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本想封禪泰山，但被魏徵勸阻，認為不夠格。(Rooney Chen/路透社)
今年1月發生了兩件爭鋒相對的地緣政治較量：中共領導人習近平1月1日在《求是》雜誌發表文章，重申他的「東升西降」的戰略判斷。而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在卸任前的告別外交演說中表示，中國的經濟永遠不會超過美國。兩位領導發言代表兩種不同的人口預測和經濟敘事。
宋真宗封禪泰山
國家領導人大多希望留名青史，成就「秦皇漢武」那樣的霸業，這是基本的人性。泰山封禪是對君王文治武功的最高的榮譽獎。唐太宗李世民本想封禪泰山，但被魏徵勸阻，認為不夠格。
領導人盲目的雄心膨脹後果很嚴重。因此，北宋「聖相」李沆認為作為大臣，有義務「格人主之私」：「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就是說，我擔任宰相這個重要職位，只是遵循「祖宗之法」，而對朝廷內外各種富國強兵的忽悠建議，一概不予採納，這也算是我對國家做的一點微小的貢獻吧。宋真宗曾問他治理國家要重視什麼，他回答:「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就是不使用那些急於上進，不務實事，用「大詞」忽悠皇上幹大事的人。
李沆擔任宰相時，從來不向皇帝上密奏。他說，「諂媚之人的說話像忠心，狡詐之人說話像可信。」為了培養年輕的宋真宗形成憂患意識，他總是鄭重其事地向其報告「四方水旱盜賊」之事。參知政事（副宰相）王旦對此事頗有微詞，認為地方上的小事，不值得奏報天子，令其心煩意亂。李沆：「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李沆去世後，宋遼締結澶淵之盟，西夏也納款歸順，天下太平，宋真宗果然迷上了「禱祠之事」。各級官員為了討好皇帝，歌頌盛世，爭相虛報祥瑞，偽造天書，宋真宗大喜，改元「大中祥符」。在王欽若、丁謂等群臣竄掇、「勸進」下，上演「皇帝新衣」的鬧劇，宋真宗東封泰山、西祀汾陰，大興土木，廣建宮觀，勞民傷財。王旦親眼看見「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一國君臣如病狂然」，自己卻無法遏制，這才認識到李沆的先見之明，嘆息說：「李沆真是個聖人！」神聖的封禪泰山被庸俗化，後面的皇帝再也不敢封禪泰山了。
揣摩上意，錯誤解讀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和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的教授們類似宋真宗時期的王欽若、丁謂，善於揣摩上意，用沒有深厚學術功底的密奏迎合、忽悠決策層。比如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的胡鞍鋼吹噓其主編的《國情報告》「先後獲得黨和國家領導人批示百餘次，對國家重大決策產生持續影響」。胡鞍鋼在1980年代因為斷言中國人口上限，為計劃生育提供理論依據，而當選為國家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專家。2000年胡鞍鋼向中央提出「十五」計劃制定的建議：不能因老齡化改變現行計劃生育政策。
1990年代胡鞍鋼迎合中央領導希望強化中央財政的意願，及時推出《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建議實行分稅制改革，導致中央財政壓制地方財政，地方政府壓制家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從1990年的54%下降到2011年的40%（國際社會佔60-70%），政府不斷擴大、集權化，家庭越來越弱，出生暴跌（生育率從1990年的2.3降至2000年的1.22），單獨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產。
2011年胡鞍鋼出版《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預測203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2.0-2.2倍。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也毫不遜色，早在2005年，林毅夫就預測2030年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5倍，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甚至是美國的1.5-2倍（如果人民幣升值）。2008年林毅夫預測，由於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加上人民幣升值，到2030年中國的經濟將是美國的2.5倍。2010年盧鋒在美國紐交所舉辦的「2010年的中國經濟」論壇發言時，預測中國經濟在本世紀20年代初期就會超過美國。姚洋等人在2010年上書中央，認為「大象難藏身於樹後」，建議放棄韜光養晦的策略。
「東升西降」的戰略誤判
中國的經濟佔世界比例從1990年的1.6%提高到2012年的11%，同期相當於美國的比例從6%提高到52%。似乎印證了北大國發院和清華國情院的預測。於是，中國政府在2012年開始接受他們的「勸進」，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上提出「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2016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變成「四個自信」。
2013年，胡鞍鋼在《環球時報》撰文，指中國集體領導制明顯優於美國的總統制。2014年出版《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林毅夫、胡鞍鋼、王紹光、金一南、羅援、張維為、喬良等15位專家學者詮釋「三個自信」。張維為認為，應該探索和構建「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構建世界新秩序。
由於盲目自信，2015年、2016年成為中國歷史的拐點，在政治、經濟、輿論管控、司法、外交等各方面都全面倒退。
2017年4月，胡鞍鋼在「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第24期」上，在其以「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中國之路」為題的演講中，認為中國在經濟實力（2013年）、科技實力（2015年）、綜合國力（2012年）上已經完成對美國的超越。到2016年，這三大實力分別相當於美國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文化軟實力則加速趕超。
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在2015年、2017年預測，到2049年中國的經濟將是美國的3倍。端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碗，看着「經濟是美國兩三倍」的鍋，中共領導人豪氣沖天。2018年中央電視台播放《厲害了，我的國》。2020年爆發新冠疫情，中國官媒將清零政策宣傳為「制度優勢」。2021年中國的經濟達到美國的76%（2024年降至65%），超過美國似乎指日可待，於是中國領導層做出了「東升西降」的戰略誤判，「對內高壓，對外戰狼」。
西方的政要也被林毅夫、胡鞍鋼、李稻葵等人的預測所誤導，將中國這種老病貓當成氣勢洶洶的獅子。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國問題顧問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採信林毅夫、李稻葵等人的預測，在《百年馬拉松》中認為2030年、2049年中國的經濟將是美國的2倍、3倍，會將美國變為殖民地。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認為「東升」的中國和「西降」的美國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約翰·米爾斯海默認為「東升」的中國將挑戰美國的國際霸權，建議美國聯手俄羅斯遏制中國。於是美國兩黨罕見達成共識，將中國視為「主要挑戰與對手」，放棄美國長期奉行的對華「接觸」政策，轉而採取以強硬為基調的對華戰略競爭政策。
無視中國的人口危機
林毅夫、胡鞍鋼、李稻葵等人的經濟預測是建立在錯得離譜的人口數據基礎上的：中國的人口在2030年是美國的5倍，在2049年是美國的4倍。其實2030年、2049年中國人口將只是美國的3.5倍、2.7倍，尤其是年齡結構比美國的差。
我在2007年版、2013年版《大國空巢》從人口結構角度預測中國的經濟超不過美國。2016年我將此結論告訴《紐約時報》，試圖緩解美中戰略誤判，因為當時連被中共官方稱為「知華派」的蘭普頓（David M. Lampton，曾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也意識到美中關係到了臨界點，對可能出現長期戰略分離的風險表示擔憂。但當時中國媒體充斥着對中國模式的狂熱宣傳。國家衛計委以「唱衰中國人口和經濟」為由說服有關部門，將我列入官方黑名單。
2019年1月4日我在《南華早報》發表《比日本更糟：中國的人口危機將如何毀滅其經濟夢想》。2020年拜登當選總統後，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美國對華政策的未來-對拜登政府的建議》，其中奧巴馬總統的亞洲事務首席顧問 Jeffrey Bader在對該書的概要介紹中，所引唯一文獻是我的這篇文章。拜登總統後面的一些關於中國人口危機對經濟影響的講話，其實也是引用我發表在Project Syndicate上面的文章。
