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4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着一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1940年，楊繼繩生於湖北省浠水縣。雖然家境貧寒，但養父母對他的教育卻十分重視，千方百計供他讀書，對他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
一直以來楊繼繩成績都很優異。「大躍進」時期，他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1958年，他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1959年元旦，他熱情歌頌「大躍進」的《元旦獻詞》，在學校慶祝新年的大會被校長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宣讀。
1959年４月底，楊繼繩正在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忽然聽聞噩耗：父親因飢餓已病倒在床。楊繼繩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趕回家。家門前的榆樹沒了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被刨光了，灣里一片死寂。走進家門，只見家徒四壁，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瘦得皮包骨頭。楊繼繩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父親卻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後就與世長辭。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楊繼繩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
「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我早就認識了，真正理解它，耗費了10年的青春。」
1960年，楊繼繩考入清華大學動力系拖拉機專業。在清華的六年裏，楊繼繩沒有受到多少人文精神的薰陶，看不到除了工科書籍和馬克思主義論著以外的「閒書」。彼時，校友李政道和楊振寧獲得了諾貝爾獎，但他們並不是楊繼繩的榜樣，因為學校交待學生，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學他們走「白專」道路。
雖然高考時沒能進入心儀的新聞專業，但1967年，中央媒體來清華招工業記者，條件只有三個，「黨員，貧下中農出身，能寫」，楊繼繩都符合，便去了。1968年一月，他又扛着鋪蓋去到新華社天津分社任記者。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當各地的大字報都在揭發高官的貪污和特權時，楊繼繩驚訝地發現，自己曾經崇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同時，記者這個新身份讓他開始接觸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楊繼繩開始打破對權威的迷信，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向他灌輸的一切。
「文革」期間，楊繼繩調查發現，當時天津工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二級工，工資是41.5元，科技人員都當勞動力使用，生產技術十分落後。1971年，他寫了《天津市經濟工作的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批評「中共天津市委對經濟工作領導不力」，1972年，他又發表了《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
當「文革」十年動盪結束時，楊繼繩拿出自己的數百篇稿子一一檢視，自認為「90%是在為『四人幫』說話，能留下的，只有兩三篇，不禁深感羞愧，付之一炬」。
「真正的職業記者會選擇崇高、神聖、深刻、兇險，鄙視和遠離卑鄙、平庸、淺薄、舒適。」
楊繼繩在天津當記者近二十年，經歷了四位市委書記，他批評過三位。
1980年代中期，天津經濟地位下降，楊繼繩對此開展了研究。在文章《孤島的困窘》中，他稱天津火柴廠是一個人造的孤島，技術落後，設備破舊，工人工資低，連醫藥費都報銷不了。文章發表後反響強烈，在天津掀起了「孤島之爭」。當時天津市領導人多次說：「有人說天津是孤島，孤島就要下沉。這不是無知妄言，就是別有用心。」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鬆動了不少，楊繼繩看到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尤其是親身經歷了1989年的北京風波後，他更是大徹大悟，決心將頭腦里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
1984年，楊繼繩被評為全國首屆優秀新聞工作者。1988年底，楊繼繩被調回新華社北京總部。1992年，他被評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2001年，他從新華社退休，先後擔任了多家雜誌的編委，繼續評論寫作。2003年初，楊繼繩任《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該刊是一本著名的自由派雜誌，主要刊載古今中外的歷史記述及評論文章，時常涉及一些在主流媒體被視為敏感的話題，且與官方的歷史結論有所出入。
2004年，楊繼繩在香港出版《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披露了他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至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親身採訪資料，以及六四後被軟禁的趙紫陽與他的三次訪談內容。1999年4月完稿的《中國各階層的分析》一書，早在2000年已在香港發行，在中國大陸的出版卻屢遭阻撓，直到2011年，此書才終於解禁，公開發售。
「退休了，不能做新聞記者了，我就當『舊聞記者』——從事歷史寫作。昨日的新聞是今日的歷史。」
時間過去了幾十年，父親的死始終盤旋在楊繼繩心底，他對父親死因的思考也日益深入。退休後，懷着對父親的思念和作為媒體人的使命感，楊繼繩耗費數年，跑遍了大躍進饑荒時期災難最嚴重的十幾個省份，查閱無數公開或秘藏的檔案與記錄，訪問當事人。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他一步一步地弄清了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發現發生在自己家裏的悲劇同時上演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最終，楊繼繩以大量的事實和數據寫成了他的代表作《墓碑》，詳細記錄了大饑荒之慘烈與人禍之無情，分析了饑荒的成因及結果，再現了1958-1962年那段沉痛的歷史，於2008年在香港出版。此後多次再版，持續熱銷，自由亞洲電台稱其為「最暢銷的中國禁書」。
《墓碑》在2013年和2015年分別獲得海耶克圖書獎和瑞典史迪格·拉森獎。2016年，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因《墓碑》一書將2016年的路易斯·里昂獎授予楊繼繩。然而，這部著作被認為有損國家形象，楊繼繩本人也被禁止赴美領獎。
在楊繼繩原定在頒獎典禮上發表的演講中，他說：「真相是威力強大的炸彈，它會將謊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燈塔，它會照亮前進的道路；真相是檢驗真理的試金石，沒有真相就沒有真理。」
「記者，就是真相的記錄者、挖掘者和保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