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中第一個自殺的教師是教物理的倫毅老師，曾教過我。倫老師在學習班兩次自殺，兩次被救活。在一天鬥爭會後，倫老師喝下了農藥（敵敵畏），被發現後送到醫院救治。救活了，接回學習班再接受批判，此時又多了一個罪名：向無產階級政權挑戰。由於身體虛弱，倫老師一個人躺在教室里地板上，趁其他人繼續開鬥爭會之際，第二次自殺，他用玻璃片劃開了肚子，把腸子拉了出來……
1968年10月，停課三年的學校湧進了三屆新學生。為了對他們進行「階級鬥爭教育」，學校舉行一個「階級教育展覽會」，我參與了籌備。其中一件事便是展出「牛鬼蛇神」的照片。我帶人到了醫院，站到醫院病床上，跨在倫老師身體上方，為他拍了正面照。倫老師緊閉雙眼，以此表示抗爭……
下圖就是當年到醫院拍照的介紹信，介紹信的文字是我的親筆：
二、被關在柜子里的邵老師
1968年夏天，正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瘋狂階段，這個「運動」是直指「國民黨殘渣餘孽」的。那些「歷史複雜」的人，很快就陷入滅頂之災。
七中原是一所教會學校，1949年之後教會學校被稱作「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邵明耀老師就是這所學校的老教師，我還知道，他的太太是一位鋼琴家，也在七中任教。
我不是七中的學生，但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直接造成對邵老師的傷害。我當時是17中的學生，是「清理階級隊伍」的骨幹。1968年夏天，得知我校有位教師加入全市性的教師組織「中教紅司」，而「中教紅司」是被認為「人員成分複雜」、「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的教師組織，於是我們展開全面調查，而調查就是迫害的前奏了。
到七中「外調」時，主要與「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中的一位女紅衛兵接頭，她比我低兩個年級。七中有邵明耀、董守三等教師也參加了「中教紅司」組織。我訊問過邵老師，訊問時瞪眼拍桌是肯定的了。現在，我還保留着當時的審訊記錄本。
在當年大約8月份，我在文德路原市文聯大樓又碰到了那位女「主義兵」，實在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盤踞在這裏的。她說：「走，審審邵明耀。」在文聯大樓的一個房間，「女主義兵」拉開了一個書櫃的門，裏面赫然坐着一個人，那就是邵明耀老師，他在瑟瑟發抖，也實在不知道紅衛兵是如何把邵老師弄到這裏來的。我問了一個問題，邵老師說不清楚。「女主義兵」拿起一根木板，在他的頭上敲打：「你說不說，你說不說……」，邵老師不斷發出哀嚎……最後，「女主義兵」拿起一塊磚頭，向邵老師的腳面砸去……
時間可以流逝，但是罪過永遠不會磨滅。請看到此文的七中學友轉達我的懺悔，起碼這一次，邵老師受虐，是因我而起的。再次對邵老師道歉，我祝邵老師健康長壽！
三、對不住林老師
1968年5月，我在「軍訓團」辦公室發現了一封來信，是本市一所醫院的一位護士寫來的，信中反映我校林老師對她有非分之想。
林老師，是我校的化學教師，50多歲了，一人獨居，並無什麼「政歷」問題。我們找到了林老師的鄰居（就是女護士的兄長）調查，林老師的行蹤被形容得鬼鬼祟祟，說他像要投毒害人的樣子。——他可是化學老師啊！階級鬥爭這根弦馬上就動起來了。我派了兩個低年級的女同學跟蹤林老師，卻不料被他發現了……我們登時惱羞成怒。
事不宜遲，我們一行十多人火速行動，直撲林老師的住所。目的第一是找找「罪證」，第二是打打他的「氣焰」，第三呢，確實是想在他那裏弄點錢，因為搞教師的「外調」，缺乏交通費。
他不在家，我們強力撬開了門鎖，翻箱倒櫃……可什麼也沒有發現。於是，發泄開始了：把他的衣服倒上墨水、砸爛了柜子、書桌、在牆上寫上「打倒林××」……最後，拿走了一盞枱燈、一個圓規、牙膏……還有30元錢。很難想像，林老師回家後見到滿屋凌亂會有什麼感覺，可是他不敢做聲——1968年5月，正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之時。
1968年年末，我們將要離校了，林老師小心翼翼對「校革委會」提出被抄家的問題，「校革委會」的一位教師代表問起了我，我態度強橫地拒絕回答。
