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風暴中突圍方勵之夫婦棄家流亡始末＊阿波羅新聞網

1989年2月26日的夜裏，因Bush晚宴，我們已領教過更大的場面，對太原的表演並不害怕。不過，看來大兒子的消息不是謠言；小兒子的判斷也屬正確。我們不能讓親人受連累，更不能讓老人受驚，因此決定回北京。

幾天的奔波，加上水土不服，我躺了一天。第五天一早我們道別了親人，準備去火車站。剛開門，樓下一個中年婦女堵住門口正要進來。可能是樓下幾輛車苦守一天一夜，未見任何動靜，所以又派人來查看。送我們的孩子奚落地說：「不用你來監視了，人家走了！」。去火車站的路上，我們也是在兩輛車的伴送之下：一輛是白色麵包車，，一輛是白色小汽車。一到車站，那車上的人直接進了站長室。我們上了火車，那車上也有人上了火車。火車到豐臺，已經是北京郊區了，突然有三個彪形大漢來到我們的臥鋪邊座上，坐着不動。一直看着我們在北京下車，他們混在下車的人流中，消失了。我想，大約是把我們交給北京的監視者了。

燒勵之的模擬像

離家整整五天，香港和國內各地寄來一小疊匯條，都是請我轉交天安門學生的，其中還有邊防戰士的。多麼可敬、可愛的年輕人啊！信走得太慢，形勢險惡，我已無法完成這些比錢本身重得多的囑託，我也不願取出這些錢。按照中國郵政慣例，無人取的錢，應退還寄錢者；我不放心，一一給他們寫了信，告訴他們，若需原匯條，我立即寄去。

除了匯條，還有更多的信。我一一給了簡單的回信。當時我沒料到，這是我在此後一段時期中，能直接發出的，給中國大陸上不相識的青年朋友的最後一批信了。我也不能預測，這些信會不會給他們帶來災禍。

回家的第三天，六月一日，清晨剛起身，我們的記者朋友ABC廣播公司的柯達德先生，登門告急，不久，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來電話。他們說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幾個郊區縣，如大興、順義等，由政府組織的農民遊行中，焚燒了方勵之的模擬像。他們擔心方已被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勵之泰然地說：「我們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發生的事，我們的一切活動，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們是清楚的。燒模擬像，在國際上或中國歷史上，我記得，只有國家級或領袖級的人享用過。我今天竟有此殊榮？他們要這樣作，我不介意。」勵之照樣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問。

在天文台，有人相告，送勵之的那位廠長離開太原後，被公安車緊緊追蹤，直到中途停車休息，公安車才發現有誤而放棄。這使我想到，為什麼他們要反覆核對，真也笨得可以！

乾脆英勇就義？

六月二日，在美國的大兒子來電話，我簡述了一切，我認為當局有意逼我們，作出錯誤的決定，他們好利用。我們離開北京一共五天，關於我們的謠言已經滿天飛，諸如，已經出國，已經到了香港，逃命去了，……。最後我說：「我們等他們來抓，要出國，也等將來光明正大地走！」孩子在電話里大叫：「媽媽！你們千萬千萬不要作這樣的『英雄』！為什麼要以這樣『英勇就義』的語氣說話？媽媽呀！你快答應我，不要作無謂的犧牲！」我安慰他，問題沒有那麼嚴重，中國不至於如此黑暗。

也許，國外得到的消息更多、更正確，國外打來的不只一個電話，有外國朋友，有出訪的中國朋友，都擔心我們生命的安危。也不斷有記者來，有的是看看我們是否還在，有的一定要攝下照片。氣氛急迫而緊張。

上午，勵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約接通Perry Link教授家的電話；他和夫人Jean帶着兩個可愛的孩子來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無玩興，談話離不開天安門。只有他那淘氣的小兒子Nathen，看上了大客廳牆壁上掛着的一柄寶劍，那是1988年的最後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專門託人登門送來的禮物，這是他家祖傳的紀念品，願送勵之保存。

