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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外交官帶來的為何是戰爭而非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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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陳居中《蘇李別意圖》(局部)

滅亡衛氏朝鮮

高祖初年,燕王盧綰叛逃入匈奴後,燕人衛滿也率領千餘人進入朝鮮自立為王。

從漢惠帝時期起,衛氏朝鮮便臣服於漢王朝。衛滿的孫子衛右渠繼承王位後,開始誘招漢朝流民,並不再朝覲漢家天子。

漢使涉何奉武帝之命前往朝鮮責讓、曉諭衛右渠。然而,衛右渠始終不肯接受天子詔令。

涉何返回漢邊時,突然命人刺殺護送自己的朝鮮小王長,然後一路飛奔回漢朝。漢武帝並未怪罪涉何,反而認為他殺敵有功,任命為遼東郡東部都尉。

朝鮮王非常震怒,發兵襲殺了涉何。公元前109年—前108年,漢武帝用了兩年時間派兵滅亡衛氏朝鮮。

解析涉何動機:要理解漢使涉何此舉的動因,我們還得先說說公元前113年的南越國。

南越國早在文景時期便已經向漢王朝稱臣納貢。到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即位的南越王趙興年少,其母穋氏為中原人士,人心不附,而輔佐過三代國王的丞相呂嘉大權在握。

穋太后怕發生政變,打算內屬漢王朝,比照漢朝內地諸侯,撤去邊境關防。她想依靠漢王朝的勢力鞏固自己的權勢,於是設宴,打算借漢使之手除掉丞相呂嘉。然而,漢使猶豫不決,沒敢動手,呂嘉全身而退。

漢武帝知悉此事後,震怒,怪罪漢使怯懦不能決斷,遂發動戰爭,用了3年時間滅亡南越國。

有了南越國的前車之鑑,漢使涉何當然知道漢武帝最想要的就是「不辱使命」。

然而,他並未能說服朝鮮王接受天子詔令,這樣回國,自然會被皇帝怪罪。但涉何又不敢在朝鮮王的朝堂上發難,於是選擇了一個比較雞賊的做法:在邊境上刺殺了護送自己的朝鮮官員,然後一路狂奔回國。

涉何此舉果然得到了漢武帝的嘉許。武帝認為他有「殺敵之美名」,並未怪罪他朝鮮之行未能完成使命。

發動汗血馬戰爭

位於今天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的大宛國盛產一種特別優秀的馬,汗出如血,每日能奔行千里,名曰汗血寶馬

漢武帝知悉後,派遣以車令為首的外交使團,帶着黃金20萬兩以及一匹用黃金鑄成的金馬,前往大宛,以期換取汗血寶馬。

黃金和金馬並未打動大宛國王和貴族。他們雖然畏懼漢王朝的強大,卻仗着兩國之間萬里之遙,更兼路途艱險,認定漢王朝拿自己沒折,所以,拒絕交換自己視若珍寶的汗血馬。

這原本完全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外交斡旋、利益疏通來解決問題。然而,漢使車令卻在大宛國的朝堂上對大宛王破口大罵,並用鐵錘擊碎了帶去的金馬,然後揚長而去。

因為車令不理智的行為,受到侮辱的大宛王下令截殺漢使,不僅將20萬兩黃金和使團所攜帶的財物全部奪取,更誅殺了使團的所有成員。

西漢使團被全部誅殺,這是漢武帝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漢武帝自然將其視為無法忍受的奇恥大辱,他選擇了用武力解決問題。

於是有了歷史上著名的「汗血馬戰爭」:西漢王朝歷時四年,「靡億萬之費」,傾舉國之力,並為之付出了十萬將士的生命,最終換回了「駿馬三十匹。」

解析車令動機: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載,自西漢王朝聯通西域之後,漢武帝向西域諸國派遣了許許多多的使團,使節的素質卻是參差不齊。

