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後的兩年內，易小米換了14份工作。
她形容自己就像一片隨水漂流的葉子，「不是在換工作投簡歷就是在攢經歷的路上」——被要求對領導微笑、員工宿舍是串串房、酒桌文化、惡劣的二手煙環境……
像她一樣，頻繁辭職的年輕人們各有各的「燃點」。社交媒體上把他們稱作「萬辭王」勇士。
某種意義上，頻繁辭職是這些年輕人對抗「有毒」職場環境的方式。
但在數次裸辭背後，並不是00後整頓職場的「大爽文」，他們成了HR篩選簡歷時重點篩掉的對象，在就業與生活壓力下，他們也逐漸懷疑自己、渴望穩定，開始妥協，但仍然保持着一些不願改變的原則。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李蓉蓉的聲音一遍比一遍高，「就是這樣，每天跳完抓錢舞后喊這個口號，還要注意微笑，有一次喊完之後，我師傅和我說，你沒有微笑。」她回憶，自己回懟：「你管東管西，還要管我微笑，還不教業務，你們要幹嘛？」她總結，這根本不是一家英語培訓機構，「就是狗屁傳銷。」
這是李蓉蓉畢業後的第二份工作。她喊了五天的口號，跳了五天的抓錢舞，辭職了。
她本科專業是流行演唱，由於缺乏實習經驗，在畢業後「把姿態放得很低」，進入了這家英語機構做招生老師。但讓她詫異的是，她除了要做地推之外，還需要做課堂助教，甚至在需要的時候，她還要變身禮儀小姐，反覆演說，「四歲是小孩學習英語的黃金時期」。
按照公司的流程，發傳單請家長到機構之後，員工需要分為兩波：一波人負責給家長「洗腦」；另一波人負責給小孩上課，讓他們在一節課之內學會唱英文歌，好給家長表演。而助教主要是負責維持課堂秩序。
「有個小朋友，沒有hold住他，他就東跑西跑，把道具弄壞了。」負責上課的老師當場對她發飆。李蓉蓉解釋，這些老師壓力很大，他們要在一節課之內讓孩子上台，成功表現出唱唱跳跳。無端承受了老師轉嫁的壓力和主管不分青紅皂白的謾罵，李蓉蓉「直接摔桌子就走了」。
她在出租車上崩潰大哭，而在這次離職後，她又離職了七次，其中只有一份工作交了五險一金。李蓉蓉說，她是二本畢業生，流行演唱能選擇的工作種類本來就少。在成都還得租房上班，只能靠兼職點唱維持基本生活。
江蘇淮安某招聘會現場。圖源東方IC
最曲折的是一家互聯網公司。招聘平台上標註的工資是月薪八千，然而在面試時變成了本科生底薪2800元，專科生2200元。由於實在找不到其他工作，她決定「將個爛就」。
公司主要負責抖音投流，然而三天的培訓只介紹了公司的發展歷程，她不知道任何銷售的話術，如果在上班時間學習，還會被認定是「摸魚」。原本做銷售壓力就大，主管還對她動輒謾罵，她實在忍受不了，「你給我開兩萬可以不尊重我，一個月給我開2800塊還想不尊重我？」當主管再一次罵髒話時，她提出了離職。
離職後，她向信任的HR吐露自己離職的原因，還給HR看了自己和另一位同事的交流記錄。沒想到同事被處罰了——公司規定不允許同事之間私下加微信，需要報備，否則統一認為在傳播公司有關的負面內容。
她還入職過一家朋友推薦的公司做財務，負責在群里發紅包來結算日薪。她有五個地推群，每個群要發幾百個紅包。
有一次，由於後台手機不夠，輪到她使用已經接近下班時間，群裏面就有人催罵她不發紅包。她嘗試向領導求助，請求加派人手，領導直接發火「你做不了就別做」，這讓李蓉蓉火冒三丈，在群里開始發飆，「你瞎嗎？你今天別找我發工資！」
這次之後，李蓉蓉第七次離職了。
像李蓉蓉這樣短時間內離職多次的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被稱作「萬辭王」。他們像蜂鳥一樣，振動翅膀懸在空中，頻繁移動，快速逃離，沒有一個穩定落腳點，始終在飛翔。