1978年，我離開學校到工廠也有十年了，一天，學校有人來到工廠，向我了解十年前的事情。——原來，當時「撥亂反正」，開始清理「文革」時的冤假錯案。學校的來人說，林老師說你們打爛毀壞了他的東西，還拿走了500元錢……我回答說，打爛毀壞林老師的家具是事實，不過，真的只拿了30元，沒有500元那麼多。30元大多用在「外調」的路費上，剩下的9元多我離校時親手上交學校財務了……我在書寫的材料上，第一次對林老師表達了歉意。說實話，我在當時有點緊張，500元錢在上世紀60年代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萬一林老師一口咬定，我怎麼辦呢？我不由地緊張起來。我感受到了，林老師對此事的憤恨有多深。後來此事沒了下文，不了了之。大概當時不少事情都這樣，「文革」的「冤假錯案」清理得過來嗎？
林老師很早就調離該校，前年我曾經打聽過他的去向，沒人說得清。在此，我對林老師表達悔意，實在對不起！深深慚愧，為當初自己的獸行。
四、我對教導主任之死負有責任
1966年6月，「文革工作組」進駐學校，為了「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一下子就把七個「內部掌握」的「四類分子」的名單拋了出來，這其中就有教導處副主任龐乘風。隨後，他們統統被押送回原籍。1968年4月初的一天，我在學校「軍訓團」藍幹事的桌面上見到一份《申訴書》，是龐主任寫的，內容是為自己因「歷史反革命」罪名被押送回鄉而作的辯解與要求。
我見到這份《申訴書》，立即與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關於「右傾翻案」的論述聯繫起來，（當時是「楊、余、傅事件」之後），想到了「緊跟」。所謂「緊跟」，就是「緊跟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之謂也。
一天晚上，我糾集了幾個「戰士」到教工宿舍及學校的顯眼處，刷上了幾條諸如「不准龐乘風翻案」之類的標語。幾天後，竟然傳來了龐主任的死訊，他是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打死的。據「軍訓團」藍幹事說，頭天晚上，「主義兵」把龐主任叫了去，一伙人圍成一圈，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見人不成了，急忙從牆頭拖過去，扔回家裏就跑了。龐主任當天晚上就咽了氣。
就這樣把人打死了！開始時我是感到了某種震驚。但是，在當時打死個把「地、富、反、壞、右」分子，是一件完全不值一提的事，藍幹事壓根就沒有往上報，估計上頭也不要求上報。我內心稍萌的「罪惡感」很快就平息了。為首打人者鄭某，我的同屆鄰班同學。鄭某「根正苗紅」，頗得「政治」眷顧，還是在校中學生竟然去當過「四清運動政治學徒」；「文革」狂飆掃到學校，則榮任「文化革命工作隊」隊員之職。到了1967年，其母被「揪出」，據稱是「叛徒」。鄭某就從天上跌到了地下，同校如花似玉的妹妹，竟也因之精神失常。鄭某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犯下了彌天大罪。
鄭某下場亦甚悽慘。上世紀80年代初他曾在某國有大公司黨政部門工作，後因此事被揭發，受到了處分，隨後患上了不治之症，終年不及四十歲。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一個普通的中學也變成了「絞肉機」。在兩年多的時間裏，我校「非正常死亡」的學生有7人，教師有4人。
我把這一秘密埋在心底32年，自己也從毛頭小子到了花甲之人。此事再不提起，將會湮滅在冥冥之中。假如不是我當時的無知，「主義兵」或者不會知道有人在「翻案」，事情有可能會是另一種樣子。雖然龐主任很難躲得過隨後「清理階級隊伍」的屠戮，但事情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清夜捫心，深感痛疚，我詛咒自己的過錯，詛咒這一年代。願龐主任在天之靈安息！這是一則「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故事的現代版。
上世紀80年代初，學校清查「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教師的情況，找到了我的一位同學，我也知道。本來最清楚前因的我，最能說清情況。但是，我怕影響自己的「前途」，怯懦的沒有主動前去。雖然可以用「當時環境」作遁詞，卻實在是再一次對不住死者了。
我真誠地為當年所做的一切懺悔！把上面的話說出來後，心裏好受了一點。
《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