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從《青年》《微火》這種雜誌究竟可以學到什麼？」當安德烈耶娃走進廚房，她沉默的丈夫這樣問大衛·雷姆尼克，「不就是說斯大林是個偏執狂、性變態、好色之徒、酒鬼和罪犯嗎？他們甚至把他和毛澤東相提並論，好像這個人一點貢獻都沒有似的。」
有些偏激的人可能會說，安德烈耶娃和她的丈夫不是蠢就是壞，但我想也可能有第三種情形：他們得了某種病，一種對新事物、新形勢的接受無能。而之所以接受無能，無非是因為以前強加給他們的東西過於強大。在蘇聯末期，像安德烈耶娃這樣的人為數極多，他們抗拒新思潮，也反對變化，但變革始終要來。「民心向背」是一句大而無當的話，但蘇聯的結局可以證明：一個社會的變革，並不取決於有多少人反對變革，而是取決於有多少人期待變革、歡迎變革。
四、破爛展覽會
從1922年蘇聯建立以來，蘇共高層一直過着奢華甚至放蕩的生活，他們有豪華的別墅，有特供食品，當然也有觸目驚心的腐敗，而且越到後期，腐敗就越嚴重。而與此同時，蘇聯民眾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多次發生饑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2－1933年的大饑荒。因為荒唐而邪惡的集體農莊制，以及對農民的過分盤剝，蘇聯至少有700萬人餓死。在素有「歐洲麵包籃」之稱的烏克蘭，至少有300萬人死於這場饑荒。
到1989年，蘇聯民眾的悲慘生活已經為世界所知。《共青團真理報》在那一年發表了一篇報道，說在1917年之前，俄羅斯的人均消費水平排全球第七，而在蘇共執政67年之後，已經降到了全球第七十七，「在羅馬尼亞之前，南非之後。」
在北方的沃爾庫塔，因為沒有足夠的肥皂，礦工們沒法洗淨臉上的煤灰；在白俄羅斯，村民在垃圾堆里翻找金屬碎片，賣了錢才能買得起鞋子；在西伯利亞的秋明油田，礦工們住在破爛的小屋或簡陋的拖車裏，即使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冬。據某些官員估計，當時蘇聯全國大約有150萬－300萬流浪漢，光烏茲別克就有超過100萬人失業。嬰兒死亡率比大多數西方國家高出2.5倍……
大約就是在那一年，在莫斯科電視塔附近的「經濟成就展覽館」，幾位策展人決定舉辦一場獨特的展覽。這個展館本來是蘇聯政府自我炫耀和吹噓的地方，常年展示他們在科技、航天等領域的重要成就，以及那些紅臉膛、肌肉發達的工人農民。但到了末期，這樣的吹噓和炫耀越來越讓人厭煩，真相於是就出現了。
這是空前絕後的展覽，所有的展品都來自附近的商店，包括爛萵苣、破鞋、破鍋、生鏽的茶炊（俄羅斯的民族茶具）、袖子不一樣長的上衣、丑得嚇人的珠寶，以及一瓶泡着死老鼠的礦泉水。一位運輸工人這樣告訴大衛·雷姆尼克：「這些還不算糟，我見過更差的。有些商店連這些爛貨都沒有。」
蘇聯解體之後，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這個政權如此強大，養了那麼多人，為什麼在它行將失敗的時候，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維護它？我想1989年的那場破爛展覽會已經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如果一個政權只能製造這樣的破爛，為什麼要維護它？如果一個政權可以罔顧民生到如此程度，它的失敗又有什麼可惋惜的？難道它不該失敗嗎？
五、亞歷山大·曼的葬禮
亞歷山大·曼是一位東正教神父，在蘇聯的最後幾年，他的勇氣和虔誠同樣為人稱道，有人甚至稱他為宗教界的薩哈羅夫。他堅持不與蘇共合作，對克格勃們也沒什麼好臉色，多年來一直受到蘇聯政府的騷擾和迫害，被抄家，被傳喚、被審問，時常收到死亡郵件，不知道有沒有被請去喝茶，但我猜他肯定不會喜歡。生活在騷擾和迫害之下的亞歷山大·曼不為所動，依然堅持教授《聖經》，在各個教會中公開地演講，有時甚至會出現在電視上。
我確信亞歷山大·曼受到過天主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的影響。1979年，保羅二世在華沙老城的勝利廣場對40萬人發表演講，告訴他們「不要恐懼」，而且堅信「領導波蘭明天的將是耶穌」。這次訪問對華里沙有着莫大的影響，2013年我曾經當面問他：「是什麼給了你力量，讓你甘願冒着那麼大的風險，一次次堅持抗爭？」華里沙回答：「最大的支持者就是教皇。在他來華沙之前，我奮鬥了十年，只發展了一百個同志；而在他來華沙帶領我們祈禱之後，我只用一年時間就發展了一百萬個同志。」
