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迄今，已經36年。但是，時間並沒有消磨掉這場民主運動的意義，更沒有消磨掉中國人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意志。全世界有良知的人們也從來都沒有忘記那些為民主和自由流血犧牲的英雄。了解這一段歷史，能讓我們知道中共的過去，也會讓我們清楚中國的未來。這正是八九民主運動的價值所在，也是中共當局恐懼的原因所在。可以說，圍繞着這段歷史的澄清，各種力量一直在不斷博弈。真相和謠言混雜，析理和詭辯並存。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思考，當年，這場震驚世界的學生運動，怎麼就能突然發起，它又為何沒有能夠成功？
讓我們再次回到那個年代，以期客觀地分析這場學生運動的原委與得失。
1989年初的北京高校內部，渙散乃至頹廢，學生們或者曠課打牌，或者準備托福，不少人就打算這樣混下去，或者出國尋找出路。胡耀邦的去世，一下改變了中國的社會氛圍，也改變了無數人的生活。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突然之間，便有幾萬、十幾萬北京的大學生參與抗議活動，形成那樣氣勢磅礴的學生運動，這背後，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嗎？
說到這一段歷史和對這段歷史的記述和解讀，不能不提到社會學者趙鼎新分析八九民運起因的著作《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這本書的第八章，分析了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學運動員過程。所謂生態環境，趙鼎新指的是高校外在的環境，比如大學分佈的密度，校園內人員的密度，校園內部建築的佈局，學生的活動場所，包括宿舍、食堂，以及他們的日常作息。他認為，校園生態環境，以及學生對依託於生態環境的動員策略的成功運用都是至關重要的。正是校園內部以及整個海淀高校區的地理環境使這些依託於生態環境的動員策略發揮到了極致。趙鼎新甚至說，學生們有效地利用了生態環境，廣泛動員，破壞了國家的控制手段，因而，在運動初期獲得了成功。說學生破壞了國家的控制手段，這顯然是誇大其詞。事實上，學生們根本沒有能力破壞國家的控制手段；是黨國的控制手段，在當時特殊的情況下，意外失效了。之所以失效，是因為最高當局錯誤判斷形勢，根本沒有想到，會突然爆發一場規模宏大的學生運動，根本沒有想到，會有數萬學生，不惜一死，衝上街頭。相比於學生們的勇氣和決心，趙鼎新所謂的動員策略其實並不那麼重要。
胡耀邦是在4月15日去世的，噩耗一公佈，便立刻在北京的高校內形成了巨大的衝擊。很多人悲憤難平，不有所作為，難吐胸中的激憤，最終，學生們走向天安門廣場。第八章講述了北大八九學運最初的動員過程：「4月17日晚上，有好幾百個學生在北大三角地附近轉悠……傳來消息說，政法大學的學生已經上街了。「三角地有海報欄，經常發佈各種講座以及各個社團的宣傳海報，是北大的信息集散地。」聽到這一消息，在三角地的學生立刻變得非常激動，想馬上去天安門廣場遊行，但他們的號召僅得到大約200名學生的響應。於是，他們帶着隊伍首先跑到宿舍區，在那裏大聲喊叫喧譁，吸引越來越多的學生從宿舍里跑出來；遊行隊伍的規模誰知從幾百壯大到五六千，最後他們才走出校園。於是就發生了北京大學在八九期間的第一次遊行。「（224）我們知道，在中國所有大學中，對政治最敏感的莫過於北大；因為悼念胡耀邦而引發的八九學運是震驚世界的政治事件。然而，如果只看這一段的描述，我們卻可能感到這一重大事件的起初甚是滑稽，這些代表中國精英的大學生們，似乎不過是一群好事之徒，烏合之眾，盲從而魯莽。
為了提供學運的背景信息，這一章描寫了80年代後期的校園氛圍：「北大學生用於學習的時間並不多。對那些人文社科專業的學生來說，逃課是非常普遍的；至於那些政治敎育課，逃課的人則更多。北大第一節課早上8時開始，但有些學生直到10時才起床。他們上午的課一般都不去，有些人甚至在12時吃午飯前一直待在宿舍；晚飯之後，活動就各種各樣了。有的去圖書館或去聽講座，有的去跳舞或者看電影，有的和男（女）朋友外出，還有的乾脆呆在宿舍里聊天、打牌或者打麻將。」
總之，這是一群胸無大志，毫無進取心的無聊青年。應該說，當時，大學生群體確實出現了很嚴重的頹廢的狀況。只是，為什麼，這一群原本是中國最優秀的青年，來到中國的最高學府北大，竟然這樣虛度光陰呢？其實，這正是青年學子們而後奮不顧身投入89學運的重要原因。
