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3日，中南海外的警備人員
2025年7月的一個深夜，我接到了一個中共公安系統同學的 FaceTime視頻通話。視頻剛接通，他笑着對我說：「你現在可是名人了。」我好奇地問：「怎麼回事？」他收起笑容，語氣認真地告訴我：「因為你寫的那些反共文章。」接着他說：「你現在已經被列為境外管控人員了。」我當時心頭一緊，知道這絕不是玩笑，他的話背後隱藏着沉重的現實和威脅。
自從我來到美國後，這位同學多次通過 FaceTime聯繫我。他總是選擇在紐約深夜與我通話，那時正好是中國的午休或午餐時間。每次交談，他都有意無意透露一些暗示：「你做的事情很恐怖。」「別再寫了，這沒什麼意義。」我很清楚，他並不是在單純關心我，而是在向我傳遞某種壓力。雖然他嘴上沒有明說，但我能感覺到，他背後所代表的，是中國公安系統。他的每一次通話，很可能都在執法記錄儀或內部監控之下。
2025年夏天，這位同學再次通過 FaceTime找我。這一次，他打開了屏幕共享，把手機屏幕對準攝像頭讓我看。我親眼看到他手機上彈出的一條短訊：用戶您好，該電話來自於國家追逃部門，請您接聽！。他告訴我，這通電話來自陝西省西安市高陵區通遠派出所，號碼是（029）86052110。在接通電話前，手機彈出了這條「國家追逃中心」的提醒短訊，點了關閉之後，電話才接通。電話那頭，是中共警方，明確向我這位同學詢問了關於我個人的信息：聯繫方式、住址、近期情況。
更讓我警覺的是，我還無意間看到他的微信群里，有一個名為「管控中心」的工作群聊。這類群聊並不是什麼秘密，而是公安系統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用於管理、監控所謂「境外重點人員」，互通信息，甚至實時更新「境外管控人員」的動態。這一切，再次印證了，我早已被納入他們內部的「跨境維穩體系」。
表面上看，這只是一通來自地方派出所的電話。但我非常清楚，在中國，派出所並沒有決策權，他們只是最基層的執行者。真正下達任務的，是公安局國保部門，或更隱秘的國安部門。這類「協助調查」的任務，通常由上級佈置，基層負責落實。國安無需親自出面，他們更擅長躲在幕後，通過基層民警或熟人關係，悄然獲取情報，隱蔽而有效。
我深知，這背後是一套系統化、標準化的監控流程。通過戶籍、社交關係等渠道，他們有條不紊地摸排我在國內的聯繫與動態，查清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這並不等於正式立案，而是對所謂「潛在威脅」的長期監控與情報收集，為未來進一步行動做準備。
所謂「國際追逃」的短訊，並不意味着我已被正式通緝，而是公安系統內部對特定人群的一種特殊標註。凡是涉及我或類似人員的電話，系統便會自動彈出此類提示。這意味着，我的名字早已被公安數據庫特殊登記，列入「境外管控人員」名單。這不僅僅是一個標籤，而是一張跨國監控的無形之網。我的通訊、社交、家人信息，早已被系統化歸檔並持續監視。我十分清楚，如果有一天我踏入中國國土，等待我的不會是自由，而是審訊、關押，甚至酷刑、精神病房、秘密失蹤。
類似的事情，在中國並不罕見。許多因為言論、信仰或加入民主組織而被視為「敵對勢力」的人，正遭受同樣的監控與打壓。有人剛下飛機便被拘捕，有人悄然失蹤，有人被重判十年以上。這並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中共維穩機器每日真實運作的現實。他們恐懼的，從來不是某一個人，而是越來越多像我一樣的人開始說出真話。他們害怕的，是牆外那些微弱的聲音終有一天穿透高牆，讓更多人覺醒，讓世界看見真相。
而我所做的，不過是記錄我所經歷的黑暗，堅持寫下我所相信的真相。我揭露新聞審查，記錄維權者遭遇，揭示中共如何毒害世界，記錄母親與我通話時感受到的監聽與不安。我寫下的，僅僅是真相而已。如果這些真的「沒有影響」，他們又何必如此恐懼？如果毫無意義，又何必跨國追蹤，動用警力，調查我的近況？
他們害怕的，從來不是我一個人。他們害怕的，是越來越多像我一樣的人拒絕沉默。他們害怕的，是在自由世界，那些曾親歷極權的人開始發聲，告訴世界——中國，並不是央視新聞里那個樣子。每一個被標註為「境外管控人員」的人，都是中共恐懼的證據。一個政權若連海外聲音都要監控，它又有多少自信可言？
有時候，我也會害怕。我怕被遣返回去，再也沒有說話的機會。我怕母親因此被牽連，遭受調查與騷擾。但我更害怕的是，如果我們都不再發聲，那才是真的「沒有影響」。
他們想讓我閉嘴，我卻更要堅持寫下去。因為我始終相信：只要能影響一個人，我的生命就是有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