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底，我從萬縣的一所民辦中學退學，到社會上闖蕩了一遭，當過各種臨時工。大約過了一年，我向父親提出，還是想回民辦中學去讀書。他答應了。1960年春季開學時，我就到學校去要求復學。雖然我只在初六一級煉過鋼挑過煤，真正坐在課堂里還不到一個月便退了學，但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多一個學生便多五元錢學費，校方還是毫不刁難便收下了我，將我編入了初六二級一班。
我歡天喜地地背着黑帆布舊書包，又扛着凳面上嵌有彩繪荷花瓷磚的紅木大方凳去上學了。我們班的班主任姓汪，高大肥胖齊脖的短髮，整天板着一張面盆似的大臉，好似別人借了她的米還了她糠一樣。
她讓我這插班生坐在最後一排的空位子上。還是那四人一排的白木長桌，我左邊靠牆的位置上是一個蓄着學生頭的男生，個兒比我略高，年齡較我稍大。他瘦削的臉上鼻樑高挺，有點希臘人的樣子，很英俊。上課不一會兒，他便側過臉來輕聲作自我介紹：「我叫王國斌，是班長，歌唱得很好。」我看了看課堂，秩序很亂，下面不是在說話就是低着頭在搞自己的事，還有幾位乾脆伏在桌上呼呼大睡。汪老師也不管，在黑板前自顧自地照本宣科。王國斌見我在窺看老師，又說：「我們都叫她『一點黑』，她老頭解放前是開紙貨鋪的，去年沒考上大學就來教我們，在講台上還念錯別字。」我注意一看，汪老師嘴角上果然生有豌豆大一塊黑痣。聽了這幾句介紹，我對班主任的敬畏便一掃而光，就與王國斌攀談起來。他笑着說：「同學們都叫我王麻子，嫉妒我長得帥。」我奇怪他怎會有這麼個綽號。他便指了指兩眉之間，我仔細打量，才發現那裏有三五粒芝麻大小的凹點，不注意根本看不出來，便相信取這綽號的人確屬嫉妒。
下課時，我與這性格開朗的同學已成了朋友。王國斌為了在我這新朋友面前證實自己的特長，就在教室里引吭高歌。他音色爽朗嘹亮，真唱得好，引得其他班級的女生都推推搡搡地跑到窗外來張望。
王國斌說他與我一見如故。王國斌的家就在學校大門外。土牆瓦頂，一樓一底，房屋寬敞，家具簡陋。進門的堂屋裏坐着他白髮白須的老祖父，穿一件黑色對襟布紐棉衣，同色的棉褲，腳脖處還扎着繩子。老人手握一根四五尺長的葉子煙杆，不停地吞雲吐霧，樣子很威嚴。看王國斌躡手躡腳的樣子，平時肯定很怕這老人。他母親的穿着神態完全是個農村婦女，左臂在抗戰時被日本飛機齊肩炸斷了，雖然只剩一隻右手，但凡認識她的人就沒見她閒過。
我進門剛叫了聲王爺爺，那仰靠在竹躺椅上抽煙的老人就問我是不是姓謝。聽到我的回答後，老人竟欠起身來說：「你是謝家的大……」畢竟已解放十年了，舊社會的稱謂老人再也喊不出口。
王國斌驚奇地發現，爺爺例外地對我很客氣，招呼我坐，還叫倒茶。
老人告訴我，他原來是雲陽縣農村裏的船工。抗戰時，川康銀行有一支運銀圓的小划子在他家外邊的江灣被炸沉了。我父親去處理善後，雇了些人潛水打撈。完事以後，我父親只將他一個人帶回了萬縣，安排在銀行守門。解放後他成了工人階級，現已退休在家。他說我很小的時候，就常在銀行進出，他還讓我騎在肩上，馱着我到街上看過熱鬧。言談之中，他對我父親充滿感激之情，我卻對騎在工人階級肩上的事全無一點記憶。
我回家後向父親問起過這老人。父親說，打撈時正是數九寒天，老王窮得連棉衣都沒有。但找了那麼多人，只有他一個人能在水中睜眼看物。難能可貴的是一連好幾天，都是他潛下水去，將散落江底的銀圓一包包撈上來，一塊都沒藏私。父親看重他誠實，就把他帶回來了。
王國斌的父親是一個什麼單位的會計，當時因貪污罪正在勞改，後來在「三年特大自然災害」時瘐死獄中。他有個哥哥在外流竄，不通音信不知死活，還有個正在念小學的弟弟。全家的固定收入就是爺爺那三十多元退休金。只有一隻手的母親非常勤勞，她不識字，從來沒有參加過工作，平時除了做家務照顧全家老小外，還在屋後的空地上種了些菜，以彌補糧食之不足。我就吃過一大海碗她用米粉拌牛皮茶煮成的糊糊。她每天早晚都要到江邊的垃圾堆里拾破爛，賣了貼補家用。王國斌家的生活肯定屬於貧困線以下。
但王國斌的穿着、用具在同學中並不寒酸。在那以艱苦樸素為榮的年代，他還經常在衣服和頭髮上搞些怪花樣，來吸引別人的注意。藝術家的天性在王國斌身上顯現得非常早。他實際上只比我大三百六十四天，卻處處顯得早熟。