著名作家沙葉新在記錄當年史實的文章中提到，他曾經當面向曾慶紅說，當時社會上的不滿情緒已經非常嚴重，物價飆升，百姓恐慌，物資短缺，到處哄搶。這是中國從未有過的經濟動盪。」老百姓連這樣的歌都唱了：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沒有鈔票。反動派，沒打倒。帝國主義夾着皮包回來了。全國人民要大團結，（「大團結」是當時10元人民幣的暱稱），掀起了吃喝玩樂的性高潮、性高潮！」
這就是當時中國社會的基本情況，校園內的情況也不會例外。不能把學生運動和社會割裂開來，社會上的不滿情緒，勢必會傳入校園。該書第五章也談到六四前夕中國的形勢已經是危機四伏。
在第八章中，讀者看到的是，六四前夕的學生似乎都是些無所事事的頹廢青年。而後的事實證明，他們並不是頹廢，而是對政治現實不滿，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途，他們選擇了消極反抗，那便是逃課，閒聊，玩耍，只是，消極反抗只能帶來空虛感和無力感。他們並不甘沉淪，一旦看到希望，找到前途，便會奮不顧身，努力前行。中國讀書人的使命感，已經融入了他們的血液，是永遠都消滅不掉的。當青年學子們找到了着力點，找到了發揮作用的地方，便容易被積極反抗所吸引。
書中提到，先是個別激動的學生主張去天安門廣場遊行，只有區區兩百人響應，結果，在宿舍區里一番喊叫喧譁，規模竟然壯大到五六千人。在校內轉圈喊叫喧譁，這只是在傳遞信息，如果把這定義為動員策略，未免誇大其詞。關鍵是，為什麼，這麼多學生一經呼喚，便立刻投身其中，顯然，傳來的信息在他們的內心中產生了共鳴。同學們對當局對胡耀邦的處置，原本就極為不滿，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原本就極為反感，只是，他們無法表達，無處表達。遊行的主張得到熱烈響應，是因為它深得人心，打動人心，而校園生態環境的作用只是一個很次要因素。
第八章中還有一個奇談怪論，認為「大學的圍牆對運動的發展非常重要，因為圍牆把學校與北京的公共公路系統區隔開來，如果校方沒有明確同意，警察就不能大量進入校園。即使校方有人對運動不抱同情，也不會動輒叫警察來對付學生；否則，學生將會疏遠校方，一旦警察離開之後，校方在與學生打交道時就會遇到更多的麻煩。這樣，圍牆就為校內學生運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低風險的區域，從而大大促進了學生運動的動員。」
要知道，警方代表的是黨國，是黨國的暴力機器。警方如果要逮捕學生，校方根本就不可能不同意，圍牆不會起任何作用。更重要的是，圍牆之內原本就有黨組織和黨委直屬的保衛機構，他們和警方完全一致。當局不會愚蠢到，要把所有參加遊行活動的學生都抓起來，而那些學運積極分子，保衛機構隨時都可以扣押，當然，警方也可以秘密抓捕他們。校園的圍牆僅僅是物質的隔離帶，而不是「關係」的隔離帶，不可能改變中共黨國和大學之間的關係。對中國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警察沒有公然進入校園，絕不意味着這堵圍牆就可以阻擋和減緩了國家暴力對大學的入侵。
重要的是，學生遊行示威，是一個政治行動。是否決定鎮壓，根本不是警方可以決定的。而且，當時的情況是，學生運動就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單單依靠警方，已經無法壓制。在這個短暫、特殊的時間段，最高層也沒能即刻做出軍事鎮壓的決定，這才是學運沒有在萌芽期被扼殺的原因。而趙鼎新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深刻了解國家和大學之間的關係，竟然宣稱是一堵牆庇護了學運萌芽，實在令人不可思議。事後我們知道，早在大屠殺的幾天前，當局就已經秘密逮捕了高瑜、曹思源、何維凌等人，這幾位被捕人士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可以在學生和政壇高層之間傳遞信息，對運動的走向可能產生重大影響。換句話說，當局如果需要秘密抓捕學運積極分子，學校的圍牆根本阻擋不住警方的行動。警方沒有採取行動，那是因為，最高當局並不急於逮捕他們。
八九學運的轉折點是4.26社論的發表，這是李鵬等人按照鄧小平的談話炮製的一篇社論，將運動定性為有計劃的陰謀和反政府的動亂，正是這篇霸道、專橫而荒謬的社論，徹底激怒了北京的整個高校體系。4.26社論給學生的行為劃出了一個分界線，但這僅僅是火藥桶上的導火索，而不是火藥桶里的火藥。如果不是政府對學運的惡意定性，很多學生還不會走出校園，但這絕不意味着他們一直是冷漠的旁觀者。面對高層的貪腐和對自由的壓制，憤怒，是人們憑着人性和良知作出的正常反應。