這兩天，北京人是數着鐘點過日子的。一輛吉普壓死市民的事，在人們心上投下濃重的陰影。六月三日晚間的新聞聯播，已經殺氣騰騰，人們不能入睡。在這西郊的科學院宿舍區，住得較近的鄰居，悄悄地交換看到、聽來的消息。人們的心，密切關注着天安門，但願快快天亮。

開槍了！便場電話：「老師保重、再見」

半夜，電話鈴可怕地響起來，一個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記憶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聲音急促地說：「李老師，不要問我是誰，我是北大的學生，同學們叫我一定要打通這個電話。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槍聲來打這個電話，就是要告訴你，我們親眼見到，軍隊和武警已經殺人了！他們殺人了！這是真的！在我邊上一位清華的學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學頸部中彈，被打穿大動脈，血流如注，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這消息弄懵了，一再問：「是真的嗎？我能為你們做什麼？」對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來，更快的說：「是真的！我親眼看見的！你那裏能聽見槍聲嗎？現在仍然在放槍。我們什麼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師平安。殺人之後，他們不會放過你們的。……」孩子哽咽着：「老師，多保重，再見了！……」放下電話，他又忙着救人去了。

這時，我才聽見，在北京深深的夏夜，遠遠地傳來一種沉悶聲，伴着斷續的、似爆竹的聲響。我覺得，要做點什麼，一陣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涼。樓道里，雖然家家都不開燈，但家家都沒有睡。

接着，第二通電話又響了，是一個更成熟的聲音，簡單的通報，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統計：有20人被打死，有兩百人受傷。第三通，是一個東北的、似曾相識的口音，向我通報：在他附近的統計：50人被打死，幾百人受傷。……。快天亮了，又有人報：死一百，傷一千……。每一個電話的最後，都是憂慮而深情地說：「不要問我是誰，希望你和方老師珍重，平安。」

我覺得，天也變了，地也變了，這是不是一場夢？一場惡夢？一場懊死的、罪惡的夢？！電話發出的每一個音符，都是來自那罪惡的屠殺場。也許，這是某個年輕人最後一次和人世間通話。他們報出的每一個數字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啊！是一個年輕人的心啊！。

盼來六月四日的黎明，樓道里出奇地安靜。既沒有平時孩子們每逢星期日在電梯裏的喧鬧，也沒有大人相約買菜，和為假日烹飪的忙碌。徹夜不眠的人們，在樓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睜着乾澀的雙眼望着前方。

中國大陸的人很熟悉這樣的表情，那是當大難襲來，人們掌握不了自己命運時，常有的表情。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讓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為了防止有一類人，用任何一句話編造是非。

一個我很熟的北大學生，打來電話。他是聽了六月三日晚殺氣騰騰的廣播後，想去找同學回校的。走到六部口附近，無法前進，親眼目睹殺人的慘劇。他邊說、邊哭，聲淚俱下：「你知道嗎，阿姨！我到了那裏，我親眼見到，坦克和裝甲車開過來，橫衝直闖，他們從車上無節制地向人群開槍。路邊的人，站得好好的，也沒叫口號，也沒唱歌，軍車上的人就向人群掃射。我親眼看見，同學們就這樣倒下去，腦漿迸裂……。我們回到學校，不少同學身上，還留着死去同學的血和腦漿。太慘了，我真不明白，為什麼無原無故地向人群開槍？」孩子說不下去，而且顛三倒四。顯然，他拂不去這血淋淋的慘像，他的心還在那可怕的屠殺場上。抽泣一陣之後，他說：「北大的老師徹夜等在校門口，現在他們去學生宿舍查看，不知道我們會失去多少同學？……」

