是個四合院，黑色院門，門樓破舊，院內青石鋪地，榴花火紅。北京人喜歡種石榴，有「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一說。康家不是北京人，石榴樹很可能是房東種的。
說起來，康家在四川是大戶人家，大到什麼程度呢，不妨將康心之的二女兒康岱沙女士（我稱作岱沙姑媽）在《我的引路人周恩來夫婦》中的回憶摘錄如下：「我家是四川有影響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我的大伯父康心孚（1884～1917）是老同盟會盟員，和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是同鄉至交，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和李大釗也很要好。我的二伯父康心如是四川美豐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我的父親康心之經營廠礦、地產、金融，還辦了《國民公報》。我的四叔康心遠是寶豐公司總經理。我家和國民黨許多黨政要人及地方實力派、民主人士多有往來。」
若說康家當時的影響力，也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完，我只對岱沙姑媽的回憶做些補充。自戊戌變法起，康氏兄弟就與時代風雲人物有交往，並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歷史。康心如在其遺稿《章氏叢書》中回憶道：「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間，章太炎師被袁世凱軟禁北京錢糧胡同。余每從上海至京必去請益。師欲將平生著作編為叢書印行，余慨然承諾印行之責，適余任滬自設右文社以印書發行為業，故敢任此。返滬後，仿鄧秋枚（實）印行之風雨樓叢書格式，排成樣張，攜京審定，師極為欣賞。晉謁時，呼女同看，匆匆一視即至案頭，蓋已盛妝將出也。師有不悅之色。是晚自縊死，始終不解是何原因。師作《亡女事略》……全書約一年余方完成。分訂為二十四冊。」（注一）
抗戰期間，康心如被國民黨政府指定為重慶參議會的議長，據說後來流傳的「陪都」一詞就是他發明的。康心之的長女婿張平群曾任國民黨駐紐約總領事，次女康岱沙於一九三八年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後在重慶為共產黨做了許多秘密工作。其間兩次接到特務的恐嚇信，後被綁架送入監獄。我祖父李肇甫（伯申）以身家性命將她保釋出獄（注二）。她與陳叔亮於一九四六年成婚，主婚人是葉劍英。後來陳叔亮出任中共駐柬埔寨和羅馬尼亞大使。
康心之老先生個性豪爽，仗義疏財，好交際，人稱「孟嘗君」。據我大表姐回憶，康爺爺對後輩的教導是：「你若借人錢，就不要想到還，還錢是個意外。否則你就做小人，乾脆不借。」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經濟十分困難，康家曾給予捐助。據曾任宋美齡英文秘書的張紫葛先生回憶，康家曾給陝北延安運送過七輛卡車的醫藥和布匹（注三）。除此之外，康家還資助陝北辦學，也給毛澤東贈送過香煙。康心之位於重慶領事巷十號的住所曾是于右任和邵力子的臨時居所，也是周恩來經常和民主人士聚會座談的地方。（注四）。二OO六年出版的《中共黨史》還提到周恩來在四川有三位朋友，他們是盧作孚、胡子昂和康心如。
重慶多山，領事巷客多人眾，開飯時傭人要從山上搖鈴一直搖到山下。後來因客人太多，康心之又在主樓旁修建了一棟兩層小樓，邵力子一家長年住在那裏。我另一表姐單名為「協」就是邵力子先生給起的，意為「人民政協」。康氏兄弟也曾與張季孿交好，並一同辦報。張去世之前，就住在康家的別墅里。那座別墅位於重慶南岸汪山上，除了康家的別墅，那裏還有蔣介石的一棟別墅，距離不遠。康心如的幼子康國雄在山路上碰到散步的蔣介石，受到蔣的喜愛，後來曾和蔣一起散步，併到蔣的別墅里玩耍。
一九六O年夏在頤和園，前右為大表姐，最前面是本胡同竄子
一九五O年，康心之將領事巷十號和煤礦等捐給政府，搬到北京史家胡同五十七號。一九五六年康心之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心之以領定息足以生活，對全國政協每月致送二百元婉詞拒收，為國家點滴節約。」（注五）文革中，拿定息卻是他的一條罪狀，因為那是「剝削」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