在網友眼中，他們是離職的勇士，是勇敢和自由的代名詞，勇於對不良職場文化「say no」，不爽就不幹了。
離職次數與李蓉蓉不相上下的易小米不善於爆發正面衝突，總是默默崩潰。她曾做過海外銷售，上班的第一天，她就受不了了：工作地點在田裏，她穿着熒光綠的工作服，感覺在出演《種地吧！少年》。
因為要進廠輪崗，易小米暫時接受了。但她又發現宿舍是充滿甲醛的「串串房」，而且，廁所里還有沒被清潔乾淨的尿漬，她回憶，自己當時默默刷着尿漬，突然暫停了動作，問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一切？」
當天凌晨，她就打車跑了。崩潰的不只是生活環境，還有窒息的職場環境。易小米的另一份工作也是「閃辭」，入職第一天，她就發現工作量巨大，到了下班時間，辦公室詭異的安靜，沒人走，周圍的同事自動拿出泡麵吃。
第二天她正式上班前，工作群里就傳了30多個等待她處理的表格，她決定中午就提離職跑路。她還有三次離職都是相同的原因——受不了二手煙，也忍受不了建立在吸煙基礎上的辦公室文化，「進門第一件事就散一圈煙。」
去年剛畢業的付淼也碰到過「烏煙瘴氣」的辦公室，除此之外，她的離職原因還有領導開黃腔。
在網絡上，這些年輕人分享自己的離職經驗。他們也知道選擇伴隨着代價：沒有家庭助力，為了維持生活，就算跳槽也必須得「無縫銜接」；即使住在家裏，也面臨着被指責「啃老」的壓力。在他們看來，選擇一條與主流背道而馳的道路，沒有參照的標準，註定充滿了孤獨和自我拷問。
在一次又一次的跳槽中，他們也逐漸不相信自己了。付淼和李蓉蓉在一次又一次的面試中懷疑自己的能力，易小米甚至嘗試了心理諮詢，她問醫生，「我是不是有病？」
畢業前，易小米沒想過自己會在一年內換7份工作。她本科是英語專業，為了好就業，她選擇了法學作為第二學位。後來考研考了三次，最後一次，她通過了初試，卻決定放棄複試。
那源自於一場電影院的巧遇。寒假的某一天，易小米本想趁凌晨看一場一個人的電影，結果遇到了一個聊得投機的女孩，聊到學校和工作，對方是一位正在從事銷售工作的大專畢業生。
「我發現她很快樂」，易小米說，對方頻繁跳槽，最後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工作。相比下來，自己才備考完，身心俱疲，普通的生活被過得「稀巴爛」，「就像一隻從下水道跑出來的老鼠」。
她開始反思，為什麼同樣的社會環境，在優績主義「不讀研就找不到工作」的對立面，對方卻過得那麼快樂？易小米開始思考別的可能性，甚至嘗試和許久未聯繫的朋友重新聯繫，看看不同專業的大家都在做什麼。
她嘗試做過法學相關的實習：律師助理、公司法務、書記員，在一家大公司做法務的時候，她突然感覺「對大公司沒有任何興趣。」職業光環每一天都在祛魅，留下最原始的一個問題——我到底適合什麼工作？
她想尋找答案。從教育機構的電話銷售開始，她發現自己不排斥和人交流，其他人覺得打電話很痛苦，但她一個上午就打完50個，同時還保持着良好的心態，「有些人會罵你，我覺得無所謂，他們沒看到你本人」。後來她又陸續嘗試過占卜師、跨境電商運營、模特翻譯、自媒體等工作，實在沒錢了，她就去當英語老師賺一筆。
她曾把自己放棄考研複試的經歷分享在社交平台上，沒想到私信里湧來大量辱罵，「考不上研是自己廢物」、「你的人生已經完蛋了」等等，對她衝擊巨大，有時候早上起床，「感覺面前就出現『廢物』兩個大字」，後來她直接註銷了賬號。
還有段時間，她突然愛上了吃麥辣雞翅，想知道麥當勞的後廚干不乾淨；再加上當時她每天都有面試，老是失眠，想乾脆直接去找個體力活，就去麥當勞做小時工。
易小米在麥當勞後廚洗盤子。講述者供圖