一定要保重

快到中午時分，北大一位教師打來電話：「李淑嫻，我告訴你，據紅十字會確切通報，昨夜、今晨，學生和市民共死亡兩千六百人，傷六萬人。這是官方承認的紅十字會報的，不是謠言。今晨，全體在校的教員，列隊迎接能回來的學生，學生們回來都是歪歪斜斜，人數不多，太慘了！我們和學生，抱頭大哭。聽說，清華大學這次犧牲最慘重。北大究竟犧牲多少，還沒統計出來。我只想提醒你，那些人已完全失去理性了，什麼事都可能作出來。希望你們要多保重。」這聲音已經收拾起巨大的悲傷，充滿了憎恨和憤怒。我明白，這時候給我打電話，又是經常上了我家公安局錄音帶的聲音，對他們是危險的。這樣冒險通報，就是告訴我實情，你們要多保重，這字字千金啊！

誰都無心吃飯，上午，勵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勵之剛回家，Perry Link來了，他紅着眼圈，戴着黑紗，兩天不見，他好像瘦了、也蒼老了。大概每人都是這樣。他剛在中國人民大學門口，聽學生訴說。他欲哭已無淚，傷心地站在那裏，也站不住，直倒換着雙腳。停了一會兒，他啞着嗓子說：「你們都知道了！真沒想到……我見到很多現場實拍的照片，看見了學生們……，太慘了……」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約我憔悴得十分難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紗，他黯然說：「是學生們給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點表示。」我小聲、憤怒地說：「誰也想不到，想不到他們竟這樣兇殘，這樣愚蠢！是愚蠢！……」這時，勵之的學生送文章來了，又來了什麼人。

為了不打攪勵之和研究生交談，我請Perry Link進了裏屋。他從傷感中醒過來，關切地說：「你們若有任何困難，需要我幫助，我一定盡力，你們不用客氣。」我說，在這時候，和我們太密切，可能會面臨麻煩。他卻提高了聲音，真誠而難過地說：「現在我什麼也作不了，也坐不下來作事，中國人處在這樣的苦難中，我起不了作用。假如能為中國人作一點事，我心裏會好過一點。」我也告訴他，各方對我們善意的警告，我們的確是處在危險中。

那有這麼笨的政府

但偌大的中國，何處安全呢？我們已出走了一次，正如小兒子所說，當局若想要抓，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對我們都不安全。我不願意再給親友製造麻煩，我們太了解中國共產黨了。上次的出走，是基於我不太相信當局真要抓我們，太原之行打破了這種僥倖心理，更何況他們已經殺人了。也許，外國人的家裏安全一些；也許，外國大使館更安全些。但這樣一步是很難跨的，我還希望，這種混亂局面只是一時的；也許，到一個隱蔽的地方住一、兩天，看一看，再回家來。

Perry Link作為一個很了解中國人的美國人，仍然很難理解中國人深層的心理，他茫然地說：「外國人的家，現在也不安全，自從Bush晚宴之後，我們家受到密切注意....」他不願說自己的難處，接着，他不解地說：「大使館，我沒有問過，不過，美國大使館接受避難，這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不知道，你們方面有什麼障礙難於跨過？一切你們自己決定，我願盡我可能的力量。」

我坦白地告訴他，最主要的，是怕由於我們的行為，影響中國的學生和學生運動，讓中共當局有了藉口，對學生不利；其次，勵之是個十足理性的理想主義者，他視名譽比生命更重要。到現在，他還認為當局沒有道理來逮捕他，因為，他完全沒捲入天安門的事，不必躲避。再有，勵之過於相信他自己的聲望；他覺得，當局若無理地動了他的話，他們自己將來很難下台階，哪裏有這麼笨的政府？

Perry Link一肚子的狐疑，不知道哪一種估計更正確，念叨着：「我不明白，老方的事怎麼影響學生？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要冒着坐中國共產黨監獄的危險？在監獄裏，什麼也做不了，怎麼對學生有好處？怎麼對中國將來有好處？謠言儘管他們造，實際怎樣最有作為，最能發揮自己作用，才是重要的。當然，什麼都由你們自己決定。」這充分表達一個正直的美國人的心；也顯示出兩種文化背景衡量事物的不同角度。中國的知識份子，「西化」如勵之那樣，在心底里，仍然有些許「中國士大夫」的氣質。