他經常在清晨和晚上跑到橋馬灘上去練嗓子，站在伸入江水中的大石頭上，腳下是發出雷嗚般巨響的激流，他伸長頸子公雞似的放聲高歌。遇到節假日，王國斌就往社會上那些業餘歌手堆里扎，到處尋師訪友。若師友肯降尊紆貴到他家去傳經授業，王國斌便毫不吝惜地將母親種的菜加上米粉，煮一大鍋來款待客人。經過大飢餓時代的人都知道，那年頭請人脹一肚子米粉、牛皮菜，比現在請人吃一桌海鮮席還情深誼厚。
王國斌從不忌辛辣，離校後更是抽煙酗酒，也未見對其音色有啥影響。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再加上勤學苦練，唱歌的技藝便突飛猛進。但當時的社會不像現在有各種娛樂場所，更沒有演唱會和那些如痴如狂的追星族，王國斌展示自己的機會就極少。只有遇到節日來臨，有的單位要辦文娛晚會，他便去要求上台獨唱，當然沒有報酬。那時，全市唯有海員俱樂部經過特許，逢周末舉辦一次舞會。也只有樂隊，沒有歌手。不知王國斌是怎樣鑽營進去，周末就常站在海員俱樂部的樂隊前面，大展歌喉。這樣他便成了本市第一個在舞會上露臉的歌手，就有了點小名氣。但這名氣非但未給他帶來半分物質上的好處，反而被老師視為資產階級思想作怪。在學校開展階級鬥爭時，他便同我一起，面對着全校師生站到了批鬥台上。
王國斌十六歲便輟學到搬運隊去拉架架車。一年之中有三季，他都赤膊只穿褲衩、腳登草鞋在大街上飛奔。在陽光和汗水的澆鑄下，小歌唱家很快便長高長壯了，發達的肌肉、古銅色的皮膚配上那張希臘似的臉，王國斌成了全市最英俊的搬運工人。當他拉着沉重的架架車弓着腰兩手撐地揮汗如雨地爬上坡時，常有穿着整潔的過路姑娘主動到車後去幫他推上一程。
碰到熟人，王國斌瘦削的臉上依然笑得燦爛。他還是唱歌，在少得可憐的舞台上，在拉着架架車飛跑的時候，在空曠的江邊和靜夜的小巷，都能聽到他爽朗嘹亮的男高音。我知道他過得雖然艱苦，卻快樂。
1973年，當時我已因所謂言論罪在萬縣市看守所被拘留了兩年。有一天黃昏，我突然在新進監獄的犯人隊列中發現了王國斌。後來他利用倒馬桶的機會告訴我，因為與下鄉女知青同居，便被掛上「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黑牌抓了進來。三個月後，他被綁出去公判。他回來時，經過我的牢門，竟興奮得不怕違反監規，大聲對將下巴擱在風門上用目光詢問他的我高喊：「無期，吃飯的傢伙保住了！」他滿臉都是無心無肝燦爛的笑，好似揀了什麼便宜似的。
王國斌在勞改農場服刑幾年後，上面又有政策要求甄別，他就被釋放了。我與他喝接風酒時，王國斌還是滿臉燦爛的笑，說給他的是一張改判書，抓得對放得也對，關幾年就算判幾年，算是刑滿釋放。但勞改過的王國斌出獄後卻不愛勞動了，他跑碼頭賣藝，其實是在賣假藥。
多年後的某一天，我那剛上初中的兒子放學回來問我：「你的耳朵啥時候掉進了一顆豌豆，在醫院都取不出來？」我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兒子告訴我，他放學時經過廣場，人群中有個中年男人在唱歌，唱得真好，人就越圍越多。這人就開始賣藥了，那藥能治很多病，他還舉例說：寫什麼什麼的本市作家謝聲顯，大家都知道吧？謝作家前幾天耳朵里掉進了一顆豌豆，怎麼也弄不出來，後來受潮膨脹了。到醫院去，要動手術。謝作家怕挨那一刀，找到我，我只給他耳內點了一滴藥水，豌豆就滾出來了。謝作家很感激，要寫文章介紹我這祖傳秘方……
我仔細問了那唱歌賣藥者的長相，只好搖頭一笑，對兒子說：「是龜兒王國斌。」
後來還聽朋友講，在外省的碼頭上見到過王國斌，穿一身軍裝，佩中校軍銜，領幾個穿軍服的青年男女，操一口普通話在賣藥，聲稱賣的是些「軍事科研新成果」，能治百病的藥丸子。我想他那軍服和丸藥肯定都是假冒偽劣。
再後來就聽說他突發急病死了，丟下了年輕的妻和年幼的兒子。寫到這裏，我腦海中又浮現出他那燦爛的笑臉，即使在蒙冤服刑時，他也能用這樣的笑容面對苦難。王國斌不管從生理還是心理，都是一個強壯的人，卻那麼早就死了！
他去世時還不到五十歲。
（選自《溫故》（之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