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瞿宣穎，字兌之，湖南長沙人，長期居住北京，晚年定居上海，易名蛻園。他是清末軍機大臣瞿鴻禨之四子，生於1894年月18日（舊曆二月十二），卒於1973年8月28日。近年來他的著述都得到再版，人們稱他是現代史學家、文學家、掌故家，他學識淵博，精研文史，代表作為《中國駢文概論》、《方志考稿》、《人物風俗制度叢談》、《中國社會史料叢鈔》、《李白集校注》、《劉禹錫集箋證》等。他曾在南開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任教。他的學識使不少人折服，他也曾出任舊官吏，在日偽時期做過有損民族氣節的事，成為他一生中永遠無法抹去的污點。解放以後他老老實實地向政府交待了自己的歷史，沒有被戴上任何政治帽子，晚年還被選為上海市政協委員。
外祖父個人歷史複雜，曾任段祺瑞執政府的秘書長、偽北平國立編譯館館長等職。我不想去評論他的學術與過失，但我得承認，他是我一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人。近年來他的作品又重新出版，不少出版社對他的名字及生卒年代介紹有誤，人們對他的詳細情況也不甚了解，我只想站在外孫女的角度把外祖父如實地寫出來。
我仿佛又回到孩提時代，這是一座氣勢恢宏的四進宅院，門牌上寫着東城牛排子胡同1號。大門裏有一塊很大的影壁，書有「迎祥」二字，筆力遒勁，後來才知道那是瞿鴻禨夫人（即外祖父的母親）所書。進入院裏，最引人注意的是三間南房，大家稱為「南書房」，裏面藏有很多珍貴典籍，我的記憶是從這裏開始的，也許這是一種預兆，書籍將與我終生為伴。
母親在協和醫院生下我之後，患了一場大病，病癒後便回到上海，把我留在被稱為「宰相府」的深宅大院裏，當時外祖父和外祖母還沒有別的孫輩，所以對我鍾愛有加。外祖父認為我天賦很好，雖然體弱多病，卻有一種人們不易發現的睿智，或者說是一種悟性。許多年之後，外祖父告訴我，我還不會說話時就已認得許多字，常被抱出來在客人中表演，從一頁頁的古籍中指認。賓客的稱讚使外祖父感到十分光彩，曾當場賦詩（可惜「文革」時丟失了）。記得外祖父常在上午讀書，下午習字作畫，都要叫人把我帶到南書房，與其說是讓我去玩耍，還不如說是讓我接受書房氣氛的薰陶。
三歲時外祖父對我說，我該正式讀書了。我被抱到一張硬木大理石面的圓桌旁坐正，凳子也是硬木大理石面的，只是被墊高了。桌上攤開的書是《三字經》。我不用看書，只機械地隨着外祖父一句句地誦讀，當他讀到「苟不教，性乃遷」時，院裏的大狼狗不停地叫起來，我把「苟」與「狗」等同起來，立刻想到那只可愛的大狼狗，不肯再念下去了，好像是問了一句：「狗怎麼能不叫呢？……」外祖父終於生氣了，指定的段落又背不出來，於是雞毛撣子落在我身上，我大哭，躲到桌子底下，又被外祖父拖出。打過之後，警告我背不出書便不許吃午飯。我已不記得如何收場，但是當天下午他又和顏悅色地說要帶我到他辦公的地方去玩。我幼小的心靈早已感覺到，外祖父十分疼愛我。這些片斷雖經幾十年，仍歷歷在目，拂之不去。當時外祖父任偽北平國立編譯館館長，辦公地點在北海靜心齋，在這座大花園裏，我高興地跑上跑下，完全忘了上午的不快。總之，在我正式上學之前，便已經學了不少古代文學作品，涉及的典籍中的故事就不計其數了。
七歲以後，我被父母接走，大宅院、南書房永遠是我魂牽夢繞的地方，我常幻想着再回到那裏。後來才知道外祖父一家在解放前已舉家遷往上海，上海解放以後，外祖父成了有「歷史問題」的人，全家人已與他劃清了界限，不再有任何往來。聽一位親戚說，外祖父在上海以寫作為生，出過好幾本書。
50年代中期，我到了上海，那時我剛剛十五歲，便從親戚家打聽到外祖父的地址，終於一個人悄悄地跑去看他。當我在一個小閣樓上見到
我多年思念的外祖父時，他的頭髮已經全白了，一個人過得很苦，他衰老，孤獨，寂寞，好像完全與社會隔絕了，與他相伴的是滿滿一屋子書，書架下臥着一隻小貓，是白色的。我站在他面前，往事一下湧上心頭，我不敢說話，強忍住淚。大概從來沒有客人造訪，他愕然了，呆呆地問我：「小姐，儂尋啥人？」我終於大聲哭了起來。這止不住的淚水裏有長久的思念，有求學不順的苦惱，也有對知識的渴求。此後我經常瞞着外祖母一家人去看他。我發現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十分快樂，十分激動。後來在我離開上海的十餘年裏，我們書來信往，極少談起祖孫親情，倒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學業傳授，知識交流。我們談過《蘭亭集序》帖的真偽，論過顏真卿與趙孟俯書法特點，議過《史記》與《漢書》的特色與異同，探討過《昭明文選》成書的時代背景，還講過近代文學家與晚清政治的關係。總之，憑着每周一封信，我的知識很快地增長。後來我向人們講述這種特殊的教育方法時，幾乎沒有人相信，至少我的父母親不相信十幾年的通信全是這些內容。當然，我也多次把自己的習作寄給外祖父批改，把工作的坎坷說給他聽。外祖父常開導我，要我把眼光放遠點，不要侷促於目前，還勸我要踏踏實實做學問，要從讀通一部書做起。外祖父不但培養了我對文史方面的興趣，更給了我一把金鑰匙。我有了自學能力，能夠熟練地查閱各種典籍，為我後來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雖然書籍沒有給我帶來黃金屋（我長期居住陋室），也沒給我帶來千盅粟（工資低得僅能餬口），但我仍然覺得充實、愉快。當然，這一切都是外祖母和父母所不知道的。