今夜不能在家住

經過「八九民運」，更多人在自己的經歷中，接受了新的價值觀；人民把能有一批人逃出生天的消息，當作喜訊，到處傳播，不介意官方宣傳中所稱的「叛逃」。Perry Link臨走一再說：「我再想想，有沒有安全的地方，我隨時準備幫助你們。讓我們保持聯繫。」

下午，一位年輕的美國記者，急急地打來電話，直愣愣地說：「要不要我幫你們離開家？換個地方？」我們謝了他的關心，表示我們哪裏也不去。

下午四點多，Perry Link和一位他的記者朋友來了，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個折中的辦法，記者朋友請我們到他所包的飯店房間，那裏平時是安全的，中共官方一般不會來打擾。勵之仍舊不動聲色，他說還要看一看，明天他還有一個約會，完了再說。兩位外國朋友擔心地走了。走前，我說，我們家的電話用起來要倍加小心，我和Perry Link約定，假如情況緊急，需要他的幫助，我在電話中就說，要他把孩子帶來玩。

快到晚間中央電視台聯播節目時間了，人們憎恨這幾天的節目，但一定要看，看究竟說什麼。就在這時，樓下忽然聚了一堆堆的人，原來，有人把一個被槍殺的七歲（或九歲）孩子的遺體，送來讓大家看。無言的抗議，大人低下頭，小孩緊緊拉着媽媽的手。

我們的摯友，前兩天還說去太原是多此一舉，當晚派他的妻子來，告訴我們，軍內上層已正式傳達，要抓方、李夫婦倆，他替我們找到一間空房，可以蟄居一些時間，他的妻子等我們決定，好立即帶我們走。她警告我們，今夜不能在這個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裏。

我們的鄰居，悄悄地來了。他緊張地說：「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們要是信任我，今夜，無論什麼時間，來我家住，我們把床給你們留着。用坦克、自動步槍對着手無寸鐵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們了！我們真可憐，真是手無寸鐵啊！科學院這個區，他們最恨，這是知識份子聚集地，將來整起來，一定是不會輕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讓別人看見。

情況危急

門鈴又響了，進來我認不出來的一位盛裝女子，原來是我們青年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亂地拿着丈夫的字條，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輛車，今晚八點出發。兩位老師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們同意，八點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這裏來。我把二位老師送到×××先生那裏，先住一陣。」我知道，她既擔心丈夫，又擔心家裏一個幼子，就請她快回家；告訴她丈夫，不管我們去不去，都永遠記得在這危急時刻他為我們作的一切。我們七點半不去的話，就是不去了。他們有什麼安排，不要耽誤。

電話鈴響，送來一個土氣十足的聲音，勵之拿着電話，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麼，突然他笑了，接着說：「我明白了，謝謝你，我明白了，明白了！」這一連串的「明白了」，原來是對於電話「啞迷」的回答。放下電話，勵之向我解釋。這是一位十分「正統」的朋友打來的，情況的險惡，使這位朋友用改變了的聲音和腔調說話。這位朋友說：「老方，厄（我）從山東老家來，咋這裏呔髒，你咋不換個乾淨地方待着？看！電視上都演的啥？」這時電視正在說「平定反革命暴亂」的事。

這個電話使勵之比較相信情況的緊急，因為，別的好友對我們鍾愛，反而使勵之認為他們過於擔心。「正統」的、不過於激進的人都認為危險，那就更有客觀性。這時，他才同意我給Perry Link打電話。一接通，我一一謝了所有在我家等我們決定的朋友，請他們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我雙手拉着他們的手，用力地用雙目盯視着他們，我要永遠在心上刻下這一張張純樸、善良的臉。