漢武帝自身偏好於任用那些巧言令色的浮誇之輩。再加上當時前往西域,路途艱險,往往需要冒着生命危險。所以,願意出使之人,大多是些家境貧寒的亡命之徒。

他們鋌而走險,無非是希望能效法博望侯張騫晉爵封侯,甚至單純地只是將政府交託給他們的國禮偷入私囊,從中漁利而已。

車令花了數年的時間,穿越大漠流沙、高原雪嶺,九死一生終於來到大宛國,可大宛王卻拒絕了他交換汗血馬的請求。

這對車令來說,無疑是出使失敗,他所期冀的皇帝的嘉許、榮華富貴、晉爵封侯就此成為泡影,說不定九死一生地回去,還會被皇帝斥責辦事不利。這樣看來,我們就不難理解車令在大宛王朝堂上的失態了。

比之涉何,車令最倒霉的地方在於,長安和大宛相距萬里,他沒法如涉何一般惹禍後一口氣狂奔回國。

挑釁匈奴

說起漢武帝時代的漢匈戰爭,大家往往津津樂道於衛青、霍去病的卓著戰功,卻不會關注兩千年前兩個大國在征戰之外的外交往來。

較之金戈鐵馬的沙場喋血,外交很難讓人熱血沸騰,畢竟,外交本應該是戰爭的對立面,關乎和平。不過,漢武帝時代出使匈奴的漢使並沒能為國家帶來和平。

任敞

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與匈奴人決戰漠北後,匈奴因為損失了大量的人口,退至漠北,很長時間都無力南下;漢朝也因為損失了大量馬匹,無力繼續北伐。

這個時候,伊稚斜單于遣使到漢廷,請求恢復與漢王朝的和親關係。

這原本應該是個讓兩個飽受戰火摧殘的國家恢復和平的契機。

畢竟從以後的歷史來看,漢武帝晚年持續十餘年繼續北伐匈奴的戰爭幾乎都以失敗告終;而從漢昭帝和漢宣帝對待匈奴的策略看,漢王朝在公元前119年與匈奴決戰漠北後,戰爭已經不是解決匈奴問題的好辦法了。

漢武帝於是讓大臣們討論,接下來的對匈政策。

這個時候,一個不願意被青史埋沒的人橫空出世。他叫任敞,時任丞相長史。他對漢武帝說:「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也就是說,要和平可以,但匈奴得向漢王朝稱臣,單于定時在邊境向漢家天子朝拜。

漢武帝當然高興聽到這樣的建議,於是讓任敞帶着他的「美妙」建議出使匈奴。結果是,匈奴單于大怒,扣留任敞不歸。

漢匈之間的和平,化為泡影。

解析任敞動機:兩千年後的我們都知道,匈奴會在漢宣帝時期降漢,稱藩保塞。不過,公元前119年,匈奴還遠遠沒到需要臣服漢王朝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

所以,任敞的建議無疑是個餿主意,因為這不是和解,而是招降。那他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西漢立國之初,漢匈兩國屬於「鄰敵之國」,是兩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各有強弱的勢均力敵的國家。當漢匈戰爭進行到公元前119年之後,原本在軍事上弱於匈奴的漢王朝用武力完勝匈奴。

所以,漢王朝對匈奴的基本策略由漢初維持兩個國家的穩定、和平,轉而變成希望匈奴能從「鄰國」降為「藩屬」。

任敞很清楚,漢武帝根本沒有將國家帶入和平的意願,他要的,是匈奴單于對自己俯首稱臣,實現「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的文化理念。

我們可以想見,朝堂上,任敞不過是大聲說出了漢武帝的心聲,以為這樣能換來皇帝的格外垂青。他應該沒有想到,漢武帝會讓他帶着這個「美妙」的建議出使匈奴。

郭吉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動用18萬騎兵巡邊,從今天的陝西淳化出發,直至今天內蒙呼和浩特。天子巡邊,旌旗千里,彰顯的是漢王朝的武功軍威。

之後,漢使郭吉奉命來到了漠北單于庭。

按照慣例,匈奴官員會在單于召見漢使前詢問其來訪的目的。生怕言辭不當得不到單于召見的郭吉態度非常謙卑恭順,用《漢書》上的話來說,即是「禮卑言好」。

可當他見到單于後,卻囂張地說:「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子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