當時易小米的搭檔是個聾啞人，她用備忘錄和對方搭訕。同事很好奇她為什麼來這裏工作，「你們正常本科生有手有腳的，聽得見、也能說話為什麼找不到工作？是不是你們的要求太高了？」
「很多人會以世俗評價工作的體面，一定要高薪、穩定，一定要在辦公室里、一定要SOP（標準作業程序）。」易小米說。
對於這些頻繁辭職的年輕人來說，某種意義上一直在被「推着走」。付淼在選專業時，就在父母的指揮下報了工商管理，母親又讓她考了初級會計師資格證。畢業後她逐漸發現，會計幾乎不招沒有經驗的人，也不招非會計專業的，她唯一一次相關工作是在一個劇本殺公司做會計，業餘時間還要做dm（劇本殺主持人）。
她換了四五份工作，回顧自己的心態轉變：畢業前，她從未考慮過考公或者考研，覺得總能找到滿意的工作，「心高氣傲」；但在畢業之後，「被社會毒打」。
和其他人相比，付淼對工作的要求略顯簡單：如果月薪七千以上，都可以忍；如果七千以下，那麼希望工作稍微清閒、領導合一點磁場，最重要是，廁所一定要乾淨。
她經歷了不少面試，有的HR根本沒有看過她的簡歷，還有的HR說，你的工作經歷和我們崗位不符合。付淼心想，你覺得不符合把我叫來幹嘛？她最終還是決定考編，「至少考上了，不會被辭退」。
相比付淼的選擇，李蓉蓉只能確定自己不想放棄唱歌。她現在仍在做點唱的兼職直播。她形容和自己一樣頻繁跳槽的人「看似有很多選擇，其實沒有選擇」，「不清楚自己要什麼」。
她說，和她一樣畢業於二本院校的，如果家庭沒有助力和資源、專業含金量不夠，時間成本也決定了沒法長時間考研考公，必須得工作養活自己，還不如趕快出來闖蕩掙錢——但做服務員、做外賣、跑滴滴、當客服，又不甘心，既想要體面和相對高薪，還想能持續發展或者穩定，這些客觀條件限制了選擇。
易小米擺攤賣農副產品。講述者供圖
換了14份工作，易小米至今都沒有發現對某種工作的熱愛，或者說，能忍受某份工作持續干很久。朋友們稱她為「職業體驗師」，一開始她對這個評價還挺開心；但久而久之，焦慮就浮現了。她分析，問題的本質在於「我對自己的社會化沒信心」。
事實上，對於業內人士而言，頻繁換工作的年輕人，首先就不符合招聘中最重要的一項指標——穩定性。Julie在廣州某製造業外企做了11年HR，根據她的工作經驗，10年內3份工作，5年內1-2份工作是穩定的平均值，一旦超過這種跳槽頻率的簡歷，她就會格外警惕。
她也發現符合標準的，能夠篩選進企業的人越來越少了：一方面，就業形勢緊張，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Julie覺得，現在這一代年輕人的成長環境、教育環境是「尊重自我，鼓勵自由」的。就她工作的公司而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製造業的企業精神，要求「服從性」，某種意義上兩者是衝突的。
「對於他們而言，可替代性太高了。我不做這個，可以做微商，可以選擇其他的，時間不是很高成本的東西，不開心就走了。」在國企工作20年的謝鴻也是這樣判斷的。企業選拔、用人都需要成本，如果跳槽太頻繁，會給公司運轉帶來壓力。
「萬辭王」們對此也有着敏銳的感知，因此他們有着不同版本的簡歷，還會將相似的經歷「合併同類項」。例如易小米就有兩個版本的簡歷，一個版本用於投遞英文類、銷售類；另一個版本用於投遞法學類。
但謝鴻還是覺得，不該武斷地給年輕人貼上「愛跳槽」或者「整頓職場」的標籤，「每一代人的生存壓力、價值觀念和時代背景都不同，可能年輕人不太願意遷就和自己價值觀相衝的事物」。他說，有的小企業，遇到老闆利益不相符的，就愛給應聘者貼標籤；優秀的企業雖然有自己的選拔標準，但也不代表普世的價值觀。