4月27日，北京各個高校學生參加了人數超過十萬的大規模遊行示威，遊行隊伍衝破了警方的重重攔截，順利到達天安門廣場，向北京、向中國展示了他們追求民主、正義、反對腐敗的決心。可以說，4.27遊行最大的動力來自當局的霸道和愚蠢。這個時候，已經是火山噴發，其他的一切，包括校園生態環境，都已經不重要了。
4.27遊行無疑是八九學運期間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是自中國共產黨上台以來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的抗議示威活動。但無論是學生的初衷，還是他們公開喊出的口號，都說明這不是一場反政府遊行。趙鼎新把它稱之為反政府行為，這和中共當局的口徑很是一致。在西方民主國家，反政府行為是公民的基本權力，但在中國，反政府則意味着犯罪和鎮壓。實際上，在學生上街之前，中共當局已經準備對敢於抗議的學生採取鎮壓措施了。書中提到，「絕大多數人都預感到會有一次殘酷的鎮壓，但不少人仍然堅持參加遊行——一種極強烈的不公正感，使學生們無法屈從於威脅；然而，大部分學生還是非常擔心的。」預感到會有一次殘酷的鎮壓，這個說法並不能反映當時的真實情況，尤其是，書中沒有正面提及中共高層已經做出鎮壓的決定。事實上，中共在學校的黨團組織已經傳達了高層做出的相關決定，對學生的威脅和打壓是公開而直接的，一些愛護學生的老師和學校領導也在拼命的勸阻學生，不要上街。學生們知道，當局已經部署了大量的警察，遊行肯定會遭到警方的鎮壓，不少學生寫好了遺書。
無需否認，面對當局的鎮壓，難免有一些膽怯或者自私的同學。第八章中特地列舉了幾個例子，說明有人是被同宿舍的同學強制參加了這次遊行，或者，為了同學情分，不得不參加了這次遊行。如果只是看這些例子，讀者可能會認為，學運並沒有得到廣泛的真心的支持，很多學生是不得已或者被「威脅」參與遊行的。
其實，學運積極分子指責那些消極的同學，並不能解釋為在威脅他們，而是為他們的懦弱和自私感到氣憤。當時，想參加遊行的學生是大多數，即使少數人不參加，也無損大局。況且，事關一生的榮辱，乃至生死存亡的大事，這又豈是同學情分所能脅迫得了的嗎？普通的大學生能掌握什麼資源來脅迫同學呢？他們「威脅」室友，所利用的無非是道義的力量，是人類共有的良知。簡單的是非觀念、道義、良知，對人既有脅迫力，更有感召力，而那些所謂被威脅的同學，他們不想被同學們輕看，不想被同學認為他們沒有理想，不守道義。然而在該書的描寫中，參與者只有激情和衝動，動員者只有策略和計謀，都沒有道義。而道義，是譴責獨裁者最根本的基礎。在中共的統治下，能夠形成那樣氣勢磅礴的學生運動，若沒有共同的思想和認識基礎，沒有道義、良知，斷不可能這麼快，就能形成，就能成型。追求正義，正是這場學運最寶貴的精神，這才是學運最強大的驅動力。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4.27遊行的勝利？趙鼎新認為，「群眾的不滿和政治的壓制的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可是，宿舍內部的情況、校園環境以及學生對依託於生態環境的動員策略的成功運用都是至關重要的。」毫無疑問，生態環境和動員策略，這些外在條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個條件的效果被放大了，尤其是動員策略的作用被放大了。從北大學生的第一次上街遊行，從兩百人瞬間變成五六千人，到4.27大遊行，十多萬學生湧向天安門，這顯然不是靠着學運積極分子動員策略的成功。此外，面對警方的阻攔，當時學生遊行路線的選擇，基本上是碰撞反應、現場臨時性的決定，而不是事先做了調查和策劃。把這和生態環境聯繫在一起還說得過去；把這和動員策略聯繫在一起，就使得學生的義憤之舉顯得老謀深算。事實上，遊行得以成功衝破警方的重重阻攔，所依靠的，主要是成千上萬學生的勇氣和群體的力量，而勇氣來自於以往的思想啟蒙。
