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歷史課本中學到的許多「變法」，大多是以正面形象出現的。比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等等。但事實的確如此嗎？
作為中國古代最早變法之一的商鞅變法，是秦國崛起的根本，其成功的要訣是什麼？
總結起來就8個字：「強君弱民，舉國耕戰」。其中的軍功制、保甲制、連坐制、郡縣制，無不印證了這一點。它的核心目的只有兩個：
1，加強君主集權。廢除貴族分封制對君權的限制。
2，鉗制思想、限制行為。最大程度地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馭民五術）。使百姓從思想和行動上都無從反抗，讓整個國家變成一台高速運轉的戰爭機器。
如此一來，不斷擴張就成為國家發展的主要動力，帝王的野心也得到了充分地滿足。
在集商鞅思想大成的《商君書》中，去強、弱民的篇章歷歷在目。這本書也因此成為2000多年前的民間禁書。
為了推行變法，恐嚇百姓，商鞅最多一天僅在渭水邊就殺了700多名反對者（渭水大刑）。
恐懼的氣氛在當時的秦國迅速蔓延，老百姓噤若寒蟬，生怕一不小心說錯話做錯事，落得殺頭之罪。在強權的高壓下苟且，是活着的唯一辦法。
事實上，這種治國理念與現代法西斯軍國主義有着異曲同工之處。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希特拉治下的納粹德國，天皇治下的日本，莫不如是：
他們洗腦民眾，灌輸極端愛國思想，奉行徹底的先軍主義，對外侵略性極強。可一旦國家資源不足以支持戰爭時，內憂外患就會接踵而來，政權也轟然倒塌。
秦國也不外乎如此。畸形的治國理念，註定秦朝會成為短命王朝，二世而終。
另外，從辯證角度看，秦朝的統一，很可能是中國歷史的一次大退步！
先拋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當時的諸侯國，為何不效法秦國，「師秦長技以制秦」呢？
因為六國在野蠻與文明之間，選擇了後者。作為華夏文明根基的「貴族分封制」和「禮樂文化」，本身就與軍國主義格格不入。
分封制之所以奠定了周王朝800年國運，核心要義有兩點：
1，文人治國思維。文明在擴張過程中，除了靠刀槍劍棒，還靠先進的農耕文明和禮樂文化去征服蠻夷。說直白點：蘿蔔加大棒，更容易讓人接受。單純的暴力，百姓遲早要反。
2，地方自治和權力的分割。貴族分封制將國家權力層層分割，對君權產生極大的限制。形成多個互相牽制的權力中心。這也成為了諸侯競爭、人才流動、新思想迸發的根本所在。
所以，那個時候的齊、楚、趙、燕、韓、魏，根本就看不起秦國，並蔑稱其為「虎狼之國」。
在《戰國策·趙策三》中，有這樣一段關於齊國謀士魯仲連的描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
意思就是：「秦國是一個拋棄禮義，專事侵略的國家。他們用手段對付知識分子，視百姓如奴隸。如果秦國稱帝，把制度推廣到天下。我魯仲連就算是跳入東海自殺，也絕不做他的順民。」
這也正是「仲連蹈海」和「義不帝秦」兩則成語的來源。成為後世國人反抗強權、絕不苟且的代稱。
人民的眼光也是雪亮的。
在戰國時代，思想自由，民眾亦可自由遷徙。他們的定居選擇，也最能說明實際好惡。
在《商君書》徠民中有一段描述：秦王感慨自己的國土廣袤，卻地廣人稀，而韓、趙、魏三國雖國土狹小，卻百姓眾多。他不得其解，於是問大臣。
得到的回答是：「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意思就是：大家之所以不願意西行來秦國定居，是因為知道這裏的文人和百姓都過得很悽苦。
所以說，商鞅變法所造就的巍峨大秦，早在戰國時代就被所有人鄙視了。後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也成為推翻秦王朝的第一塊骨牌。
現如今，很多人談論起秦朝，總是大肆吹捧，無外乎這幾點：
1，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統一王朝。
2，統一了文字、貨幣、度量衡。
3，開疆拓土，修築長城，增強了國防能力。
這無非是根植在思想深處的「大一統思想」，回首「祖朝」帶來的循環論證罷了。它與我們的實際生活體驗、人格的塑造，全無任何關係。所以，秦朝最大的「功績」，其實是「教化」萬民，直至今天都在深刻影響着這片土地上的人民。
實際上，中華文化真正的瑰寶，智慧的結晶，百家爭鳴中誕生的孔孟之道，以及無數文人一再倡導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謙讓，忠孝廉恥勇」，無不是發端於「大一統」之前的春秋戰國時期。
尤其先秦時代的墨子力主兼愛、非攻、尚賢、尚同，於先秦諸子中，為救世最切者。但被秦後世代家天下的專制所湮寂。國父在《民報》創刊號中，特把墨子推崇為平等」、「博愛」中國宗師。這些才我們的傳承。
可悲的是，在群氓成為常態的當今社會，它們幾乎快被國人丟光了。
秦朝的統一，的確是歷史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