離家棄家的逃亡路

這是Perry Link這一天內第三次來到。勵之還想着明天就回來，這時，他的研究生來了，勵之交給他要辦的事，應該寄出的文章、書信。我收拾幾件最簡單的漱洗用具，向小兒子說：「一起走吧！」他顯出不情願的樣子，我勸說：「媽媽不放心你！你就算先送送我們，明天再回家，好嗎？」就這樣，我們離開了家。六月的夜晚來得很遲，黃昏的斜陽下，我回頭再望一眼我們住房的陽台。陽台上，我專門請人做的曬衣架子，還有打通兩個陽台之間的拱形門洞。這都是請人裝修房子時我得意的設計，準備在家裏不定期地請朋友們、學生們來進行學術討論，或舉辦「Liberty Salon」。為此，當大兒子要用他的助學金送我們一件禮物時，我指定，要一座自由女神像。

陽台上，還沒來得及種上一點我希望有的綠色植物；陽台上，還放着一位朋友特地送來的防火索；室內放下的落地窗簾隱約可見；……。我轉身又看一眼樓前的場地，一樓住戶的鐵柵欄，柵欄上不整齊的綠色枝葉。猛然，在樓的轉角，靠着柵欄，站着一位中年人，他含笑看着我們進了汽車。他是誰呢？

Perry Link替我拉開車門，再一次催我上車。一向行動急促的我，還在發愣，我好像預感到什麼，又回頭看看我的家，才低頭進入車裏。車座的布罩上，點點血跡；司機座邊，另有一人。司機急忙解釋：「我們不敢一人開車，不知道會撞上什麼。這一夜，我們都在自願免費冒險拉學生，你看這布罩上的血……，唉，太慘了！學生們真是可憐！……。」我才明白，Perry Link沒有用他的長期包車，而是為我們特地叫了一輛Taxi。

車行到海淀大路上，一群群的人，聚集着；有人圍着持槍的軍人，連問、帶說理、兼責備。北京人沒有怕，北京人睡不着，都上街來了。天暗下來了，我們決定去就近的Shanglira飯店，等明天再作決定。找到房間，天已全黑了，路上有持槍的人，我們不放心Perry Link一個人回友誼賓館，但他不放心夫人Jean一個人帶兩個幼小的孩子；我也想起，Jean最近私下告訴過我，Bush Dinner之後，常有無聊的騷擾，甚至有人往她那裏打下流的電話。無奈，我懷着擔心，目送他在黑暗的夜色中，一個人走了。

一夜不眠，聽着殺人之後北京的聲音。深夜，越洋電話接通。清晨，Perry Link來到。勵之要回去參加約會，我想知道確實的消息才放他走。

只有一條路

我接通一個我信得過的家，告訴他們，我在一個新的地方，想知道真情。孩子搶過電話，急急地說：「李阿姨，北大很多同學至今不知去向，學校一片肅殺之氣。學生領袖都不見了，也許被殺害了，也許躲起來了……」我急得說：「你不要叫我，也許我不再給任何人打電話了，但我不能判斷，情況究竟怎樣；假如可以，我們想回家，他還有事……」孩子聽到這裏，急起來，大聲說：「阿姨！我告訴你，學生領袖都躲了，當局不會放過你們，這是真的！還有，據可靠消息，在各海關、各口岸早已有你們的照片，你們不可能通過那些地方。但是，同學們都盼望你們安全，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大家要知道你們安全！這消息對學生太重要了！我只能說這些，你和叔叔要多保重，再見！」這是我向外打的最後一個電話。

我們面前，只有一條路了，那就是，先到大使館，要visa一試闖關，與其在家中或在街上不明不白的「失蹤」，不如在公共場所被捕；同時也試問一下有關的條例。Perry Link來時已發現，路上更緊張了，為了保險，他找來一位年輕的CBS工作人員，拿着可通全世界的報話機，擠在一個小車上，出發了。沿途，經常走不通，改道再繞；沿途，在高校附近，學生設的簡單路障上，綴滿了紙作的白花；沿途，人們悲悽而膽小地彎腰低頭，匆匆的行人像幽靈一樣；……這就是我離家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