Julie也承認，市場上的確存在着某些不規範的公司隱瞞自身情況，自身發展出現問題，仍然招聘員工來「湊人頭」，「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很難分辨『語言陷阱』，無法提前識別『有毒的職場環境』。」她說，有的企業可能一開始告訴你，會培訓給你提供一個成長的周期，其實一進來就要求你上手，他們會把這份工作用一些話術包裝得很光鮮亮麗，或者不提有關缺點。
而「萬辭王」出現的背後一方面是日漸惡劣的職場環境；另一方面是年輕人逐漸「覺醒」——職場濾鏡不過是華麗外衣下的虱子。
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人好奇：他們究竟為什麼這麼折騰？是不是太理想主義了？忍忍不就好了，人人都是這樣過來的。但他們的解釋更像務實主義：這份工作能給我帶來什麼？它的正向反饋是否能抵消那些二手煙、飯局、加班、溜須拍馬？除去濾鏡、旁人艷羨的眼光、父母的期待，我究竟想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圖源東方IC
謝鴻遇到過一個年輕人，三年換了12份工作。對方畢業於985院校，家裏是做生意的，個性很鮮明，通過校招進入國企之後，看不慣官僚、形式主義的東西，雙選階段還沒結束就換了三個單位，甚至交了保證金也照換不誤。他想換一個不加班的民營企業，後來發現這樣的要求找不到工作，只能勉強答應，但進去後發現也有各種讓他覺得「虛偽」的管理規定考核，幾個月就離開了。
幾番跳槽之後，這個年輕人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公司邀請謝鴻來做企業管理培訓，兩個人碰面，謝鴻問「你換了這麼多份工作都覺得有問題，有沒有可能你自己也有問題？」對方很坦然地承認，「我有問題，但不想改，這幾年就當作積累一點經驗」。
通常在進行員工談話時，謝鴻都會問一個問題，「你的理想（工作）是什麼？」
李蓉蓉的答案是，「不騙人不坑人不害人不割韭菜」。她喜歡明是非，有想法、格局大的領導。如果都沒有，待遇前景不錯的話她也可以忍受，但「如果這個領導瘋癲到影響到工作了」，讓她對這個部門都不相信了，她就會離職。
而易小米曾遇到過一位領導，40多歲時被「優化」離職，讓她明白，即使在行業做到頂尖也會有職業危機。「我覺得沒有人的目標是一輩子在職場裏幹下去。」她覺得人生的目標應該是在工作中學一點，然後自己單幹。她也很費解，在別人構造的評價體系里，扮演好自己的一個螺絲釘角色，是怎樣給個人帶來安全感的？
她調侃，自己的理想職業可能是愛豆——有粉絲的愛又有粉絲的錢。就算去簽售，粉絲也會好好對待盛裝打扮。
易小米在網上分享自己當「萬辭王」的經驗時，也有人指責她「本地人才有恃無恐」，她後來隱瞞了本地人、住在家裏的信息。她說，有人看到自己IP是浙江，就默認她是富裕家庭，覺得「你爸媽給你創造這個環境，你才可以折騰」。
偶爾她也會羨慕能夠遵循評價體系像機器一樣執行的人：比如她的大學舍友，現在已經在大廠做小領導了，她無法忍受對方公司上廁所都要規定時間；還有個同學平時特別注重保養，每天吃維生素，卻能忍受二手煙。
最近，易小米在一家羽毛球館做前台，學會了負責體育用品的銷售、推銷，甚至還學了急救。
「我之前都不知道，自動販賣機下面有一把鎖。」頻繁裸辭使得她開始催眠自己降低物慾，她繼續做兼職，擺攤、上門餵貓遛狗、當寫手。
李蓉蓉也換了工作，之前做銷售壓力太大，每天下班回來就哭；過年之前找不到合適工作，她就在一家網紅書店上班過渡，加上兼職，可以覆蓋基本生活支出。現實壓力也讓她「班味」重了很多，不得不繼續在困頓的生活中尋找出路，「這是唯一的辦法」，她說，「做好現在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