八九學運的動員，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一個是思想動員，一個是組織動員。而組織動員在早期幾乎不存在，運動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思想動員。思想動員又來自正反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民主思想的廣泛傳播，另一方面，是中共執政的錯誤，現實和宣傳的巨大的落差，引發了人們的不滿和抗議。思想動員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大家都在思想上不滿，都想要改變。只有在這個前提之下，學生才能在行動上瞬間被動員起來。該書的第八章，幾乎忽略了思想動員對學生的影響。在這方面做出巨大貢獻的，是所謂的「異見分子「。該書的第二章專門談到這些知識精英，稱他們是「驚弓之鳥」，是受民粹主義影響的、信息匱乏的、機會主義的、失去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24-32頁）。
實際上，在當時的情況下，學生運動的爆發大勢已成，大勢所趨，這個結果是必然的，也根本是無法阻擋的。時代變了，社會風氣變了，人心變了，鄧小平的鎮壓方式卻沒有變。顯然，學生們的覺悟和決心大大超出了中共高層的想像，也讓他們的鎮壓預案完全失敗。其實，4.27當天，當局已經調集了北京所有的警力，此外，還從北京周邊調集了部分軍隊。只是，面對學生和北京市民的抗議浪潮，鎮壓力量還是顯得渺小無力。這一章里也提到，「當不得不面對警察的警戒線時，來自四面八方的遊行學生已經把渺小的警察力量團團包圍，使之徹底地失去了效用」。不難想像，面對這樣從來都沒有見到過的情況，警察不知所措，最高當局也驚慌失措。
學生運動在5月中旬進入高潮，最具象徵意義的轉折點是絕食行動。天安門絕食行動開始於5月13日；5月15日，學生正式成立絕食抗議委員會，組織協調廣場內的行動。到5月16日，共有3,100名絕食抗議者。這個時候，人們都感覺到了形勢的嚴峻，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一舉一動都已經成了國內外關注的焦點。該書在敘述八九學運簡史的第六章中也有類似的描述：停「5月15日以後，…救護車的警笛聲日夜不斷，揪動着北京市民的心弦」（141頁）。然而，在第八章卻說，「當學生成功地挑戰現政權之後，人們所能感受到的風險也就大大降低了。到5月中旬的時候，上天安門廣場差不多已經成為一種消遣」（212頁）。這個描述顯然和當時天安門廣場以及整個北京的政治氛圍格格不入。
確實，中國歷史上空前的4.27大遊行成功，「當學生成功地挑戰現政權之後，人們所能感受到的風險也就大大降低了。」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人們行動的政治意涵就降低了，政治風險就不存在了。人們前往天安門廣場是自發的、無組織的行動，或許看上去鬆散、無序、無所事事。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人們前往廣場只是為了排遣無聊。相反，從學生到市民，人們的心情都很沉重。支持和同情學生，這無疑是當時社會輿論的主流和民眾的普遍心態。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獨特的政治環境中，人們來到廣場，本身就是一種聲援和支持，就是一種參與，圍觀的人越多，絕食行動產生的效果就會越大。特別是，在5月19日當局發佈戒嚴令之後，前往天安門廣場，對當局抗議的政治意涵更加明顯，風險急劇增加。「消遣」一說，實在是太過輕佻。
另外，人們對學運的熱情沒能轉化成有組織的、高效的行動，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社會一直處於高度「原子化「的狀態。由於這種結構，即便學生、市民心中牽掛廣場上絕食的同學、也很難採取有組織的行動支持學運。憂心忡忡的人們只能作為分散的個體到廣場徘徊，這是人民遭受剝奪的證據，絲毫不能證明人民是麻木的、冷酷的。到天安門廣場消遣的說法，明顯淡化了當時形勢的嚴峻程度，淡化學生和市民所面臨的風險，最終，淡化了抗議行動的政治意義和社會影響，淡化抗議行動的合理性和正義性。
趙鼎新指出，」學運得以發起的重要原因，其中的關鍵在於學校內部學生控制體系在80年代的削弱「。其實，控制體系的削弱，這只是給人們造成的一個表面印象，本質並沒有任何改變。當時，不單是學校控制減弱，而是對整個社會的控制放鬆了。經歷了慘痛的文革之後，中共內部很多人痛定思痛，已經明顯不贊同無產階級專政，不贊同領導人獨裁，高層的思想也多有衝突。從黨內到黨外，人們思想發生改變，乃至出現所謂信仰危機，信任危機。當局否定文革，需要從表面上改變以往的控制模式。至於如何實現新的控制，當局還沒有找到辦法。正是這個情況，給該書定義的「異見性」觀念，也就是所謂異端思想的傳播，留出了空間。正是「異見性」觀念的傳播，在校園形成了思想的動員，為這場空前的學生運動奠定了基礎。