亞歷山大·曼一定知道這段史實，他似乎也有志願像保羅二世一樣，做一個社會變革時期的精神領袖，從勃烈日涅夫末期到戈爾巴喬夫時代，他的身邊始終圍繞着一群知識精英，在後來的意識形態之爭中，這群知識精英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90年的9月9日，55歲的亞歷山大·曼走過一條樹林中的小路，一個暴徒拿着斧子躥了出來，一斧砍中了神父的後腦勺。重傷流血的神父又堅持着走了300米，拒絕了路人的幫助，最後死在自己的家門前。沒人知道兇手是誰，但從那時到現在，許多人都相信這是克格勃乾的，記者亞歷山大·敏金在他的報道中這樣寫道：蘇聯政府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警告我們：「你們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葬禮那天，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其中有平民、宗教領袖，當然也少不了他的知識精英信徒，人們獻上白花，流着淚悼念他平生的英勇和虔誠，說了許多讚美的話，但幾乎沒有人主張追查兇手。
在亞歷山大·敏金看來，這場葬禮證明了蘇聯人的軟弱，他在報道中提到了1984年波蘭的那起神父被殺案，「那次事件讓波蘭人民奮起抗爭」，而面對幾乎同樣的事件，蘇聯人的表現要差得多，「我們站在一起，卻在討論別的事情。……我們比不上我們的東歐兄弟……我們不僅沒有奮起反抗，甚至不會因此而感覺憤怒……」
這段話十分悲觀，而且有着強烈的自怨自艾意味，似乎在說「我們這個民族不行啊，我們沒有血性啊」。但自事後觀之，這一聲哀嘆並無必要。敏金的文章大約發表於1990年的9月16日，不出一年，他就會看到成千上萬的莫斯科市民走上街頭，面對坦克和機槍，坦然地、毫不畏懼地發出他們的聲音：「不要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回去抵抗你們的長官！」
六、維爾紐斯的血
在1991年最後的幾個月，蘇共和蘇軍並不像人們想像得那麼軟弱，事實上，它們極為強悍，不憚於扣動扳機，也不介意踏着平民的鮮血「從勝利走向勝利」。而戈爾巴喬夫也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那個溫和開明的民主主義者，和他的前任和同行們一樣，他似乎沒有明確的價值觀，總在意識形態的跳板上跳來跳去，他說過一些開明的話，但很快又否定了這些話，也不斷地試圖維護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似乎只有這樣才能為自己的黨找到一點合法性。直到1986年2月，他還對媒體發表這樣的見解：斯大林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敵人編造的概念，也是對蘇聯和社會主義的嚴重污衊。同年6月，他還對蘇聯作家們發表指示：如果我們清理過去，就所失去這個國家所有的能量，我們必須向前……把國家的能量帶往進步的方向。
當時還沒有「正能量」一詞，但戈氏的這些話，幾乎就是正能量的最好詮釋。
1991年1月13日，蘇聯克格勃特種部隊——其中包括幾十架坦克——開向立陶宛維爾紐斯的電視大樓，向聚集在那裏的示威人群猛烈開火，至少造成14人死亡，一百多人受傷。許多人都遭受過槍擊、毆打，甚至是坦克碾壓。這就是著名的「維爾紐斯慘案」。這起慘案不公在蘇聯國內，也在國際社會引起了極大憤慨，奇怪的是，沒有一位蘇共高層願意站出來對此事負責，戈爾巴喬夫說自己沒有下令，國防部長說自己沒有下令，內政部長也說自己沒有下令，聽上去感覺是軍隊集體走火了。
這並不是唯一的慘案。到1991年，蘇聯到處都在發動遊行和示威，人們控訴蘇共與克格勃的罪行，也發出要求民主與自由的呼聲。大衛·雷姆尼克曾經見過這樣一幅標語：全世界無產者，原諒我們！蘇共強硬派對這些反抗越來越缺乏耐心，越來越頻繁地動用機槍、坦克和毒氣瓦斯，在格魯吉亞的底比利斯，在阿塞拜疆的巴庫，民眾的遊行示威全都遭到了殘酷的鎮壓。3月27日，在莫斯科，為了阻擋和鎮壓民眾示威，內務部派出了超過五萬名警察，國家通訊社塔斯社發出了極為嚴厲的警告，莫斯科的克格勃頭子更是發誓「將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但一切都為時已晚，再過144天，就是著名的八一九政變，為了挽救這個政權，或者說，為了保住他們的官位和特權，蘇共的強硬派使出了最後的手段，他們綁架了戈爾巴喬夫，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也把軍隊和坦克派到了廣場上，但這一切，連垂死掙扎都算不上，他們所留下的「不惜血戰」的身影，最後只是一場笑話，他們什麼都沒有保住，只是加速了這個政權的潰敗，還有他們自己的恥辱。
關於蘇聯的失敗，至今依然是一個謎，沒人能夠說清這大樓是如何倒塌的，但我相信，它一定與上面所列事實有關，這些事實未必是決定性的，但就像牆上的裂縫，當它們日日加深，再高的樓也終將變成瓦礫一堆。
那棟樓並不值得懷念，值得懷念的是那些曾在危樓之下生活過的人們，就像這本書中引用的，那位古拉格的囚犯給他的愛人所寫的信：在我們還有力氣和希望的時候，請讓我們保存希望。生命中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死，而是完全絕望。這是最可怕的自殺方式：在你還有力氣的時候就劃掉所有可能，並且放棄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