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樣隱瞞事件情況、阻止獨立自由採訪調查的行為，是官方出於社會穩定、政治穩定目的而實行。這一方面確實限制了相關信息的傳播、壓制了不少質疑，但另一方面造成民眾對真相更強烈的懷疑、更陰謀論的猜測，以及對官方更大的不信任和敵對心態。
根據多方信息，天水幼兒園中毒事件確實是如官方通報，是幼兒園管理人員辨識能力低下，誤將顏料當成食品塗抹而導致的鉛中毒，而不是惡意投毒或企業污染。而杭州污水事件也大概率確實是自然原因和水務管理者處置不及時，而非灌入糞水。江油事件的起源，也是未成年人之間的霸凌，學校和官方一開始只是處理不力。
但在官方千方百計隱瞞事實、阻止民眾了解和討論、新聞媒體調查受限、獨立客觀中立的調查者/公民組織缺失情況下，這三起事件都引發了超出事件本身的懷疑、流言，及對政府的憤慨和不信任，江油事件還引發大規模群體抗議和警察對民眾的鎮壓，也都造成全國範圍的不滿和海內外皆知的更大輿情。
而這都肇因於中共官方長期以來對公共事件傾向隱瞞、維穩第一的態度和政策慣性。「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一種實際國策，尤其1990年代及之後逐漸系統化。而2010年前後至今，維穩體系更是從主要用於政治安全領域，轉向對非政治議題在內的各領域全面覆蓋。
這樣的維穩體系中的官員和執法者，對於各種事件的態度，不是是非黑白本身如何、從情理法及科學上應當如何做、如何可以將對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損害降到最低、如何有利於大眾福祉，而是把是否會造成不良影響、是否引發負面輿情、是否會被境外勢力利用、是否損害社會穩定、是否影響政權統治，放在優先位置考慮和決策。
維穩至上的政策體現在各種事件中。如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發時，無論武漢地方政府還是中共中央，一開始都選擇否認疫情，後來又一度否認人傳人，還放任武漢市民繼續舉辦新年集體宴會，直到疫情失控才承認和全面啟動防疫，錯過了遏制疫情和警告大眾的最佳時間段。而更早的河南愛滋病蔓延、全國非典疫情爆發、三鹿毒奶粉、溫州動車事故、華北華南多地水災時，也都為維穩耽誤了災情防控和受害者救援與治療。凡是出了問題，政府部門第一反應都是「捂蓋子」，群眾表達不滿，則派強力部門出動「打棍子」。
而正是這種「維穩至上」驅動的隱瞞事實、不解決問題而「解決提出/曝光問題的人」、封殺異見、禁制獨立調查者、取締公民組織等行為，讓政府更無公信力（即塔西佗效應），再發生各種事件民眾更不相信政府通告、陰謀論更多也更易被相信、高壓維穩下民心更不安、更不滿，官民必然相互猜忌和誤判，釀成更多群體事件和官民/警民衝突。
長期沒有互信、衝突不斷下，政府與群眾的隔閡也越來越深、更為對立和相互敵視、社會矛盾更難化解。政策制定和執行全是黑箱操作、執法沒有透明度，即便政府說的是事實，民眾也不相信，而寧願相信官員參與作惡的陰謀論；即便政府做得對的事，民眾也不感激，而是懷疑政府又在打着冠冕堂皇旗號幹壞事。而整個國家也就如同一個高壓鍋，越壓危險性越高，官方和民眾都面臨衝突失控後受害的後果。即便未「爆炸」，官民長期沒有互信並對立，也影響施政和公民權利，對社會整體和每個個體利益都造成傷害。
本次江油警民衝突，正是維穩體制誘發的一次有限的「爆發」，也是對政府的警鐘。中共專制統治下，執政者暴力機器的強硬、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長期積壓的種種社會矛盾和不公正、經濟下行和民生困苦、中下層民眾權利和物質得不到保障，都促成了本次衝突的發生。
現在已經是21世紀20年代，中國政府隱瞞事實和維穩至上的態度和策略，早已不符合現代文明社會的潮流、新時代中國人對公民權利和公平正義的要求，也違背了建設服務型政府和提高透明度的承諾。最近這些事件引發的輿情和各種反應，也表明隱瞞和維穩也反噬政府權威、一時抑制異見卻在長遠損害社會穩定。
對中共官方，只有改變「穩定壓倒一切」的傳統模式、改掉遇到事情就傾向隱瞞的思維慣性，而更多的向公眾公開事件信息、允許媒體自由調查、解除對公民組織的禁令、放開公民對公共議題的輿論和活動空間、開誠佈公與民眾對話，讓真相水落石出、官民及不同群體之間有更多互信和共識、民權民生得到良好保障，社會才能真實而有韌性的穩定。但中共並無改革的意願和傾向，中國社會矛盾將繼續累積、人民抗議也將時常發生。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