該書中提到資源動員理論的一個核心論點，就是，只有當人群的密度和同質性增強了集體凝聚力的時候，它才對社會運動的動員有意義（234頁）。毫無疑問，北京的高校存在密度高和同質性強這個兩個因素，但是，能否增強集體凝聚力，卻是一個問題。趙鼎新說，「一度有利於控制學生的校園環境反而在學運的動員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33頁），這個斷言很值得推敲。因為，社會高度原子化、大學毫無獨立性，這樣的宏觀條件不改變，學校和學生的密度還會和以往一樣有利於控制學生，而不可能對學運動員有重大意義。因此，當正式組織、社會網絡嚴重缺失，僅僅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網絡溝通作為唯一可資利用的動員手段，就能發起一場廣泛的學運，這種說法無法令人信服。不僅如此，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動員網絡能否穩定地存在，這本身也值得懷疑。
在這一章里，趙鼎新說，一個專制政體可以消滅社會中層組織，卻無法破壞以環境為基礎的人際交往，專制政體的集權化過程，有時反而會促成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人際交往。事實恐怕恰恰相反，不僅在宏觀層面上，中國人民沒有獨立的組織和社會網絡，而且在局部的生態環境中，在生活和工作中建立的人際關係網，都受到國家力量的限制和滲透。在專制統治下，人們擔心遭到政治迫害，對人際交往普遍保持着戒備心理，彼此缺乏信任，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人際交往也難免受到很大的破壞，甚至道路以目，這也會加重社會的原子化。至於，以宿舍為基礎的學生網絡，那些同學不過是出於偶然的因素住在一起，這種關係深化而形成網絡，不僅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也受到社會、經濟等許多因素的影響，同一宿舍的同學未必志同道合。
必須強調的是，儘管在80年代，中共的意識形態開始被邊緣化，國家對社會、對大學的控制有所放鬆，但是，國家對大學、大學對學生依然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控制網絡依舊非常嚴密，依然不存在高校自治，依然不存在學生自治。學生宿舍也不是脫離學校獨立存在的空間，完全處在學校的監控之下；同學之間的關係，也並不因為他們從教室回到了宿舍就發生本質性改變。即使在假設的理想狀態下，以宿舍為基礎的學生網絡有着巨大凝聚力，學生群體的結構也不過像「一袋馬鈴薯」（234頁），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作用，這種碎片化的結構本身，「不會產生很強的社會運動動員能力」（234），完全不能彌補因為缺乏廣泛社會網絡和組織所造成的不利條件。總之，當國家力量壓制社會力量、壓制大學力量、當大學淪為國家壓制個人的工具，一句話，當「政府的力量無所不在」的時候，生態環境對學運動員的促進作用，即便是有，也遠不像該書所描述的那麼重大；至於說「形成一套穩定的」運動動員策略（227），則根本就不可能。
一個基本事實就是，4月16日，胡耀邦去世的噩耗公佈，學生們幾乎立刻就開始到天安門廣場遊行；同樣，當局4月25日晚上廣播4.26社論，4月27日，便有幾十所高校的十多萬學生上街遊行，沖向天安門廣場。由此可以看出，一個這樣大規模的行動，幾乎就沒有動員的時間。簡單地說，這場規模宏大的抗議運動，不是少數人動員的結果，而是學生們普遍的追求，近乎是一場自發的行動。這也意味着，遊行的成功有極大的偶然性。
實際上，學生們缺乏網絡和組織的情況下，能夠凝聚起來，發起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他們所擁有、所依靠的，只是一時的共同的思想和情感。第八章，趙鼎新對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動員謀略進行分析，這很像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更重要的是，不考慮國家-社會關係和國家-大學關係，也就是淡化學生的嚴酷處境；強調學生的盲目、衝動，卻忽視他們表現出的勇氣、正義。這其中的片面性，就客觀效果而言，勢必會對學生污名化，而且會誤導讀者，把矛盾激化、乃至整個民主運動悲劇結局的責任歸於學生自身。