60年代前後，外祖父奉命參加《辭海》編纂工作，負責編輯古代名人部分。那時的稿紙為了適應寫毛筆字的需要，是豎行的，質量極好。版面很大，很多稿紙只寫了條目便廢棄了。為了物盡其用，外祖父把幾摞廢稿紙寄給我，讓我充分利用。我拿到這些稿紙，比重耳得到野人送給他的土塊還要高興十倍，百倍！我期望將來能夠從事文字工作。《辭海》成書發行以後，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未能署外祖父的名字。
1965年過年前後，政治氣氛較為寬鬆，我向母親坦白了長期與外祖父通信的秘密，告訴父母自己多年來受益極大，希望能到上海小住一段時間，一來可以探望年邁的外祖父，二來可以多學一些知識，母親居然同意了。此時的外祖父已遷入武康路的一間約二十平米的向陽房間，在這裏他完成了《李白集校注》和《劉禹錫集箋證》兩部大部頭作品。在這裏，外祖父為我講解了《昭明文選》及《漢書》，指導我閱讀《資治通鑑》，為我補了國內各大學不開的一些課程，介紹了二次大戰後在西方流行的戰爭恐怖文學產生的背景及發展情況。冬春時節的上海是很冷的，夜晚更是，我們在各自的小床上擁衾而坐，他講，我聽。有一次我竟嚇得不敢獨自一人上廁所，要他在廁所門外陪我。這期間他還着意地指導我寫作，使我的寫作水平有明顯提高。
60年代初，香港的《大公報》為適應香港高中畢業生會考需要，開闢「文采」專欄，專門介紹中國古代文史知識，解答疑難問題，外祖父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一度尿血，後來被確診為腎癌，做腎切除手術。這期間我多次為他選題，撰稿，經他修改後寄往香港，文風竟與他相仿。這些文章雖然都以他的名義發表，但我內心卻充滿喜悅。
在上海小住期間，我直言不諱地問起外祖父的個人歷史，他也毫無保留地告訴我一切。他還以極其嚴肅的神情告訴我，由於職務的原因，他目睹了「三一八」慘案的全部過程，而且是站在最有利的位置看得最清楚的人。他十分認真地說，後來一些作家、名人都提到這件慘案，但沒有一人是親歷者或目擊者。外祖父在講述這一切時非常平靜，他說他既不願意將有關情況形諸筆墨，更不願意披露於報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1965年與外祖父分別時曾相約，兩年以後再到上海小住，並就宗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這一題目進行探討。此後每周一信除了討論學術知識以外，必附大楷一篇，或臨顏，或習趙，外祖父均以硃筆改正寄回，即使「文革」初期也未停止過。「文革」中期外祖父被一名共事的舊日學生揭發，說他在若干文章中指責呂后、武則天及慈禧太后均為影射江青，被新賬老賬一起算，判了十年刑。對於這種指控，我所有親戚都不敢相信，因為外祖父自知歷史上的污點，總是謹言慎行，絕不會得罪紅極一時的江青的。做過腎切除的外祖父在提籃橋監獄大約住了四年，終於因氣管炎在1973年8月28日去世。痛哉！1965年一別，竟為永訣。
屈指算來，我與外祖父共同生活的時間只有七年多，但他以通信方式指導我學習卻延續了十餘年，而且從未間斷。迫於各種壓力，這些信件早已付之一炬，但它們對我學識不斷增長、閱曆日趨豐富以及文化修養的積澱、精神氣質的形成卻是至關重要的。我學會冷靜思考，做到寵辱不驚，能以平靜的心態對待一切，但又不放棄拼搏進取。幾年前我的領導交辦一件向海外某文化名人寫賀函的任務，並囑用文言文以「八行書」形式來寫。當時幾位資歷、職務皆高於我的人都不知「八行書」為何物，而我順利地完成了任務。事後別人對此感到意外，我卻因懷念外祖父而流下了眼淚。
外祖父去世五年以後，我們收到法院的通知，撤銷了對他的判決。母親和舅父為了不再受政治牽連而高興，但是我的快樂是難以言表的，只是深藏於心中罷了。我的一封封信使外祖父孤寂的晚年得到慰藉，外祖父一封封信則以豐富精深的知識滋養了我，使我終身受用，成了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斗轉星移，我的長輩相繼辭世，夜深人靜時我會常想到他們，但想得最多的是我的外祖父。我常常問自己：如果沒有外祖父，我今天會是什麼樣子呢？
（選自《溫故》（之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