無論哪個匈奴單于聽到這樣的話都會暴跳如雷,單于當即扣押郭吉,將他囚禁於北海。

解析郭吉動機:和之前幾位漢使相比,郭吉應該是最無奈的。畢竟,漢武帝18萬騎巡邊,要的就是讓匈奴單于認清目前的形勢,要麼南下,痛痛快快與漢決一雌雄;要麼向漢家天子俯首稱臣。

郭吉對匈奴單于說的那番話,顯然就是武帝授意,即便死,也得說出去。

張勝

公元前101年,漢軍取得了汗血馬戰爭的勝利。

這個時候,匈奴且鞮侯單于初立,政權不穩,怕漢軍攻擊自己,於是很謙卑地對漢武帝說:「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並主動送還了多年來扣押的漢使。

匈奴單于的謙卑讓漢武帝很滿意,也將歷年來扣押的匈奴使者送還,並派遣中郎將蘇武出使匈奴。

這次出使成就了「蘇武北海牧羊」的千古英雄傳奇,不過,成就蘇武的,卻是他的副使張勝。

匈奴緱王和長水人虞常等謀劃劫持單于母親降漢,並打算射殺丁零王衛律。他們將消息透露給了蘇武的副使張勝。如此驚天謀劃,張勝非但不通報給自己的上司蘇武,更送了虞常很多禮物以表支持。

結果消息敗露,緱王被殺,虞常被擒,供出張勝。張勝慌了神,這才將整件事報告蘇武。

匈奴單于審訊虞常後,得知漢使張勝於背後支持,非常憤怒,本打算誅殺全部西漢使節。但這樣的行為無疑會將兩個國家推向全面戰爭,於是,單于讓丁零王衛律傳話給蘇武,令其投降。

蘇武絕不投降,甚至數度自殺。而張勝,卻在丁零王衛律處死虞常,威脅不降即死時,便即刻請降。

這件事之後,漢武帝再度組織起大規模的北擊匈奴的戰役。然而,這些戰役幾乎都以漢軍的慘敗作結。

解析張勝動機:張勝為何要支持匈奴內部的叛亂?因為,緱王和虞常的計劃一旦成功,便是奇功一件,漢王朝有單于母親這個棋子在手中,再施加以武力威脅,便更容易讓匈奴單于對自己俯首稱臣。

而且,張勝顯然非常了解漢武帝的性情,皇帝就喜歡這種所謂的「鷹派」作風,強硬,毫不妥協,不講道理,甚至不按常理出牌。

險是別人在冒,血也是別人在流,功勞卻是自己的,何樂而不為?

總結

今天的我們都知道,外交的目的是用交流的方式化解爭端和矛盾,用和平的方式最大程度維護國家利益。

當兩千多年前,漢王朝憑藉龐大的體量所體現的國家實力,在亞洲地區打遍天下無敵手時,在彼時彼地的歷史大環境下,談和平,也許是奢侈的。

而彼時漢使出使的目的,並非為了國際交流,而是為了帝王的權威能否無遠弗屆,為了「德化蠻夷」。

不過,幾乎與漢武帝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在《論義務》一書中談及戰爭時,提出如下觀點:

有兩種解決爭端的途徑:一、通過談判,二、通過武力。由於前者是人的本性,後者則屬於獸性,我們只有在無法用談判解決爭端時方可以訴諸武力。因此,我們開戰的唯一理由只能是為了可以不受傷害地生活在和平中……

也許,我們無法用今天的標準去要求漢武帝時代的漢使,甚至也無法用西塞羅的觀點去衡量彼時彼地的戰爭與和平。

但今天的我們卻很有必要談談國家利益,反思這些建立在三千多萬人痛苦血淚基礎上的戰爭是不是都是必打的,都是值得的?

文末,想起300多年前明末思想家黃宗羲批判君主制的一句名言:

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所幸,今天的我們早已走出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帝制時代。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遊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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