此書的英文版有一個序言，作者是Charles Tilly，他被稱為是「21世紀社會學的奠基人」、「世界傑出的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之一。」能夠請到如此重量級的學者作序言，明顯有助於確立此書在學術界的地位。
關於如何解釋一個事件，Tilly提到了若干方法，其中一種方法稱為「系統解釋」。這種方法是將具體事件和大環境聯繫起來考慮，說明局部和宏觀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Tilly在此書的序言中說：「儘管粗心的讀者可能會將趙鼎新的國家社會模型理解為系統解釋，但趙鼎新通常會避免這種解釋。」也就是說，讀者以為，趙鼎新正在將具體事件和大環境聯繫起來考慮，可其實，這是他製造的錯覺。在一個國家力量處於絕對主導地位的大背景下，忽視宏觀層面的國家-社會關係和國家-大學關係，來研究局部生態環境對學生運動的重大作用，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Tilly在序言中委婉卻尖銳地指出了這一點。只是，該書中文版出版時，刪掉了這篇由這位鼎鼎大名的學者所作的序言。
無論是理論還是事實都證明，社會運動要想取得成功，離不開組織的支持；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就無法協調、規劃和部署廣泛的運動，就很難控制運動的走向。獨立組織的缺失是八九學運失敗的重要原因，而這，正是國家-社會關係嚴重不平衡造成的結果，這種不平衡的關係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89年以來，很多人都對這場運動的結局做了深入的思考。有觀點認為，走入1989年那樣的死角，或許是因為學生把對手逼到死角。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要適時妥協，給對手留餘地。從政治博弈的角度看，這當然是明智之言。只是，做到這一點需要一個大前提：被統治者必須獲得博弈的資格，統治者容許博弈對手的存在。具體而言，學生自治組織可以存在，才有博弈的可能。只有一個有權威的自治組織的存在，才有可能做出妥協的決定。當時的問題就在於，鄧小平根本就不允許學生自治組織的存在，不想有博弈對手出現，他要永遠獨霸一切權力，獨霸一切空間。這是一個死結。正是鄧小平的這個思想，決定了趙紫陽的下場，決定了大屠殺的結局。假如高自聯等學生自治組織得到承認，而不是一直遭到瓦解和打擊，學生自治組織就有可能逐步完善，逐漸確立權威，得以有效地領導學生運動，協調學生們的行動。那麼，學生有可能做出部分妥協，這場運動將會和平收場。只是，和平收場並不是鄧小平所期待的。
中國現存的國家-社會關係絕對不平衡，賦予了獨裁者絕對權力，而鄧小平堅定維護的，正是這種不平衡的關係。面對學生運動正在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主運動，鄧小平感到極大的恐懼，他不僅要收回文革後的那一點點放鬆，而且，還要消除掉人民對獨立精神的追求、對民主自由的嚮往，最終回到毛澤東時代專政和鎮壓的老路，不惜動用野戰軍進行血腥鎮壓，以建立新的恐怖統治。可以說，北京大屠殺，徹底撕下了中共的最後一點偽裝。
4.26社論的立論是錯誤的，野蠻的，虛偽的，但是，它傳出的威脅和殺意是真實的。對於當局可能採取鎮壓措施，學生和市民並不是完全沒有意識。4.27大遊行之前就有不少學生寫下了遺書，為了國家的進步，做好了犧牲自己的準備。但是，鄧小平寧可毀掉國家，毀掉中共，也不能讓國家走上進步之路，這可能是學生沒有想到的。至於調動野戰軍，使用坦克、裝甲車和自動武器大規模屠殺市民和學生，不要說學生、市民沒有想到，就是很多中共的高級幹部，包括軍隊的高級將領，也都沒有想到。苛責學生過於盲目、過於單純，這並不公允。
從北京大屠殺發生之日起，人們就知道，大屠殺這個事實是永遠都無法抹掉了。然而，有人卻想偷天換日，將大屠殺的罪責歸咎於學生，這比否認大屠殺更為陰險。只是，這一切註定是徒勞的。獨裁者的罪惡絕對無法洗刷，勇士們的壯舉必將永垂青史；中共的暴政將會結束，民主的中國註定將會到來，中國人終將獲得自由，這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謹此，八九的英靈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